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缪景瑚，1939～1942就读西南联大历史系，解放后任教复旦大学。

“七·七”芦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我随父母辗转流亡到西南各省避难。一九三九年，由南京金陵大学转学，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读书。我是慕名来到这所高校的。第一位认识的女同学就是陈蕴珍（后改名萧珊，成为巴金先生的爱人）。她是浙江宁波人，原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爱好文学，逐渐认识巴金先生，她称他为“李先生”。该年她已先我进入联大读书，那时我们都读历史系。大二年级时，必读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上课是在昆明文林街昆华南院的旧教室。皮先生是湖南籍人，讲课时带有浓厚的长沙口音，声音宏亮，讲课很有条理。由于同学较多，而课桌较少，我们常常事先用笔记本占领课桌，以便听课时好好记笔记。这样我与蕴珍、树藏（萧乾女友）渐渐熟悉。蕴珍小我一岁，她排行第三，我们称她“小三子”，后来她就取名萧珊。她有一副鹅蛋脸庞，乌黑的头发，一双杏眼炯炯有神。说话奶声奶气，带有江浙口音，待人和蔼宽容。当时她与树藏，刘北汜、萧荻共同租赁楼房，在钱局街金鸡巷四号居住（楼面三大间，东西两侧为卧室，中间为一客房），周末假日我也去她们住所探望聊天。一九四○年夏季李先生（巴金）由桂林来昆明探望萧珊，常在金鸡巷四号寓所与沈从文、李广田等几位教授会面团聚，畅谈国事，并同游西山，摄影留念。一九四二年暑假，我从联大毕业后，与蕴珍等告别。直到解放后我由家乡省立常熟中学调入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任教，才得知蕴珍与巴金早已结婚，她在上海作协工作。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文艺界教育界首当其冲，巴金先生受红卫兵冲击，并来复旦被批斗。萧珊也受牵连。为了保护她丈夫，她也受尽折磨。后来不幸得了癌症，于一九七二年八月病逝，可怜她短暂一生，仅活了五十二岁。

第二位女同学陈琏，乳名怜儿（因她母亲生她后而死亡，故取此名）。她是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的小女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她毅然背离自己出身的家庭，一九三九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该年她从四川国立二中毕业，投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大。那时女同学多住在昆华南院女生宿舍，是一座破庙改建的。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加入地下党组织的“群社”，逐渐熟悉。陈琏有端庄的仪态，圆圆的脸庞，微笑时泛起两个深深的酒涡，衣着朴素，不像国民党高级官员家庭出身的小姐。她的性格外柔内刚，已是一位地下党员。每当五四青年节纪念日，“群社”常组织邀请闻一多、李公朴等作报告，同学济济一堂，得益匪浅。一九四一年一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联大地下党员（当时在校的有八十三人，占云南全省党员二百四十七人的三分之一。见《第二条战线的功臣袁永熙》一书）纷纷转入地下，陈琏、袁永熙、萧荻等离开学校，分散到云南边境，隐姓埋名。陈琏由于她父亲的寻找，后转入重庆沙坪坝中大借读。当时我们已失去联系，我像失群的孤雁一样，总是怀念这些同学。

抗战胜利后，琏友去北平贝满女中任教，与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袁永熙于一九四七年正月结婚。一个月后不幸被捕，不久由其父陈布雷保释。一九四八年她在南京国立编译馆担任助理编审。这年暑假，我往南京省亲，顺便去天目路国立编译馆看望她。因为经受过一些风雨，她已成为一位老练沉着的女性，不像青年时期那样活泼了。

解放后从《中国青年报》上，获悉琏友担任了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一九六三年又从她姐姐同事那里得知，琏友已调来上海高教局宣传处工作，她已是三个孩子（两男一女）的母亲。她爱人袁君于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她不得不与他离婚。我对她的不幸深表同情。随即去信慰问，并去她寓所泰兴公寓探望她。与她阔别十五年，却默默相对无言，后来她告诉了我一些近况。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滚滚而来，席卷整个中国，亲友断绝往来，我也再未见到陈琏。由于一九四七年被捕的事，她被诬陷为“叛徒”。一个新秋的傍晚，同事告知我陈琏含冤去世的不幸消息，使我深感悲恸。两位姓陈的女同学，一个是有才华的人，一个是思想极进步的人。她们为革命事业奔走数十年，没有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竟然都被“文革”夺去了宝贵生命。如果她们活着，到2007年，都应该是九十岁的人了。特写此短文，以资纪念。

2007年12月书于复旦嘉陵村

转自文汇报 2008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