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友仁(1947)

沈从文先生(1902—1988)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著名文学家。他撰写过几十部反映我国近代社会生活的著名的小说，有的已被拍成电影。他在新文学运动史上有相当影响，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重视。

抗战时期，我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读书时，他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的副教授，也在文学院中文系开课。在经济学系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中，本来没有沈从文先生的课程，我却慕名前往旁听过他讲授的几门课程。那时，他开设的课程有：“大一国文”、“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他还参加《国文月刊》的编辑工作。

我喜欢听他的讲课，特别喜欢听他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课程，因为讲课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有对我国现代社会生活极其丰富生动的讲述。如对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有栩栩如生的描绘。

记得他讲起过大革命时期北京大学一位女学生李芬，在湖南邵阳家乡开展农民运动、组织革命斗争，被她反动的叔父和堂兄捆绑押送县衙。她在狱中坚持斗争、坚贞不屈，1928年在邵阳壮烈牺牲。临刑前请狱友为她紧密缝制内衣内裤多层，以防死后被狱卒奸尸。她牺牲前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军阀！”等口号。

沈从文教授在课堂上讲起和许多现代文学家的交往旧事，如：丁玲在第一次领到稿费时，同他一起在上海南京路上选购丝袜。蒋光慈、胡也频等1931年在上海龙华的牺牲。徐志摩1931年在山东开山飞机失事及其治丧工作等等。

1931年他曾多方奔走，找胡适、找蔡元培、找邵力子、找陈立夫营救胡也频，而胡终于被害。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沈从文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议和营救活动，他和蔡元培、杨铨等38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去电行政院要求释放。他还撰写抗议文章多篇，在《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报刊上刊出。可是对于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在课堂上和我们讲。

他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台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我们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男同学们有的不懂得向女同学让座，有的则是不好意思给女同学让座，她们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这一行为在大学课堂中是前所未见的，也是以行动给我们这些不给女同学让座的男同学的一种无言的批评和教育。

沈从文教授对于北京大学的老教授们是非常崇敬的。对于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他在课堂上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的确，胡适先生看中了沈从文先生的长才，作出了大胆的尝试，而沈从文先生则没有辜负胡适先生的尝试，在文学创作和教学工作中作出卓越的成绩。他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他（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教授是湖南凤凰人。1917年小学毕业后参加湖南的旧军队，次年成为上士司书，为湖南军事将领管理过图书和古董等。1923年脱离军队，1926年辗转到达北京报考燕京大学，没有被录取。他住在沙滩北大附近的小公寓中，到北大旁听，同时刻苦攻读几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甚至流着鼻血仍坚持不懈，然后走上写作的道路。开始发表作品时，曾得到胡适、郁达夫（北大经济系讲师，教统计学）、徐志摩（北大教授）等人的支持。后来，他还曾写道：“我在《晨报》副刊、《新月》投稿，都因志摩关系。”（《沈从文1986年4月25日致孙琴安函》）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合编《红与黑》、《人间》等文学刊物，参加新月社。1929年受胡适的聘请，任上海中国公学讲师，讲授“小说习作”和“新文学研究”等课程。在中国公学他开始认识一位女学生张兆和，后来在1933年结婚。1930年秋又到武汉大学任教，开设“小说习作”和“新文学研究”两门课。经过徐志摩的介绍，杨振声校长于1931年秋，聘请他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文系讲师。1933年协助杨振声先生编辑国文教科书。1934年起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长达十余年之久。1939年任西南联大副教授，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他虽然是自学成才的一位新文学作家，可是他对古典文学、金石书画、古代器物服饰等等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高深的造诣。他的书法极为秀丽，非常招人喜爱。“一二·一”死难烈士纪念碑《自由颂》就是请他书写的。

沈先生家里藏有极为丰富的“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而且十分欢迎同学们前往借阅。有的同学借去以后，长期不还，他也从来不去催索。甚至连谁向他借去哪些书籍，他也从来不作记录和计较。

1946年秋，北大教授们从昆明回到北京。他住入沙滩中老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那是距离沙滩汉花园（现五四大街）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红楼门前就挂着北京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两块牌子）最近的一处教授宿舍。那里原是清代高级官员的大宅院，这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朱光潜文学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长、张颐教授、吴之椿教授、江泽涵教授、张景钺教授、贺麟教授、孙承谔教授、袁家骅教授、闻家驷教授、芮沐教授、冯至教授、费青教授、陈友松教授、冯文炳教授、陈占元教授等十余位著名教授。我因为工作关系，常到那里去，也常和沈先生见面。

1948年夏，他和杨振声教授得到北京市市长何思源校友的照顾，住入颐和园谐趣园北边十分幽静的霁清轩避暑。那是颐和园内最为佳绝的一处园中之园，美丽的院落、参天的古木、满架的藤萝，还有淙淙的流水。杨振声先生住在园内主要建筑三开间的霁清轩内，该轩的廊柱上彩绘有一串串美丽的葡萄，8月间我去看望他们时，杨先生正坐在里面一张摇椅上纳凉，沈先生则住在北面的一栋平房里。沈先生避暑中并不甘寂寞，正在那里写作《霁清轩杂记》长文。他和我们大谈颐和园的历史和掌故，我才知道，霁清轩原来是慈禧太后的住处，当时是北京市政府的一所内部高级招待所。这篇文章分二期在《新路》杂志（半月刊）1948年上发表。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这是描述颐和园和中国近代史的一篇极好的散文，至今没有超过它的。我想，在沈从文先生的头脑里装有一部活生生的我国近代和现代史。他写的小说也都是我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和深刻的写照。

1948年北平围城中，他本无南下的打算，经过北大地下党人的工作，更加坚定了他留下的决心。南京政府派专机来接教授们南下，他也拒绝登机。

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身体很不好，患有抑郁症，有时有幻听，有时甚至有幻觉，有一个时期不能教课，也不能从事文学创作。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他被分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作研究工作，同时调往历史博物馆的还有任副馆长的原北大博物馆专修科韩寿萱教授。他曾主动作过讲解员的工作，我曾听过他对罕见的历史文物，如西藏黄教的文物讲解得有声有色。

1953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又当选为文代会代表。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问起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说：“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沈以微笑作答，可是事后并未写作小说。

在历史博物馆，他用科学的方法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写出《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明锦》、《旧中国漆器》、《龙凤艺术》等著作，对新中国的文物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63年，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建议，文化部交给他研究中国服饰史的任务，他认真对待，兢兢业业，于1964年就完成了这部开创性的图文并茂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空前专著的初稿。全书文20万字、图200幅，出版有征求意见用的样书，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空缺。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此书不但未能公开出版，而且被看成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横加批判，并于1969年将沈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冬，他回到北京，他将书稿加以修改，交给领导审阅，可是在馆长办公室中压了三年，又被退回。1978年，由于胡乔木同志的过问，沈从文教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修订这部力作。1981年此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受到全世界历史学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从该书的写作看来，足见他的国学学识是极为深邃的。

最近查阅了许多人物辞典，如《北大人（一）》、《北大人（二）》、《社会科学人物辞典》、《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者大辞典》等传记辞典，虽然书中均收有文学部分，可是却都没有这位世界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先生的辞条，真是令人十分奇怪。这恐怕同他解放后的遭遇不无关系。

沈从文教授因心脏病发作于1988年5月12日突然去世。我十分怀念使我受益不浅的沈从文教授，特就记忆所及，撰写此文，以资纪念。

2003年10月8日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