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在甲所第三会议室举行原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追思会,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金兼斌代表学院参加追思会并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
在徐老师追思会上的发言
金兼斌
各位尊敬的与会者:
我是金兼斌,原中文系编6班的双学位毕业生,1992年留中文系任教,现在则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师。因此,今天我的发言,既代表新闻与传播学院,也因为我是徐老师众多学生、同事的一员。
首先我要代表新闻与传播学院向徐老师表达深切的谢意和敬意。在新闻传播学院的网页和院志中,关于“学院简史”,都是以这样的表述开头的: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前身,是1985年在中文系设立的编辑学方向和1998年10月成立的传播系。”
事实上,新闻与传播学院不仅脱胎于中文系的编辑学方向,迄今仍有部分教师来自于当年中文系的科技编辑专业,而且,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徐葆耕老师还是当时隶属于人文学院的新建的传播系的首任代系主任。虽然徐老师在传播系代系主任的位置上时间不长,但因为其时正当传播系的组建和定位时期,因此,其参与的工作,对清华大学传播学科的发展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尹红教授,就是当时的传播系代主任徐葆耕教授在中文系蓝棣之教授的陪同下造访北师大请来的。而我自己,也是蒙徐老师悉心栽培,在1997年即为我联系好到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攻读博士的机会,为我日后回清华后入传播系工作做好铺垫。今天,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中一个卓有特色的新兴学院,在国内学科排名中名列第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这一切,离不开当初像徐老师这样的前辈清华人的远见卓识。因此,我首先要代表新闻与传播学院,向徐老师表达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我也愿意借此机会,以一个徐老师的普通学生和同事、朋友的身份,与在座诸君分享几件我与徐老师交往的点滴往事。
和很多清华人一样,我认识徐老师是从选修他主讲的《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开始的。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但丁《神曲》和卢梭《忏悔录》的讲解,他对作品的介绍和对作者的心理剖析浑然一体。他介绍卢梭的生平故事,引述《忏悔录》中的自白,都非常的投入和动情,隐然让人觉得他对作者深切的理解甚至共鸣之心。徐老师一生过得并不平坦,文革期间多次挨整。他对苦难和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体会,这让他对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品有格外深切的理解。而这样的情怀,也深深的感染了听他课的学生。
徐老师对年轻教师尽力扶持,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多次蒙受他的帮助和指导。1996年,在我情感和事业的低谷期,徐老师多次和我这个中文系当时差不多最年轻的老师谈心,鼓励我树立自信心,并帮助我分析适合我的学术方向。是他一手促成了我赴港读博的愿望,为我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进行转型创造了条件。
2001年,当我即将从香港浸会大学毕业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份有熟悉的徐老师签名的文件。那是一封徐老师当年向浸会大学校长谢志伟博士推荐我的信。当时我因为回复浸会大学录取通知迟误,面临被取消录取资格的危险。为了帮助我获得这个难得的机会,徐老师亲自给浸会大学校长写信陈情。
2007年,我们几位在徐老师退休后还定期一起聚会的老师在海淀的杭州新开元酒店为徐老师和孙殷望老师过70岁生日。席间我把我复印的10年前徐老师写给谢志伟校长的信塑封后作为礼物送给徐老师。我想这样一件事情最典型的反映了我们教师职业的本质和动人之处。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徐老师对母校清华大学无与伦比的深厚感情。从1960年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到他去世,无论退休与否,他都努力为清华工作,前后历51年,他的一生是完全、彻底的融入到清华大学的发展中的。现在我脑子中每每想起徐老师,有时是初次在西主楼电机系的一个教室中听他讲课时的神采飞扬,有时是他在中文系主持工作时的宽厚慈祥,有时则是他退休后常常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横跨电脑包在清华园里形色匆匆的样子。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献给母校清华大学诞辰100周年”的《清华精神生态史》。这是一部浸透了他最后的心力和对清华的热爱和忠诚的著作。在该书的最后,有一段没有完成的“后记”,是这样写的:
明年(2011)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
我从1955年考入清华,读于斯,长于斯、作于斯、婚于斯、老于斯,至今已经55年了。除了很少的几年外出讲学、研修以外,绝大部分时间就生活在这不足4平方公里的方寸之间,我的快乐、幸福、疯狂、烦恼、沮丧乃至绝望,几乎都同这所大学有关;我同这所大学已经融为一体,仿佛在这所学校刚诞生的时候起,我就已生活在其中了。
我想,徐老师虽然一生遭遇很多挫折和不幸,但他还是幸福的,因为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自己心甘情愿为之献身的大学里,生活在爱他的人们中间。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清华园里的一个传奇。如今,这个传奇结束了,但他的精神和风貌,已经幻化成清华风物志中的一个不朽的篇章,让来到这里的学子们代代相传。
徐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2010/3/23 2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