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的求学路

2008-08-25 |

管晓宏 *1977级自动化)

1988826,我乘坐北京飞往纽约的中国民航CA981航班,在轰鸣声中翱翔蓝天。望着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我思绪万千。这是我人生旅途中第三次选择求学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和教育体制,我忐忑不安,无法预知迎接我的是坦途还是遍地蒺藜,更无法预知我是圆满完成学业,载誉归来,或是被淘汰出局,落荒而逃。我闭目沉思,回想已经走过的两次求学之路。

管晓宏教授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在那动荡的年代里,我一出生就被打上了注定今生要经历坎坷的政治烙印。我刚上小学五年级就赶上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大学前的学业基本就此中止。

19709月,带着启老师送给我的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不满15岁的我随公社的民工队(当时称支建队),走进了深山中的三线建设公司,当了一名民工,那时我挖过地下管道沟,搬运过氧气瓶,绑过脚手架,在高耸的天车梁上不知危险地爬高上低……

由于音乐上的一点才能,我成了冶金部第十冶金建设公司宣传队的笛手,到省军区参加调演。正是因为这小小的特长,从1971年初开始,我成为了一名正式工人。

进工厂之前,我虽然在农村小学附设的初中班里读了一年半的初中,但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几乎没有学到任何数理化知识,语文也只是学写大批判稿。然而,知识的重要性让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小工人深刻感觉到了。大型木制品需要各种几何计算,技术人员忙不过来,我们班组的工人不会,就只能在篮球场上一比一放线。当好一个钳工、车工要会三角函数计算、金属切削原理和齿轮减速比计算,设计制作工具夹等等,没有知识就当不了好工人。我从师傅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上世纪50年代自学成才的倪志福、李瑞环、王崇伦等劳动模范的事迹。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自学成才。我从文革前上过中学的“老三届”同事那里借来了初中和高中数理化课本,第一次踏上了漫漫的求学路。

1973年,大学招生要通过一个简单的文化课考试,我的一丝希望在张铁生的白卷和随之而来的反潮流运动面前破灭了。我终于明白现有的招生制度不改变,要想上大学是不可能的。这更促使我要争一口气,下定决心,自学完成大学学业。

197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大学招生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的梦想终于有可能实现了。我参加了197712月举行的“文革”之后的第一届高考。

1978年春节前两天,我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一志愿被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工业自动化专业录取,我激动地彻夜未眠,高兴之余,也感到诚惶诚恐,不知道我这样自学入门的新生,是否能适应清华的学习生活。开学典礼上,校领导的一番话让我们感到既兴奋又凝重:“清华大学是重点中的重点,同学们能入学,是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重大举措的结果。周总理在1964年首都大学生毕业典礼上告诫大学生们,大学生在同龄人中的比例很小很小,要牢记责任。你们能入清华大学更是千里挑一,千万不要忘记全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小工人,成为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不会忘记望着我们的十亿双眼睛。

在清华的日日夜夜,我们77级的同学学习十分刻苦,因为我们中间有同我相似经历的同学太多了,大家都百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记得当时学校关心我们的健康,为了让我们早些就寝,晚上11点后教学和学生生活区实行灯火管制。但同学们学习非常用功,为了能在仅有的一个通宵教室里继续学习,每天都争先恐后地去占座位。当时同学中最引以为骄傲的事就是在一门课开课之前,自学通过免修考试,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就有免修高等数学、英语,甚至量子力学的。我也应用上大学前和假期自学的知识,通过了机械制图和复变函数的免修考试。

我上大学前没有学过外语,到清华后基本上是从ABC开始。为了学好外语,我像很多同学一样下了大功夫,连在食堂排队的时间都在背单词,本科毕业时英语水平居然大有长进,后来积极参与清华大学研究生英语俱乐部的创办,代表学校参加校际英语竞赛,在中央电视台《星期日英语》期刊上发表了文章,接受了该节目的英语采访。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后,我更是加倍努力学习和工作,在国内较早开展了网络系统研究,与同学合作开发了基于网络的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得到了导师和同行的高度赞赏。

在清华园四年半的本科和两年半的硕士研究生学习中,我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开展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为我今后各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我获得了自动化专业控制理论与应用学科的硕士学位。毕业后我主动要求回到大西北工作,到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任教。在西安交通大学3年工作期间,我一方面继续网络控制系统的研究,同时担任研究生课的教学,并任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届教改班的班主任。我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做同学的思想工作,积极为这些成绩突出的同学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还被评为优秀班主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教事业百废待兴,学习并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既是国家的国策,也是每一位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心愿。在工作中我很快觉察到,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我的基础已经不够了,必须进一步提高。由于文革的耽误,我这时候已经过了“人过三十不学艺”的年龄,但我再一次下决心求学,从头开始。在出国大潮中,我考了托福,获得了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电机与系统工程系的全额奖学金,自费公派赴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口袋里装上按规定换的50美元和借来的20美元,登上了北京飞往纽约的航班,踏上了我的第三次求学之路。

不安之中,航班在旧金山降落,通过海关进入美国,接着又起飞降落纽约。我花17美元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住了一夜,花23美元乘灰狗长途汽车到哈特福德,再换校车到了康涅狄格大学校园,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口袋里就剩下一美元了。

大洋彼岸的美国,经济、科教、文化高度发达,既是积极求学者的圣地,又是放浪行骸者的天堂,更是考验新来者的战场。中国留学生一般除了要完成自己的学业,还要担任教学和科研助理的工作。到学校一周以后,我接受的第一个考验就是为本科生上辅导课。虽然我在国内讲过课,自认为英语也不错,但在课堂上学生一提问我就发懵了,许多问题我都听不懂。经过难堪的困惑、艰辛的苦练,再向美国同学请教,我才渐渐适应了教学工作。

  在国外我深知,同自己前两次求学一样,出国求学的机会更是来之不易,决不能让宝贵的时间在异国他乡白白流失。只有靠自己勤奋好学,刻苦努力,才能在来自全世界的优秀学子中脱颖而出。在美国学习期间,我经常夜以继日地学习和探索,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是经常的事情。有一次,一位为了校园发生的盗窃案而深夜奔忙的女警察,看到实验室亮着灯,一连几天走进来盘查,看到我在伏案工作,赞叹不已。她对我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工作真刻苦,了不起!

上世纪80年代末,中美之间国力的差距是巨大的,留学生们从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初到美国,单是能在自己住的公寓中洗上热水澡,就感觉比国内优越无比。来美不到一年,我就用积攒的奖学金买了一辆二手汽车,我妻子和儿子也来美同我团聚。学习和工作是紧张的,但生活同国内小讲师的条件相比又是舒适的。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风景如画,是北美最漂亮的地区之一,每年秋季整个地区就像是淹没在北京的香山红叶之中。在这巨大的反差下,有的同学放松了,失去了目标。而我在求学路上的经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不能忘记国内的父老乡亲,不能忘记培养了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和锻炼了我的西安交通大学。

我的祖籍是四川,记得到纽约的中国城买菜,看到当时国内很难买到的上等四川榨菜丝只卖65美分一罐,曾对国内的同事感叹,四川的乡亲要卖多少罐榨菜才能供养一个公费留学生! 我的博士论文以美国东北部最大的电力公司----东北电力公司为背景,研究水电、火电、抽水蓄能机组的优化调度方法和电力公司间购电决策的协调。这个课题最初只得到了东北电力公司6个月的资助,靠着清华7年的科学训练和西安交大3年的科研经验,我很快进入了状态,不到两个月就从公司几英尺厚的程序清单中,找出改造现有方法的关键。我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置换了现有程序的“心脏”,取得了重大成果。我们的方法在NU公司的生产和管理中,每年带来了数百万至上千万美元的经济效益,我在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引起了世界同行的重视。为此,我的导师、著名华裔科学家陆宝森教授给予高度评价,说我“在项目中起了关键作用”,为我感到自豪。

19933月,我以优异成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导师的推荐信中对我的评价是“该系成立15年来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毕业之际,我赶上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的衰退,公司和机关掀起一片裁员潮。但由于我博士期间的工作表现和导师强力推荐,毕业以后,我受聘于美国当时最大的电力公司PG&E,任高级顾问工程师。随后,美国的经济好转,能源和电力工业解除管制实行市场化,我从事的研究十分热门,工资见涨,各种机会接踵而来,有几家公司给我打电话要我加盟,待遇从优,我又面临了人生的重要选择。

其实在学成回国的问题上,我的态度始终如一,选择并不困难。我到美国是第三次求学。美国科研条件虽好,工资虽高,但毕竟不是祖国。在美国无论取得多少成就,但感觉总是在打工。在许多美国公司中,中国人头顶上的“玻璃天花板”虽然看不见,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开始成为最有活力的世界经济中心之一。国内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人能把个人的命运同这变化相连,有机会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这样的机会连许多美国人都感到羡慕。

19957月,我辞去了美国的职位,回到了西安交通大学工作。回国之前,我给蒋德明校长写了一封信,表明我即将学成回国服务,为学校的建设贡献力量。我几乎没有向学校提出任何要求,就携全家回到了学校。

正如我预料,回国之路也非坦途,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首先,我要面对许多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冷嘲热讽。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海归派”一说,有人悄悄打听我是不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连我们学校的人事部门都不相信我为什么没有提任何条件就全家回国了,当得知我回国前出了点车祸,要推迟2个月启程,就怀疑我是不是因为车祸残疾了才回国,并郑重其事到我原来的研究所调查,直到老所长亲自带我到人事部门报到,见到我本人才相信我没有残疾。由于半信半疑,学校人事部门没有为我们全家安排好住房,只好先住父母家。刚刚回到西安就赶上了多年不遇的西安地区大旱缺水,每天只能定时接一点单位的消防车拉来的水。按照学校当时的规定,我出国前是讲师,只能再从讲师开始。所以我又拿了半年每月300多元的讲师工资,直到重新评定职称。

儿子从小在美国长大,汉语跟不上,插班进学校的附小也成了问题。为了孩子的教育,一年多后,我妻子一个人带孩子再次出国,准备等孩子上了大学后再回国。我的家庭就此分居,每年只在假期中团聚几次。国内当时的科研条件还比较差,科研经费一时无法落实,工作也无法全面开展。

工作和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反差没有让我泄气。我知道要第二次创业,就要克服种种困难。有了三次求学经历中的种种艰难困苦,没有困难不能克服。我没有“海归”的架子,与老中青各个层次上的同事们共同奋斗,紧密合作,建实验室,建网络系统,筹办国际学术会议,从头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

艰苦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本人和我领导的课题组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等重要科研课题,在系统优化与调度、电力市场下综合资源竞标、市场预测、同构资源调度新方法、资源调度策略可实现性及能量交付能力、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研究成果,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并被大量引用,受邀在国际会议上做大会报告,申请了2项国家发明专利,成果转化和产品化的工作也正在进行。

我获得了美国李氏基金杰出成就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1997年我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999年被任命为制造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0年受聘“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同时,我还担任了国际著名期刊Automatica的编委和国内其它一些期刊的编委。 我充分利用与国外同行、专家学者的联系,同哈佛大学、马塞诸萨大学、康涅狄格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1999年再次出国到哈佛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一年多。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何毓琦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声誉,我们课题组选送了二位年轻教师到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在何毓琦教授的建议下,我受邀担任了以他为首的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讲教授组成员、兼职教授、智能与网络化系统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求学和归国路终于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宽。求学路上的决心、毅力、努力和责任心是任何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得到的最宝贵的财富。面对人生的任何艰难险阻,我都要这样走下去。

* 作者现为我校自动化系主任

(原载《神舟学人》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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