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怀念黄万里先生

2009-06-18 |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三一(1953水利)

黄先生去世快一年了,我们这些曾受业于他的学生,无时不在深深地怀念他,敬仰他。

黄先生是所谓的钦定大右派。他是个对黄河、长江治理有独到见解并屡与决策者相左的人,但也是个贬褒不一的人:有些人讨厌他,说他是“反骨”,不切实际,不识时务;而更多的人喜欢他、敬仰他的为人:不违心、不唯上和只认理的傲骨,以及赞赏他学术上精辟、新颖、独树一帜的见地和富有创造性的精神。时至今日,是非曲直,已有公论。总之,黄先生的一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一个世纪一代知识分子伴随着国运经历的坎坷。

我们解放初在唐山工学院受业于黄先生。那也是黄先生的母校,其前身是清末的路矿学堂,教师多半是留洋的,但学校里却有浓重的中国文化传统,如重视学生品德,尊师重道等。学校像一个大家庭,几百个学生,几十个老师,亲密无间。当时年逾古稀的留美罗忠忱教授就被尊为这个大家庭的家长。50年代初来了一位新教授:留美博士、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当时国内正大力宣传苏联水利建设成就,尤其是水利水电的一些伟大工程,而新中国也要开始治理江河,因此,黄先生之来,对土木系水利组的学生们尤感兴奋。

初见黄先生时,他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十分潇洒,但对爱穿长衫不苟言笑的罗先生却十分恭敬。40多年后,偶读他于199212月写的“先师罗公建侯忠忱20年祭”,才深知他当年对罗老师的由衷尊敬和对母校的无比深情。他当时给人一种“既洋派又传统”的特殊感觉,以后和黄先生接触多了,才知这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上在他的一生中,所体现的中西文化的融合,是极为深刻的。他学贯中西,重视科学民主,特别是深受中国传统美德的熏陶,不仅为人处世堂堂正正、刚正不阿,而且对祖国的贫弱和人民的苦难也有深厚的忧虑之情。

他的讲课,非常有魅力,态度从容,谈吐幽默,思路开阔,立论新颖,而又能深入浅出,谆谆善导,不仅能让听课者概念清晰,而且能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当时正大力推行教学要向苏联学习,但他似乎不太理会这些,我行我素,不是随大流去热衷引进苏联教材和强调专业化来设置课程,而是强调要培养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不仅知识要渊博、基础要深厚、思路要开阔,而且要能想人之所未想。后来,才渐渐知道,这也正是他自己深受其益所走过的学习道路,所以他坚持学生不要人云亦云,赶一时潮流,而应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

1951年暑假他带领我们去淮河见习,旅途十分艰苦,爬山涉水,有时夜宿农家,席地而卧。在他身上,我们再也见不到洋博士和大教授的模样了,只见他头顶草帽,身穿背心短裤,顶着烈日登山,挥汗如雨。至今我还记得他那肥胖的身躯,沿着曲折小路,一步一步缓慢不停地往上攀登的样子。他一边走一边还和我们谈笑风生,说:“你们知道吗,我登山不累的诀窍,就是慢慢走。这样与快步走到山顶做的功是一样的,但功率小多了,就省劲多了,率的概念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不注意,比如流量的叫法,是错误的,不是来多少水量的概念,而是指单位时间的来水量,所以应叫流率。一场洪水总量是多少,当然重要,但流率多大更要紧,洪峰来得猛,流率大、水位高,堤防挡不住就成大灾了”。黄先生这种寓教于日常生活中,轻松中又极为严谨地重视正名和逻辑的教育方式方法,不胜枚举,获益匪浅。实习途中,黄先生边走边告诉我们:当年留洋回国,有请他去当教授的,当官的,但他的第一选择是到基层去做实际工作,和测工们一起去查勘四川的岷江、涪江等河流,不仅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对川江特点的感性认识,而且和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至今常常怀念他们,特别是对那些因工坠河牺牲的。

上半个世纪后期他反对修建三峡工程,其中主要一条理由是库尾将为卵石堆积,淤塞重庆港,回水抬高淹没江津、合川并还将逐渐上移殃及其上的坝田、城镇。目前三峡有关泥沙计算,不论是教学模型和物理模型他认为都是严重失真的,因为没有反映这条河流演变的特点和那些源源不断随水流在河底滚动而来的卵石(现时无法测得此资料)。这些都是他当年在查勘中亲身经历:每当冬日,河水一清见底,沿河床滚动下移的卵石清晰可见,更何况洪水期?正由于当时他深究这些现象,深究长江河谷、地貌、地层演变历史,从而熟谙长江的特性,所以今日方能提出不雷同于一般的三峡工程不能修建的立论。

黄先生经常启发他的学生重视观察自然现象,要善于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去思考、深究这些现象,从而解读大自然这本最丰富多彩的教科书。在见习中,几乎处处有教材,处处都是书,并且比实习大纲规定的内容有趣得多,生动得多。记得在淮河上,看见船工张帆行船时,黄先生就出了一道船行八面风的题,让我们用力学观点分析风力、水力、帆、舵的相互作用;在淮河润河集看见了巨大的钢闸门,黄先生说:“这门要挡很大水压力,结构很强,压不垮,但是如不注意水流对闸门可能产生的振动,也会溃于一时”,当时他打了一个比喻说:“你们都看过水浒,知道花和尚鲁智深倒拔杨柳的故事,”边说还边做了个拔树姿势,“其实花和尚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拔不起一棵大树,而是他找了一个窍门,反复摇动这棵大树,有节奏地震动它,松动了,方能一鼓作气拔起大树”。当到梅山水库时,设计人员正在设计大坝,黄先生就即兴谈到坝型,他利用自己魁梧肥胖体态作示范,把一只脚往后一撑,说“这就是重力坝,因为我重,你们推不倒我,稳是稳了,但并不算聪明,拱坝就太妙了,利用拱结构向两岸传递水压力”,他说着把脚一收,然后双手向左右方向一撑,“这样撑着两边,即使我是一个瘦小个子也未必能推倒我,这样建坝材料可就省多了”;在淮河及支流中,我们看见了峡谷中湍急的河水。也看到开阔处弯曲河道,两岸的平原、台地、自然堤,黄先生要我们注意这些自然现象,启发我们思索:在漫长岁月中,沧海桑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它们是遵循什么规律形成的;当看见两岸的平原时,黄先生兴奋地说,这是大自然的恩施,是江河的功劳,大江大河下游都有冲积平原,是河流把上游的泥沙带到下游淤积成的,两岸还形成了自然堤,小水不淹两岸,大水漫顶分流淤积两岸。这也可以看出黄先生后来根据地貌长期演变的研究提出治理黄河必须在黄河三角洲用分流淤灌黄淮平原的对策,是早有所思的。在以后教学中他常海阔天空地谈论天文、气象、地质、地貌、数学、力学来解读这些现象,阐其要义,浅而易懂,启而有止,留下空间给学生们去想象,因而学生特别觉得有兴趣,终身都深记先生的启蒙之恩。以后读到黄先生治江和有关水资源许多不同凡响的专论,才深刻体会到由于他的博学、善思和深厚的功底方能建立他独特的治水理论,自成一派的道理。

1953年我从清华水利系毕业后曾一度在北京参加江西上犹江水电站设计的水文分析工作,当时缺乏水文资料,流量系列都很短,相对较长的是雨量资料,如何用暴雨推求洪水,我多次求教黄先生,得益匪浅,使我能较顺利地完成此项任务。早在1935年和1937年在先生留美时写硕士和博士论文就提出了有创意的“暴雨洪水统计分析”和“瞬时流率时程学说”的理论,他讲授这部分内容时十分精彩,至今难忘。他从正名开始,指出惯称流量是错误的,流率深含时间这一重要因素,进而阐述流率是如何形成的,乃是集水区内不同时间不同大小的降雨,远远近近,先先后后通过地表、地下不同途径,快快慢慢的正好此时同时汇集流经河流的某一断面,有如戏院的散场,某一时刻同时经过大门出来人群数量,他们有前排的也有后排的,先后起身,快慢不一,但都在某一时刻同时穿门而出去了。他用生动比喻说明集流形成洪峰的原理,然后又进一步说明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一场大雨降落的强度在集流区内时空分布是变化着的,雨滴落地以后,它们的行程和速度也十分复杂,受地质、植被、地形(集雨区大小,形状、坡度、河谷形态)诸多变化因素影响。至于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最大洪水就更复杂了,需要工程师具备多方面的学识和经验,如天文、气象、数学概率论、工程安全风险和工程经济诸多学科。听了他的讲课,能使学生全面去认识一个问题,开拓思路和深究奥秘。

以后我就到南方工作了,直至80年代初才重见黄先生,那次我去清华大学看望他,他正好在清华大学泥沙研究中心开会,历经二十多年的坎坷,他显得苍老了,我一时倍感心酸语塞,而先生仍非常开朗乐观,仍像以前一样热情健谈。当询及我近年工作时,我兴奋地告诉他:70年代我下放到贵州,参加了乌江渡水电站建设,那是在岩溶峡谷地区,地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建成的当时国内最高的大坝(165m),并在泄洪消能、基础处理和总体布置方面均有创新突破。他听了十分欣慰,但同时又告诫我:一个优秀工程师不但要有能力设计好的枢纽工程,解决各种复杂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一条河流特性全面作出治理方略。他还给我谈了三门峡教训,这使我进一步加深认识黄先生治学高明之得,能从高处全局和整体把握问题,尤其对大江大河,不能只见一坝一闸一时之功,而是首先整体治理策略要符合自然规律和客观实际。这也是黄先生关注长江、黄河和水资源这些大问题时的过人之处。他为此付出了毕生心血和沉重的代价,都无怨无悔。

改革开放后我还多次读到他寄赠的近作、论文和诗词,深感黄先生不仅是一位一心钻究治河的鸿儒,同时也是一位十分重感情,非常有文采的爱国诗人,才情横溢。他的诗词,对国家、人民、同窗、学生情重意深;他的“治水吟草”自序,充分显示了他的气质,他那赤子报国之心和耿直坚韧的秉性莫不跃然于纸上,文如其人。他也十分喜欢赵朴初先生为“治水吟草”题的诗:“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禹公钦饱学,不祗是诗才。”这真迹就挂在书房里;还挂着一幅金克木先生题赠的:“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沙塞巨川。”看来先生是欣赏二位大师的认知的。

晚年黄先生曾多次外出讲学,有年到长沙,一口气站着讲了3个小时,其精神之振奋,内容之精辟独到,令听者仰慕而心醉。我又仿佛见到40年前黄先生授课时的神采,他浑然忘却自己的高龄和病重,我们更十分担心这样忘我会有损他的健康。会后师母告我:“你是劝不动他的。”后来黄先生癌症多次转移,先后动了四次手术,这期间我探望他多次,每次都见他仍在伏案工作,泰然处之。他说:“我现在仍每天工作6小时,也练练太极拳,并且还希望重返讲堂,将一生学的东西教给年青人。” 在此期间,见到登门探望他的学生时,都特别兴奋,滔滔不绝谈论治水之道和三门峡的教训,尤其是对建三峡工程忧虑。师母见他谈累了,劝他控制一下,他却像孩子一样天真地央求着:“让我再谈十分钟。”等他停下话音时,时间又过去半小时。

黄先生去世前我去见他时,人又消瘦了许多,病又重了,但他却关心我的病况,我在1999年也得肝癌,先生和师母多方关心为我介绍和寄赠药物,鼓励我战胜疾病。最使我难忘的,也是最后一次和我的长谈。他说:“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智能报效国家。” 不久,黄先生过完了90岁生日便离开了他眷恋的这片土地、江河和人民。先生的高尚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一份极为宝贵的财富和典范。

安息吧!一代良师!历史会记住这一切的!20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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