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成功的道路不只一条

2008-12-05 |

闫长明(1981级)

按:闫长明,1986年我校化工系毕业、1989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硕士学位。现为加拿大加达国际商务投资咨询公司总裁,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秘书长;加拿大分会秘书长。闫长明是学化工的,可他在商界取得了成绩,为中加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学术间的交流做出贡献。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实业家。

我是1981年从山西到清华大学来的,就读的是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进校后觉得同学们都是全国各地的精英,难免有点自卑感。的确很多人太会学习了,所以我只有拼命地学。到1986年,我本科毕业,决定还留在系里读研究生,就读的是萃取专业。1989年硕士毕业后,我转到中科院的化工冶金所从事煤的清洁燃烧技术研究。

闫长明学长

1992年留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读的还是化工。1994年硕士毕业,准备继续读博士。但因为读硕士的时候已经把博士的课程都学完了,而且1994年底时已经带了一些项目在国内做。我于是跟我的老师打了个比方,说国内像“艳阳天”一样,经济发展特别好,我在国内做的项目挺好,看能不能做出一些成绩;而博士无论“刮风下雨的天气”一样都可以嘛。老师也挺开明,于是我回国,也在两头跑,一直到今天这样。

苦思后的转变

很多人关心创业这个问题。我在加拿大读书时发现,就化工领域而言国内的清华大学、中科院在学术上的成就与国外不相上下,但中国普遍的经济水平和现代化的水平为什么比国外落后呢?这中间原因是为什么呢?我在担任渥太华华人科技协会主席时,接触到很多的项目,那时候我就想这些项目要能在国内做就太好了。1994年的10月份,加拿大克里蒂安率领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华,我也跟着一块回来了。当时还想在化工上做一些项目,从化工的技术角度来讲,这些项目都不错,包括电厂的脱硫技术。接触了一些单位,但是最后都落实不了,或者说就是失败了。还比如清华生物系最早研发的“卵磷脂”,无论效果、质量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但一直到现在卖的远远没有跟上它在技术层面上所达到的水平。这使我非常非常困惑。痛定思痛,到底是不是科学上的问题?不是。后来越思考越明白,原来我们国内比不上人家的,很多是发生在管理上、市场上、营销手段上、理念上、国际化的水平、资本运作上。这些问题在运作一个项目上变得非常重要。

我开始思索自己发展的定位是什么?当学生时很多人的愿望都是当科学家。然而如果你要当一个科学家,那你一定要站到科学的最前沿、最高度。而做企业刚好在另外一个领域。中国现在在某些方面真正最缺的还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管理层面的和国际化层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逼迫我们想“要去做什么”,从我本人来讲,有那么多优秀同学在搞科学,而我竞争不过他们,那就为科学家们服务吧!于是就开始转变。既然管理上国内比较落后,那我们何不就把国外的先进管理带进来呢?于是我们1994年成立了“加达”国际商务投资咨询公司。

国际化是理念 互补是手段

在业务刚刚开始之初,我选择的项目是自己熟悉的化工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有自己的优势。“加达”把国外的一些东西(包括高科技)带回国内来,与国内的企业进行结合,一直到现在公司的发展很快。我们的理念在于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效益。

我们在海外留学学到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学科,往往是技术层面的。比如在工程技术、经济学、语言等,我们是很专业的。但我们对于市场的情况,对于企业的运作,对于整个发展情况不了解。谁了解呢?是中国的企业家。中国这些年发展很快,有一些非常有眼光的民营企业,对市场、国情十分了解。但这些人对海外语言不通、文化不通,对国外的情况也不了解。好了,双方就有一个巨大的互补性。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互补,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把国内的好东西带过去。这就叫国际化咨询。“国际化”是我们的理念和起点,它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我们有一流的理念、一流的技术、一流的营销、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市场,用它们对国外和国内最先进的东西进行一流的管理。

刀削面的价值

我必须强调对人的态度、对社会的态度。在社会上,与人打交道的这种态度决定了很多东西。打比方你很含蓄、很谦虚,但在国外,你必须要把你所想的东西与人交流沟通:你想做什么告诉人家,你有什么能力告诉人家,你没有什么能力也告诉人家,这样就好合作,社会就好发展。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些闭塞,老师只教知识,其他不教,这是不对的。在国外教学侧重的是一些能力。总之与人沟通才有发展。

我从初中、高中就一直在做课代表,到大学以后呢,也算是比较活跃。一入校就担任劳动委员(现在叫生活委员吧),那阵子劳动委员管的事可多了:领助学金,换饭票。有人说我到清华后不好好读书,却做这些事情。我也没多想,就是单纯觉得要帮助别人。后来做班长。等到研究生阶段,我做过化工研6的党支部书记,到科学院化工冶金所后又担任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在国外求学时仍然是比较活跃,组织了同学会,1994年就是渥太华大学的中国学生会的主席。马上我们又组织华人科技协会,后来也做到了主席。

我做了那么多社会工作,义务地帮人家,对于帮助的每一个人来讲,我不奢求回报。但从广义的功利主义来讲,等我需要帮忙的时候,很多人会很自然的帮助你,你甚至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帮助,这就是社会的概念。我们奉行着这样一个思路,这样人就做得比较有意义,从哲学角度来讲这也是有道理的。

我有一个切身的例子,体会很深,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1992年刚到加拿大,那时留学生很少,而且那边的招待工作远没有我刚到清华来时那么全面周到。我刚下机场,向系里发传真让人接我,可能我英语太差,结果直到晚上下起小雨,也没有人来。我找到一辆出租车,拿出册子说要到渥太华大学。我开始体会到在海外一切要靠自己。那时中国人少,见到中国人觉得非常亲切。先来的留学生天天请我吃饭,搞得我十分不好意思。我就在想我能帮人做什么?后来打开行李包一看,因为我是山西人,家里人给我带了一把削面的刀子。我一拍脑门,何不给他们弄削面吃!于是我跟他们约:下个礼拜六,你们上我这里来吃个新鲜玩艺儿。等到那天,他们狼吞虎咽就吃完了面,齐声赞叹这面真好吃。我很高兴,跟他们说,以后我欢迎你们每个周末到我这里来吃刀削面。久而久之,我跟他们交流,打听到了哪里买菜便宜等许多信息。其中还有一个师兄也是读化工的,我让他帮我参谋下学期的课表,他马上告诉我哪些老师的课程有用,哪些老师的课程不能选。这个信息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却在这一碗刀削面上得到了。一碗刀削面算什么?是很弱的本事。可为这一碗面,人家回报给我很多有意义的信息——奉献和回报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模式。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搞同学会,搞科技协会的原因:我们去不断地帮很多人,等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有很多资源,这有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我们“人”的发展。还比如我们现在搞欧美同学会商会,我们团结了很多海外回来的留学生,不管是Motorola,Nokia等大公司,还是留学创业人员企业家,现有会员400多人。大家形成团体的力量,做事就非常方便,并易于成功。

现在不利的是很多独生子女从小没有交流,也不愿交流,总觉得别人就应该来帮他。其实刚好相反,你帮助别人是应该的,等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就自然会来帮助你。这是做人的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哲学。

国家花了那么多资源培养我们,我们要以事业的成功来回报祖国。

(化21谢维甲访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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