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忆孙兰(韦毓梅)

2009-05-27 |

赵芳瑛(1938)

1935年夏我从浙江大学转学到清华,成为十级物理系的一员。我是初次到北方,说不好北方话,要叫宿舍里公务员白妈,发不准“白”这个字,到食堂吃饭,不会说馒头的“馒”字,常引得北方同学发笑。这样,我只跟南方来的同学接近。韦毓梅是从上海来的,她那时是八级中文系的学生。她有时来串门,还常带些书来给我,是些进步的小册子。有一次她带书来时,我问她,“你怎么有这么多书!”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这句冲口而出的话,着实使她吃了一惊。但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只感到她是个进步同学,对新同学特别关心,人也特别和气。

有一次,她带我去二院蒋南翔同学的住处,那是一间比我们静斋的寝室大得多的房间,地板的一角乱糟糟地堆满了书,这就使我明白了她那些书的来历。那天先后来了五六个同学,谈论了些什么已记不起来。但印象特别深的是:屋子里杂乱的什物,蒋同学那低沉的喉音和缓慢的动作,他那似乎有斑痕的一只眼,这间屋子和这个屋主人都使我感到一种神秘的色彩。这是一次秘密的读书小组活动。

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出于爱国热情和韦毓梅的关照,“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我都参加了。

1936229日,大批军警闯入清华园捕人,那天晚上,我、韦毓梅、徐骣宝(我的同屋)都去了朱自清先生家躲避,同去那里的还有王作民、魏蓁一(韦君宜)。朱先生是我大哥(赵万里)的好友,我刚进清华时,大哥就把我介绍给朱先生,但因为我学的是理科,和朱先生接触不多,有时在路上遇见,他白皙的瘦脸上那双大眼睛看着你时,叫人感到颇有些“威严”。我从未上他家去过,但这次去了,感到他一点“威”气都没有,他和师母亲切地接待我们,安排我们睡在沙发上,还从楼上送来毯子,第二天清晨吃早点,还给每人一个荷包蛋。那晚去朱先生家,是韦毓梅的主意,她是中文系学生。

“三三一”抬棺游行,许多同学被捕,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陆军监狱过了近一个月的铁窗生活。出狱返校后,好像再没见到韦毓梅的身影,她是否不等毕业就已离校南下,我也不清楚,只听说她后来在上海办妇女刊物,笔名姜平。

50年代我在上海市第一女中工作。1959年秋的一天,我刚上完课回校长室(那时我担任副校长),校长室里坐着两位同志,那位男同志我认识,是市委管文教的陈琳瑚同志,另一位胖胖的中等身材的女同志,不知是谁。两人一见我就站起来,陈琳瑚同志笑指着那位女同志说:“认识吗,你们是老同学!”我定睛看去,还认不出是谁,只听她轻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韦—毓—梅”!同时一把抓住了我那满是粉笔灰的手。我急着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现在叫什么名字?”原来她是新上任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现名孙兰,是从安徽调来的。这才使我想起,曾听说她在安徽任教育厅厅长。

1960年我被借调到教育部直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教材,在北京呆了近三年。1962年十中全会召开,我的借调期到这年10月底届满,正好是听了十中全会传达后返回上海。当我去市教育局报到时,孙兰见到我,就一把拉我到她办公室。当时室内无外人,她轻声问我,全会上点了谁的名,还问,是否知道蒋南翔的情况等等。其实我离北京前只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陆定一同志的一个传达报告,接下来单位里组织的学习讨论并未参加,情况知道得不多。对孙兰当时那急切而神秘的询问,我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后来才想到,像她那样一位久经风雨的老革命,对阶级斗争是很敏感的,对会议动向自然是十分关心的。

这之后,我调到华东师大工作,就再没有跟他见过面,只听说她抓中学教育很有成效,常亲自去几个名牌中学蹲点。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中学的“革命小将”要清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听说对她进行了残酷斗争,她没能熬过这一关,运动初期就自己结束了生命。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久久为她的不幸遭遇感到难过,她那朴实、诚挚的面容一直留在我脑海中。

韦毓梅是一二九时期清华地下党员,解放后在教育战线辛勤工作,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现逢母校90大庆,忽然想起这位可敬的学长,拉杂写下这些,聊表对她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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