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余锡平* (1979级）

顺利地拿到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录取通知书后，身边的人都很高兴。可毕竟没有人知道去北京要多少时间，只知道合肥有直达北京的火车。我和同窗好友鲁结根（现葛洲坝电厂副总工）壮着胆子出发上了北京。没想到的是从合肥到北京其实只需要十几个小时。结果我们比学校规定的报到时间提前两天就到了北京站。车站广场上当然还没有设立新生接待站。我们也不知道清华大学在北京的何处。一些好心人知道我们是来北京上学的，问清了情况之后说我们应该直接去学校报到，并告诉我们如何搭乘公共汽车。经过一番周折，我和结根一起找到了清华南门。向门卫出示录取通知书后，门卫马上给系里打去了电话。过了一会儿，一个体态稍胖的老师过来热心地把我们领到诚斋，安排住下了。后来才知道那位老师就是我们年级的辅导员陈长植老师。第二天班主任吴之明老师来看我们，领着我们去北院商店买了饭碗、脸盆之类的日用品。当天晚上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告了平安。我们的大学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对于我来说，大学生活是非常单调的。宿舍—食堂—教室之间的往复运动几乎就是其全部内容。同学们大多认为我学习成绩还过得去，但自己却实实在在地感到非常吃力。再有就是当时全校的学习风气十分好，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很自强。对于稍稍有些上进心的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十年浩劫刚刚结束，百废待兴。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但又是一个精神风貌极好的年代。同学们的刻苦努力让许多来访的外国友人震动非小。后来我去日本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国际著名的海岸工程专家Horikawa Kiyoshi教授告诉我，他1983年访问清华时，看到清华同学努力的状况后，深为日本的前途担忧；但1993年再访清华后，感觉稍稍松了一口气。语气中当然不乏开玩笑的成分，但也着实说出了他当时的印象。那几年的学风真是令人怀念的。图书馆的阅览室从开门到闭室都是座无虚席。习惯去教室上晚自习的同学必须在6点钟之前找到座位。否则恐怕就只能呆在宿舍凑合了。记得当时占座位的现象特别普遍，有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了极少同学私藏日光灯的启动器以达到占座目的的“奇闻”。

当时的校纪也是十分严格的。男同学留长发、穿“奇装异服”被认为是精神萎靡的表现，是学校明令禁止的。女同学留披肩发或者烫发也被认为是有伤大雅。同学谈恋爱更是学校所不能接受的。大三的时候王凤生老师在一次全校九字班大会上讲了几句话，就很能说明当时学校的态度。王老师说，“你们现在是三年级了，大了，想就谈恋爱的问题奉劝几句。已经在谈的同学要尽量节制；正在准备谈的同学要悬崖勒马；还没有谈的同学千万不要好奇。”按照时下的观念，当时的有些规定似乎过于苛刻，甚至没有必要。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切却也自然。对保证那一代人的健康成长也不能说没有积极的作用。

宿舍是大学生活的基本单元。入学的时候我们宿舍住5个人：北京何友奇，江苏刘士余，湖北肖传强，四川李鹏程和我。五个人可谓性格各异。为人随和的老何迷恋于无线电，虽然出身于水利世家，但对水利并没有多大兴趣。不苟言笑的小李子琴棋书画样样过硬，有时候还写写小说。老刘雄心勃勃，不时难免表现一种“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的姿态。老肖则是踌躇满志，绝不为三斗米折腰。如此人才济济，只是卫生大检查时总不能给班上争光，常让班长和团支部书记不悦。搬到13号楼后我们宿舍又有张炎加盟，长跑实力更是让其他宿舍望而生畏。记得一次有一个宿舍提出要和我们赛4×800接力，结果是赔了啤酒又折兵。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大海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是在碧流河完成生产实习后经大连返回北京时，和吴鹏、侯喻京等几个同学，一起去老虎滩公园游玩。当时只觉得大海的确像众多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富有动力学的美，并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将海岸动力学作为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和各种海岸动力学过程结下终身的不解之缘。

毕业设计是快活的。我和刘士余、鲁结根、曾文其、翟旻、范福平6人分在一组，在陈兴华老师和王宙老师的指导下参与龙羊峡工程的部分工作。记得当时的任务之一是编写一个坝肩稳定计算的程序。老刘总是比较有办法。他的工作经常受到指导老师的肯定。毕业设计期间我们还去了龙羊峡工地进行实地考察。当看到设计图上的点点线线在一个个地变成宏伟现实的时候，那激动的心情现在仍记忆犹新。

五年大学生活一转眼就过去了，但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