百年清华

王 强（１９７８级）

在母校读博士时当了２年本科生班主任，现在深圳清华又一次做班主任，而且升级为给研究生做班主任，想想也是很有意思。

做大学生班主任的时候，我将自己的教育思路在这个班进行实施，收到极好的效果。

班上每个学生的生日我都有数，在他们过生日的当天或提前一两天，我都会送他们一本人文社科方面的书作为生日礼物，并在前面写上“祝你生日快乐”，签上我的名字。虽然一本书不值几个钱，但是学生在拿到的时候总是流露出惊喜的神色，毕竟这是老师记得学生生日的表示，说明老师在关心他。

遇到学生生病，我马上打车送他到北医三院急诊生怕是大病，或者小病拖成大病。毕竟学生家长不在身边，我就需要像其父母一样照顾学生。２年时间至少送了３次学生去医院。后来一次我出差不在学校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同学得了急性肠炎，班上同学齐心合力一起送他到医院，轮流值班陪护，直到他平安回来。我出差回来后非常欣慰：这些孩子学会关心他人、照顾他人了。

我从未要求他们的成绩、名次要达到什么水平，而是反复对学生说，希望他们每人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学习能力，成绩是多少就是多少，如果尽了自己的全力，哪怕是最后一名也不必懊恼。当然，每次大的考试（期中、期末考试）以后，我会要求全班同学按照顺序来找我谈话，每个人半小时时间，我根据他们各科的成绩，帮助他们提一些学习方法上的建议，主要还是鼓励他们的士气，特别是对那些名次在后面的学生，花费的时间更长一些。

有一个周末我还没有起床，班上一个同学来找我。原来他期中考试一门课程不及格，精神压力很大。我一直与他谈到中午１２点，从各个角度缓解他的精神压力，告诉他不妨把目标降低——每门课程都及格的目标并不难实现，只要顺利毕业，谁会追究你大学时有几门课程不及格哪？班上３０个同学，考试时总会有不及格的，假如你不是在清华而是在一个一般大学读书，很可能你还是班上第一哪！你是愿意在清华做倒数第一还是去其他学校做第一？各有利弊。只要把自己的潜力全部挖掘出来，问心无愧，哪怕就是班上倒数第一也不怕。他离开的时候说：“王老师，我有信心了！”果然，精神压力释放以后，他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不及格的情况，在班上的名次一直位于中间偏上，顺利毕业了。

平时，每星期我都要花７至８小时的时间在学生宿舍与他们聊天，他们对我也很信任，遇到什么困难都找我帮助解决。连女生之间发生矛盾也找我排解，我给她们说上半小时，事情也就消失了。但是如果不劝说安抚，几乎要闹到换宿舍的地步。

一次晚上在学生宿舍与他们聊天，知道最近的高等数学考试居然有１／３不及格的情况，还不仅是我带的这个班，几乎是各个班的普遍情况。我仔细询问分析后，发现高等数学的习题课效果不好，大班上课，数学老师讲授的速度过快，学生还没有理解掌握这道题，他已经开始讲解下一题了，结果就是根本没有达到习题课的目的——把习题全都弄懂。于是我就建议班上同学自己每周举办一次“自己的习题课”，采取“学习型组织”的方式，互相当老师，自己教自己，谁会做某题谁就主动上黑板讲给全班同学听，这样就把所有的习题都搞明白了。后来不仅数学课考试成绩高，几乎每门课程成绩，这个班的平均分数每次都比其他班的平均分数高出４－５分。因为他们把其他课程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都拿到班级自己的习题课上讨论研究，依靠集体的力量解决，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集体向心力。有这样的精神，有什么课程学不好呢。

我还想出一招：举办“学习方法主题班会”，要求每个同学都必须事先准备好发言稿，并事先经过我审阅修改，然后在班会上介绍各自的好的学习经验、学习方法，达到经验、方法共享的效果。去年我写的一本书今年准备出版，原来我起的名字叫《学习型学校》，出版社的总编辑不理解，说学校本来就是学习的，哪里会有“非学习型的学校”？我只好把书名改为《学校管理创新》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学习型学校，很多学校都是老师单方向给学生灌输知识、没有双向互动，学生各自独立学习、互相没有讨论分享，老师之间也很少分享、沟通，我觉得这些学校都不是“学习型学校”，只能算“工厂型学校”，流水线一样生产知识产品——学生，而没有把学生当作有个性的活人。仅仅把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就万事大吉，忘记了学校最主要的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制造掌握知识的机器人。

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做班主任的时候，我在学生的班会上引导学生讨论人权问题，让他们学习法国“巴黎公社”宣言，《人权宣言》，美国大革命时的《独立宣言》。当时他们在讨论大学生张华为救掏粪工人而牺牲是否值得，但是却没有一个讨论的正确出发点，快要按照经济价值去讨论了。那样的话，国家和其父母花费大量资源培养的大学生的生命价值当然要高于一个五六十岁、没有知识的掏粪工人的价值了。但是我告诉学生：按照人权理论，人的“生命权”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认为张华的牺牲是值得的。要知道，那个时候“人权”、“人道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提人权是犯忌讳的。但是，我觉得不能眼看着学生拿经济价值观点衡量人的生命价值，给他们留下一个错误的结论。现在，人权终于被写进了我国《宪法》，我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讲人权而不需要提心吊胆了。

我当班主任的这个班学生，主动去附近敬老院陪老人聊天，为老人服务，例如打扫卫生等。他们主动向社会奉献爱心。这是我觉得最自豪的地方。可能是因为班级内部的友爱太满，就溢出来、扩散进入周边社会了吧。

电７２班获得了清华大学优秀班集体、甲级团支部、优良学风班的称号。我荣幸地在清华大学第１４次“教书育人”研讨会上最后一个做大会发言，是与会代表中惟一的学生——当时我是一边读博士一边当班主任老师的，属于“助管”。代表们不是学校校长、书记，就是院系领导、教授、博导，就我的身份属于边缘——实际是学生身份，但因为当了班主任，又是以老师的角色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