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胡方纲（1961电机）

我是企11班的插班生，从1959年11月到企11班直至大学毕业，和企11班同学共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我始终没有和班上同学住在一起，很多同学对我不甚了解，就从我怎么进清华、如何来到企11班说起。

2001年校庆，作者（中排右2）与本班同学合影。

两换专业

1955年夏我从北京二中毕业，被选送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当我背着行李从南门走到二校门时，被告知要重新选专业，因为工程物理专业的名额全部分配给当年从留苏预备班转来的学生。我可以从当时保密的另外三个专业中选一个：无线电工程、电子管和自动控制（当时称自动学和运动学），我选择了当年新开辟的自动控制，学号是550034，进入自01班。

1958年初，我父亲因反苏、发展民革组织和包庇大右派，被打成右派分子。反苏，由于他当年留学苏联，一批同学被打成反革命。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指控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并将这批学生遣送回国，老同学见面后议论过此事；发展民革是受民革中央主席、邮电部长朱学范委托，在教师中发展民革成员；包庇右派，是在苏联的老同学、著名杂文家聂绀弩被打成右派后，在我家住了三个月，不参加他所在单位“人民大学”对他的批判。由于这种情况，我不符合保密专业的政审条件了，不能继续留在自动控制专业，系里让我转到性质相近的企01班。

自1958年5月以后，我参加了准备建国十周年大庆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集训，1959年初部分人集中到北京体育学院和先农坛体育场，离开清华脱产集训，直到全运会后。1959年10月返回学校，前后耽搁了一年多的学习，于是来到了企11班。企11班学习风气浓，同学之间真诚相待，是一个和谐团结的集体。我虽是插班生，丝毫没有生疏的感觉。

我在清华园度过了十二年学习生涯，直到1967年11月才走上工作岗位。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美丽的清华园度过的。清华园内留下了我无数美好的记忆。在那里我学到了人生的真谛，培养了正确的人生观，吸收了广博的知识，塑造了强壮的体魄，也培育了坚贞浪漫的爱情。我始终不能忘记那些孜孜不倦培育我的老师、团结互助的同学，特别是老校长蒋南翔提出的“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

蒋校长说胡方纲同学就是又红又专的

老校长蒋南翔1962年在一次全校学生大会上，用那浓重的江苏宜兴口音娓娓阐述什么是又红又专：专，就是要学好在校的每一门功课，包括理论和实践，并能运用这些知识去为人民服务；红，就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服从分配。红，不是要求你马列主义倒背如流，陈独秀马列主义倒背如流，结果成了机会主义。

老校长这样深入浅出的分析，让每个同学都感到亲切，可以去努力，可以实现。以前大家都认为红和专是矛盾的，红会影响专。老校长接着指出：同学们能不能做到又红又专呢？我看是能够的，有没有同学是又红又专的呢？我看是有的，胡方纲同学就是又红又专的。老校长的话使我无比震惊和惭愧，我知道，我还远远没有达到又红又专的标准。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也不是共产党员，只不过是一个认真学习和体育运动上创造了一点成绩而已。但是，老校长的话一直激励着我，鞭策我在此后的一生中，去努力奋斗，实现老校长提出的目标。1962年夏，陈毅元帅在人民大会堂给北京市全体应届大学毕业生作报告，似乎记得我们企一大班请谢觉哉老前辈题词“红透专深”。陈毅元帅说：“何必要求你们红透呢？红透是不可能的，我革命四十年了，还有个人主义思想，还没有红透。我只要求你们红专结合，学好本领为祖国工作。一次，外语学院的毕业生给我当翻译，把胸有成竹翻成肚子里有根棍，这种知识怎么能为社会主义好好工作，今年外语学院毕业生延长一年。”当时，陈毅元帅兼任外交部长，主管外事，这届毕业生果然延长一年。陈毅元帅还说：“在广州会议上，周总理给你们摘帽子了，你们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知识分子。”陈毅元帅和南翔校长，如此清楚和亲切地解释了红专结合的要求，使每个同学都十分振奋。我们企11班的同学都用自己近五十年的工作表现，实现了老一辈的要求，体现了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体育令我拨云见日

1967年底，我离开了清华，来到鄂西北山区湖北十堰，参加第二汽车厂的筹建工作。当时这里是一个僻远落后的山区小镇，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力供应，没有公共汽车。道路是碎石路，质量很差，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扬灰路”。住的是活动房子和芦席棚，吃的是糙米饭，生活之艰苦自不待言。

在之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罪行是蒋南翔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托派和右派的狗崽子。（我母亲当年留学苏联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回国后遇到白色恐怖，没有找到党组织，从此脱离了共产党。但此脱非彼托也。）不久，由于我会打篮球，这也得益于在清华篮球队的培养。厂里需要我上场比赛，虽然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反革命，但我不愿意，我说，反革命分子怎么能代表厂里去比赛呢！当时管事的军代表说“反革命也可以做革命工作嘛。”终究由于没能查出我有什么反革命言行，又加上当时的政治运动陷入了一场群众斗群众的运动，打打你们这些清华毕业生的气焰也达到目的了，不久就宣布审查结果了，我被解放了。此后我们分厂（动力厂）连续五届获二汽联赛冠军，在二汽打出点小名气了。我在二汽（后改名东风汽车公司）一直工作到2000年底退休。

三级跳远运动健将百公尺成绩十秒九

在清华的十二年中，除了确定了正确的人生观、增长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外，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养成了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刚进清华时，我只是一名极普通的体育爱好者，没有任何专长，百公尺成绩十三秒七。自从听了马老在大礼堂给新生的报告后，对体育运动的认识更深刻了，不单是从兴趣出发去参与。马老教导我们“要动，每天都要让心脏剧烈地跳动十分钟，这种心脏才有力量。”马约翰老教授时年已近八旬，但他那洪亮的嗓音不用麦克风都能传遍大礼堂的每个角落。他那童颜鹤发的健壮形象，以及在寒冬只穿一件西服和毛背心的打扮，令每一位同学称奇。从那以后，我更加热爱体育锻炼，每天下午四点半广播一响，就放下手中的功课奔向运动场。1956年我参加了校篮球队，1957年校运会后我插入田径队。从此，接受了正确和科学的训练。我的教练是王英杰、刘儒义和陈兆康老师。马老和夏翔老教授也常常到运动场指导我们。

经过两年的训练，我就在1959年北京市运动会上打破了三级跳远的北京市纪录；百公尺成绩达到十秒九，打破了清华大学保持多年的十一秒三的纪录，并保持此项纪录数十年。1960年在全国夏季分区运动会上，达到运动健将标准。能取得这些成绩，有我个人勤奋苦练的付出，但更重要的是清华大学浓厚的崇尚体育的风气、教练的辛勤培养和老校长南翔同志的大力提倡。他告诫我们，解放前清华大学的学生，体育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而且，清华的学生还保持过多项全国纪录。

老校长南翔同志鼓励我们除学好科学知识外，要有自己的特长，要有高的目标，要在体育上也攀登高峰，去创造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要成为全面发展的多面手。这些话激励我不断地努力创造好成绩。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证实了老校长话的正确性。看到今日的清华学子在全国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卓越成绩，老校长的在天之灵定会感到无比欣慰。通过坚持体育锻炼，提高了体质，身高还长了五公分。为此后近五十年的生活和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南翔同志提出要求我们“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当时分管学生体育工作的张益同志说：“我们身体好，可能不止五十年。”南翔同志说那就“至少”，张益说“有些人身体不好，坚持不了五十年呢？”南翔同志说那就“争取”。最后的口号成为“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这个口号体现了分类管理，对不同人不同要求，是极有辩证法又有高度哲学概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清华学子乃至全国青年人奋斗的目标。

在2006年校庆时，看到我们班的同学，十分激动和高兴。大家都是七旬老人了，多数都从正式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精神都很好，仍在为国家做着有益的贡献，即使是为家庭、为子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我已于2000年退休，移民美国。但每年都要回国，并仍担任东风汽车公司咨询委员会委员，做一些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工作，协助企业做一些安定团结的工作。并注意搜集一些当今世界汽车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经验动态和信息，帮助现在的企业领导去做正确的决策。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班的同学能保重身体，都至少能健康地为祖国和家庭工作五十年。期待着在100周年校庆的喜庆日子里，全班每一个健在的同学都能参加。

2006.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