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苏良赫（1937地学）

1932年我从天津扶轮中学毕业。在我毕业之前，我家的收入还算可以，因此我哥哥从天津四年初中制的官立中学毕业后，到北京念了两年汇文中学高中班，从汇文中学直接升入燕京大学。等到我要上大学时，家里感到花钱吃力，所以我要上国立的清华大学，因为清华不收学费，没有宿费，比起燕京便宜得多。

我上清华大学还经过一段波折。1932年我投考清华，负责检验中学文凭的老师对我说：“你不能报名，因为你毕业的扶轮中学是所私立中学，而我们只要公立中学的毕业生。”我当即和他讲，扶轮中学是交通部属下的学校，应该算公立中学。但他不这样认为，不管我怎么说，他也不许我报考。我报不了清华，只得报了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两所学校都考取了。我在中学时代，通常听人家说女孩子找对象有这样的标准：“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我则认为清华不准考，燕京太贵；辅仁和师大都合我意。最后我上了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是由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我在那里选修了物理学系。我有两个中学同学，一个姓钱，另一个姓耿，我们三个人同住在后门街的一座楼上，每天步行到不远的辅仁大学去上课。

1933年暑假，我对上不了清华仍不甘心，另外辅仁学费虽比燕京便宜，但也较贵。我就决心作为新生再投考清华，这一次准许我报考了，并且考中了，从此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了。

新生头一年住在二院。一般是一间宿舍住四个人。我的宿舍有里外两间，一共住八个人。一年级学生不分系，只分院，我分在理学院。到一年级快要结束，要上二年级时就要分系了。我本来对物理有兴趣，想学物理系，我去找物理学系系主任叶企孙先生谈入系事。谈到以后学习愿望时，我说到高年级后想学些气象学的课。叶主任听后不以为然。他说物理学系是个热门系，要学的人很多，而可以容纳的人有限，你既是对气象学有兴趣，你可以到地学系去。我于是又到了地学系，我见到冯景兰系主任，冯主任对学生很客气，听过我自述后，他表示欢迎我入地学系。于是我便入了地学系学习，就这样此后我的一生都走的是地学这条路。

1937年夏，我家因战事而搬去唐山居住。我到天津后，到日本兵尚未进驻的英租界戈登路清华同学会落脚。同学会临街，对面是一个大体育场，可以赛足球或其它球类。同学会本身是三层楼房外加地下室，第一层正房两间，临街的一间是客厅，里边的一间是饭厅。二层两间都住人，同学会管事的人住一间，外租一间。三层楼两间都外租。另外各半层还有小房间一间，刘迪生住在二层半的一间里。我初到同学会没有房子住，就在刘的房外过道上搭一张床住下，费用和刘的房间等同。

我到天津的目的是要去保定，因为我在清华毕业后，我的老师叫我去保定的兵工探矿局工作，还事先给了我二百元用作车费。我到天津后，因为日本人的耽搁，保定形势已很紧张，我不能贸然前去。我先设法与兵工探矿局通信，询问是否还要我前往。果然如我所料，局方回答我说不要到保定来，等以后再定。

我既不能去保定，在天津还要住下去，口袋里只有二百多块钱，在英租界支持不了多少天，我必须找有收入的事情做。英租界有所中学叫耀华中学，那时该中学要设特班，所谓特班是为战乱而设。刘迪生在正班教地理课，由他介绍我到特班当地理教员。我教高中快毕业的五个班，三个男生班及两个女生班。学生里调皮的多，起初学生以为我才从学校出来，没有多少经验，对我提一些外国的问题来难我。我和刘迪生事先有所准备，我们从学校图书馆借出不少中外文参考书，对学生所提问题作了满意的回答，这样渐渐得到学生们的信任。

我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如仅靠在耀华中学所得薪金是不够开销的，我必须另外找工作增加收入。我又做家庭教师，逐渐每月收入一百多元。1938年冬接到清华教授袁复礼老师从昆明来信叫我去昆明与他合作。这样我就同另外三人结伴南行，我们同行四人从天津英租界上船。除我之外还有钱伟长，他在清华高我两班，是学物理学的，也在耀华中学教过书。另一位是汪德熙，清华学化学的，打过抗日游击。第三个是刘好治，他跟我同系、同班，学气象学的。我们四人乘的船第一次停泊在上海，以后停过厦门、香港等地，最后到了安南（现越南）。在安南海防登陆，改乘三天小火车到云南昆明。彼时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分为两处，文理学院在大西门一带，我就到大西门找个地方住下。我到袁老师家，袁师母告诉我说，袁老师已去了西康省（现在属四川的西南部，那时叫西康省），我可以去那与袁老师会合。

抗战初期有所谓中英庚子赔款协助科学研究基金。我来昆明之前，袁复礼教授给我申请到这笔钱，每月数目和初当大学助教相同，即每月八十元，这个数目那时在昆明是相当丰富的。袁老师既然出行在外，我就要去找他。由于中国西南部的地质情况很多是我不熟悉的，昆明有校友熊秉信先生知道得多，我从他那里借到不少西南地质记载，读了近一个月。1939年初，我独自加入一个马帮，向北走，去西康。

我和袁老师在通安会合。这里产含金的铜矿，我们勘察了一些。另外袁教授随身带来平板测量仪，附有目测标尺，很是轻便。有了我，就由我使用，从此测量仪由我保管，完成许多地形地质图。

通安站事毕，我们北行，经过地名叫炉场的地方，又到了会理县城。会理县相当热闹，它有小北京之誉。我们在会理休息两天后开始作会理县境以北的地质工作。我看到在大道边有石碑上面刻着“擒孟获处”几个字，是几擒我不记得了，总之是纪念诸葛亮擒过孟获的地方。还到过一处名叫毛毛沟，我进里边去观察，发现有很多斑状岩浆岩，疑是碱性岩，采了标本。

在找矿的途中，我还看到了“红层”，所谓“红层”是地质学的称谓，并非全部是红色的岩石，它是以红色页岩为主，但也夹杂着黄色、粉色、灰色等各种颜色的砂岩和页岩，从远处看非常好看。

我们还到过一地，地名攀枝花。那里有一个山包，山包上确有攀枝花树。据地质学家记录，这里有铁矿，但我们那时的任务是找金矿，未多注意铁矿，所以也没做这方面的地质工作。

半年多后，昆明来信催袁老师回学校，我们遂作归途之计。到了昆明，袁老师即命我在西南联大的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作他的助教。我当了几年助教以后升为教员，再后又升为专任讲师。

当我还作助教时，有一次有人请袁老师去重庆勘察一处煤矿，我当然是助手。按当时规定，教授出差可以乘飞机，助教则只能走公路乘汽车。去重庆之行，我和另一清华才毕业同学，乘汽车先到贵阳，该同学转车东去。我到贵阳的花溪，那里有由清华毕业同学办的清华中学，看过后再搭车北行。重庆的煤矿位于郊外，我们到那里工作了约一周。煤矿的工作完毕后，袁老师又飞回昆明了，我则订好回昆明的汽车，需要两周后才成行。在重庆住常常有警报，那时有清华同学住在北碚，为了躲警报，我就去了北碚。北碚朋友给找一张支有蚊帐的床，不过床太小，虽有蚊帐，手臂仍然碰着帐子和帐外有接触，这样我还是被蚊子叮了。回重庆返昆明的日期到了，发现我得了恶性疟疾，坐不了汽车了。在重庆治疟疾大约用了半年时光。后与袁老师通讯中得知我不要回昆明了，西南联大要在四川的叙永办分校，袁老师全家都要来重庆，再转去叙永，叫我等候他们，然后一起去叙永教课。

我与袁老师全家从重庆逆江而上到纳溪再转乘汽车到叙永。叙永办大学一年级，招来的新生程度很不齐。那时教科书很少，小地方的书店里根本没有，学生能看到只是图书馆里有的几本。上课要用笔记记录教师的口述。有的学生上课了，才开始磨墨，袁老师讲课言语很快，用毛笔记根本记不下来。没别的办法，我只能用这些学生空余时间再讲给他们听。地质学的实习课由我负责，伤脑筋的是实习材料完全没有。从附近山上可以采些岩石标本，矿物标本可以从中药铺里买一些，图表自绘或请人帮忙画一些，就这样地质学实验课也开课了。叙永的所有教室和宿舍都是在借用的庙宇里。

从地质学上讲，叙永县城和叙永以北的岩石尽属红层。从叙永向南有大片灰岩，其中也有些矿产，我得空也去看过一些矿。

叙永分校办了一个学年，实际上只有八到九个月，本学年各课程结束，形势又变了。奉昆明西南联大本校命，分校返回昆明。

对日作战结束，西南联大各校也准备北返。清华大学陈岱孙先生先回北平作返校的准备。其时我得到家信说我父亲故去了，梅校长得知，特许我随陈教授提前返回北平。

北平复课后，我仍在地质学系教课。

（原载《九级校友通讯》第18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