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求学不仅是读书——我在清华园

2008-11-22 |

吴 方(1949

一口气读了杨贤江[1]革命前辈的十多篇关于青年学习和修养的文章,其感觉,真像是佛门弟子所说,有如醍醐灌顶。比如说,在一篇《求学与做事》中有这样的话:“把求学限定是读书,把求学与做事绝对的划分,这都是错误的。学生是求学的,学生是读书的,但不能说求学即读书,读书即求学。”

吴方学长近影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对先辈们的话恰好是个印证。我在昆明上过一年西南联大,在北京上过两年清华,在校时虽然不敢耽误必修及选修的课程,但确实用了大量时间来做事,经常参加学生的社团公益活动和当时的民主活动。三年期间,我参加了四次罢课,三次上街游行,而且都是积极分子。在别人眼里,我似乎荒废了学业,但我从这些活动中,的确学到许多别处不容易学到的东西。最主要的是学到了民主精神,实践了民主活动,锻炼了做实际工作的本领。举例来说,清华的学生食堂,学校除了提供设备以外,具体领导是不管的,完全是由学生民主选举的膳委会来管理。这膳委会是有职、有权、有责的。学生吃好、吃坏,决定于膳委会工作的好坏。1947年,我被大家选出来当了一届总膳委。这项工作可不像我现在担任的某些会长、副会长之类的社会职务,可以什么事不干或只干很少一点事情。那时我必须兢兢业业地把这项工作干好。我记得清清楚楚,上任的第二天就去买粮食。那时物价飞涨,一天一个价。如果不及时把粮食买到手,就将造成巨大损失。我这个人也真楞,买粮食是我一个人,借辆自行车,怀里揣着支票,到海淀粮栈去买的。那时海淀有好几家粮栈。我也学着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这种事过去我从来没有干过。但是逼上梁山,不干不行。在我当总膳委期间,有时还趁炊事员吃饭的时候,去和他们聊天,了解实际情况,以便改进工作。现在香港的著名诗人何达(即清华社会系的何孝达)当年曾在著名的民主刊物《观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学生是怎样吃饭的?》[2]赞美清华食堂的民主制度。他认为政治上的民主若能做到像清华的食堂一样,就很理想了。的确,从我当了一届总膳委的体会来看,真是如此:

第一, 食堂的领导成员是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事先没有任何人做任何布置或活动。

第二, 膳委会成员在职期间,一心一意为大家办事,不谋私利。实际上纯粹是无偿劳动。

第三, 有财权,但不可能贪污;有物权,但不可能多吃多占,更谈不到有任何特权。

第四, 受吃饭的同学直接监督,透明度极高,大家可随时查帐,有不满意的地方可随时把小字报贴到食堂门口,有的意见,还异常刺耳。如“希勿以同学的生命为儿戏。”“这种菜简直是喂猪的。”“膳委不负责任,既愚而诈。”等等。膳委必须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改进工作。查一查这刺耳的小字报是谁贴的,作为膳委成员谁也不敢这么想。

第五,届满卸任,仍是普通一学生、一膳友。对职位无任何留恋。

如果民主政府能做到这几点,群众不就念阿弥陀佛了吗?

我在办伙食的实践中,不知不觉地学到了民主精神。

1947年学生自治会改选。我被所在的社团(民主学习社)推出来当理事候选人。我所在社会系的几个同班同学也来了劲,自动组成了宣传队,十分卖力地为我作竞选宣传。事实上我并没有求他们帮助,也未曾经给过他们任何好处。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我在上大一时曾在生活书店正式出版过一本《到农村去》的书,因此在学校里有一定的知名度吧。他们在校园里到处贴海报,敲锣打鼓,并把我编成歌来唱。《清华周刊》为我用二号字标题发表了消息:“清华学生自治会竞选理事,吴锡光(我在校用名)呼声最高。”投票结果,我的票数为全校第二名,当选了理事。

理事会分工,由四名理事组成学艺部,我为部长,学艺部主要负责学生课余的文化活动。主要干的是两件事。

一是请校外的学者、名流来校里作报告。我记得我请过季羡林先生。他那时只有三十多岁,刚回国不久。会议由我主持。这是我第一次当主持人,普通话还讲不好,真是南腔北调。我还请过著名的民主人士张东荪。是我到燕京大学他的家里,陪他步行,经成府路走到清华园的。我也请过另一位知名人士。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还挑眼说:“他有什么资格到清华来讲话?”这实际上是批评我,我才知道清华请人来讲演,还真得好好掂掂这个人的份量。

二是编辑出版《清华周刊》。这是一份像晚报一样大的小报。刊登学校的新闻和学生的作品,每周一期,由学生自办自销,学校根本不管。出刊时,在大食堂门口一摆,吃完饭的同学走出食堂,便围上来看或买。

我当了学艺部长,就是兼任《清华周刊》的总编辑。天哪,办报的事,我哪干过?但是,既然逼上梁山,只得一样一样从头学起。第一件事是组阁。我请出了九个学校中较有名气的笔杆子,组成了编辑部,前面提到的香港诗人何达,那时就是我们文艺部的编辑。现在《人民日报》的名记者陈柏生,那时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还有一位特约的军事评论员林方其,后来成了《工人日报》的记者。他的军事评论,分析相当准确,是很叫座的文章,我经常逼着他写。

每周要在我的宿舍召开一次编辑会议,安排下一期的文章。10个人总是到得很齐。当时干这种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写文章也不给稿费,但是大家都能积极热情地工作。

那时,我白天要上课(功课我是从不敢耽误的),还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处理稿件只能在晚上干。学校规定,晚上十点熄灯,我总是事先到小卖部买两根蜡烛,两个烧饼,几支香烟,熄灯以后,点上蜡烛接着干。往往要干到下半夜两点,饿了啃烧饼,困了抽烟。

我参加工作以后,干过的行当比较杂,换过的单位也相当多,从县、市到省,到中央国家机关都干过,但还能比较快地适应工作。当过大大小小的头目,大家反映我作风比较民主,能尊重与我意见不一致的干部,比较有容人之量。成家以后,成了家庭的主要成员,别人也反映我们家比较民主,尊重妇女,尊重孩子。我想这些作风都是从联大和清华的没有字句的书中学来的。

[1]杨贤江,我在清华的老同学杨川之(现名徐昉)的父亲(18951931)。我国著名的教育家。

[2]《观察》19485月第4卷第11期。

(选自吴方著《浮生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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