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三十年代图书馆杂忆

2009-05-27 |

唐宝心(1936)

编者按:

本文是作者写给胡家驹(1936)学长及夫人翁采华女士的信,本刊稍作整理成文。

年老体弱,好多事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图书馆征文,很想写点什么,而且可写的东西也不少,可是力不从心。老图书馆原本只有东侧一翼,杨廷宝老学长设计扩建一个中厅、一个右翼,真正的“天衣无缝”。进大门上楼梯,石柱、地板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料,其气派胜过北京图书馆(文津街)。上楼后,两侧各有饮水喷泉,据说是玉泉山引来的纯净水。谁能料到,当年周寄梅老校长呕心沥血兴建四大建筑,竟成了被人攻击的口实——虚掷国帑!指的就是用了进口建材。那年我拍了一张大礼堂的奠基石,在礼堂右前侧台阶花木丛中,上面刻着“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周诒春立”字样。猜想老图书馆也有同样基石。日寇残暴破坏之后,我还没有进过旧图书馆(新馆倒是参观过),不知软木地板、书库中玻璃地板是否还在。那时的检索靠三套卡片抽屉(作者卡,书名卡,分类卡),另外有“第四套”,你道是什么?那就是工作人员的记忆。他们记忆惊人,你给一点线索,他便把你要找的书告诉你,特别是教授指定的参考书。神啦!金大本先生就是一位。钱钟书在某篇文章中曾提到金大本的名字。没有一点功底的人当不了这种“活目录”。说起金大本,身材魁梧,长得像张伯苓先生,典型的天津人。外貌五大三粗,说话却轻声轻韵(尽管口音改不了)。“七七事变”后他从北京(北平)回天津,天津火车站已被日寇占领,他出站时,小鬼子们欺他体胖,强令他在车站出口处翻了几个跟斗,在旁取笑,极尽侮辱之能事!这件事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仇恨,日本鬼子实在太可恨。金大本夫人人称“孟老师”,是天津市四五十年代首屈一指的中学英语教师,足证人家是书香门第。清华图书馆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人已写过唐贯方先生,金大本也值得写。我还记得一位郑先生,名字想不起了,会照像,清华有几幅绝佳风景像,就是他的杰作,现在很少人知情了。还有一位女士,在前台当出纳,借书找她,和气之极。清华的名教授们,大家争着写他们的功绩,这是应该的,但是也应该写写一些默默耕耘的职员,如注册部的朱荫章,等等。

话扯远了,拉回来。现在人们只愿谈清华的光荣面,不谈不光荣的东西。其实图书馆内就有颇不光采的现象。有没有人借书不爱书?有。在书上乱涂乱画的有没有?有。把好端端的杂志偷剪下几页的有没有?有!偷书的有没有?有!潘光旦先生亲自下宿舍搜查一位毕业即将离校的同学的衣箱,发现窃自图书馆的好多书,此人是七级毕业生,姑隐其名,你若知道可以心照不宣。潘先生慈悲为怀,只追回赃物,未予处分(念其已毕业)。偷书,这是清华之耻。讳言无益,只希望现在的学生不犯此类过错。

四年级学生因写毕业论文,可凭入库证进入书库。我进去过多次,但与写论文关系不大,而是浏览群书。善本书库等于没进去过,学问太浅之故。去年在《读书》杂志上读到葛兆光先生(清华中文系教授)写的一篇文章,说在书库中发现30年代一批毕业论文,水平极高,教授(主要说陈寅恪先生)评阅认真负责,褒贬都十分中肯云云。我见他提到的几篇论文,都是咱八级级友写的,同属30年代,与有荣焉。据我所知,不好好写论文的也有人在,不可一概而论。

晚饭后早早挤在西文阅览室门口,大门一开,几个小伙子用百米速度dash到借书台,工作人员早把陈岱孙先生或萧叔玉先生指定的参考书举在手中,递给手伸得最长的人。这其中有你有我,当时似乎不讲什么“友谊第一”。阅览室内一排排阅览桌,厚重的椅子难以轻易挪动,地面是软木地板,听不到移动椅子那种刺耳的声音(不知现在如何)。四周墙壁镶嵌固定书架,摆满各种参考书(主要是百科全书和辞典之类),书脊上通通写个“R”,然后才是编目,这种有“R”的书是禁止携出室外的。

高大宽阔的玻璃窗前,还有放字典的架子。那些字典非常大和厚,我记得对开展开至少有1米宽,全书厚度也在10几厘米至20厘米。架子高度在1米左右,我记忆中,比较矮小的女同学有时得踮起脚才能看到字典的上部内容。——家驹补记

中文阅览室在东翼二楼,二楼又是杂志阅览室。清华当时订了多少份国内外刊物,我说不清。我感兴趣的不是那些权威性专业刊物,更多是翻阅消闲类的杂志,中文和英文的,比如Readers Digest National Geographic等等。从中未必学到什么专门知识,但其主要作用是广开眼界。入一所好大学,得亲受名师教诲固是最大幸福,能有机会多看一些书刊广拓视野,也是提高素质的途径之一。底层有报纸阅览室,每到来报的时间(一般在近午)那里总是挤满了人,尤其在“七七事变”前后!30年代,六级赵赓飏、七级郑林宽、八级戚长诚、九级孙绍先四个人分别充任北平和天津几份报纸的记者(或通讯员),常常把清华校内的学生政治活动写成新闻稿寄给报社。读报的人由于立场观点不同,反应各异,在阅报架前听到不同的声音是常有的现象。另有两三个人,专给天津《益世报》(主编罗隆基)和《大公报》(王芸生)寄文稿,也引起不同的议论。北平的报纸有世界日报、晨报、华北日报、小实报等等,最最反动的莫过于《顺天时报》,专替日本侵略者说话。天津的《庸报》也是这类货色。这些反面教材永远不得人心,只能遭到唾骂。1937728日,日寇攻下北平,从此平津的报纸再也没有摆上报架,我也再没有进入旧图书馆。

以上拉拉杂杂扯了许多,可名之为“三十年代图书馆杂忆”。

宝 心 199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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