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光亮:我和钱伟长学长二、三事

2010-08-06 |

刘光亮(1972级化工)

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学长不幸逝世了,伟人陨殁,这是我国科技界的一个巨大损失。我曾与钱伟长学长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化学实验室里一起度过一段短暂的时光,虽然已相隔38年,但仍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在此期间,我很荣幸地聆听到了他的教诲,这些教诲使我受益终身。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进入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工农兵学员,1972年秋天,系里的军工宣队领导找我谈话,抽调我到化学实验室去“掺砂子”。因为我上大学以前是工人,当时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政治氛围中,工人阶级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即所谓“掺砂子”。于是,21岁的我一半是怀着雄心壮志,一半是糊里糊涂地来到“高能电池研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一共有6个人,就是在这里,我遇到了钱伟长学长。

一、“钱老师”低调做人——对党无限忠诚

第一次面对钱学长时,我很惊讶于他的外表,虽然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舍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报效祖国的事迹,对我来说早已如雷贯耳,然而出现在我眼中的是一位很普通的南方人,个子不高,虽然目光中透出了一股睿智,但是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在中国国防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伟人。

当时的政治环境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尤其是钱学长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很多人对钱学长直呼其名,但钱学长并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称谓,他只是低调地做人、踏实地做事。因为他比我年长40岁,我一直尊称他“钱老师”,我很喜欢坐在他旁边,观察他做实验、记录数据、分析数据,学习他做研究的方法。

在后来比较熟悉的时候,钱学长说到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时的情况。当时党的政策“大鸣大放”,他就在清华大学的二校门前向党组织提意见,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存在的弊端,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相关的言论。而他的这些言论,甚至包括一些并不存在的“言论”,后来都成了他的罪行的证据。钱学长说,虽然他成了右派分子的重点,但从未后悔回国建设祖国,从未怀疑过祖国,从未埋怨过党。

二、小电瓶、大胸怀——“党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学长在实验室的课题是高能电池的研究开发,主要内容是对电瓶和蓄电池技术进行改造。当钱学长在会上向教研室主任汇报蓄电池改造课题时,我还悄悄地问:“您不是物理专业吗?怎么搞起了化学?”钱学长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他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他的信念——“党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我来到实验室时候,课题已初见成果。和我父亲同岁的老人、时年已60岁高龄的钱学长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的大小各种车间400多处,又在河南、山西等地的煤矿进行实地调研,与工人们同吃、同住,经过反复征求工人的意见,反复地修改,终于完成了对电瓶和蓄电池技术的改造。作为中国科学界的泰斗、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为了保证部队战士作战、矿工兄弟井下生产的安全,不辞辛苦,呕心沥血,这种精神是多么的难得可贵。

钱学长是一个全才,从不懂电池到精通电池,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他制造的电池与普通电池体积重量相等,而其产生能量却比其高出8倍。原来用2个总重量100公斤的电瓶,仅能连续启动设备15-20次,而新的高能电瓶只要用1个,重约25公斤,能连续启动1000多次,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家空白,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关心与肯定。

高能电池可用于野外作业如地质勘探、铁路、航道、坦克、导弹、汽车的动力电源,在这小小的电池研究中,包含了钱学长的多大心血,他从煤矿工人的矿灯蓄电池的成功中举一反三,为铁路设计了实用的号志灯,为地质野外工作队设计了高能电源,进一步发展出了电瓶车。

钱学长,这个被赞誉为戴着右派帽子的“万能科学家”,在他被困在清华园里的这段时间,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

三、厚积薄发——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

有一次,化工系几个实验室一块开会,当别人都拿着提前准备的稿子在念时,钱学长从墙上挂的老式日历本上撕下了一页日历,在2寸见方的日历背面写了几行字。轮到钱学长的发言时,凭这张日历纸上简单的提纲,他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演讲逻辑清晰、思路敏捷,列出的数据甚至精确到了小数点后。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赢得了大家赞许的目光,相信在场每个人的心里都在默默地敬佩他。

四、列重点、钻得透——“怎样才能学好功课?”

作为一名学生,我很关心“怎样才能学好功课”?带着这个问题,我请教了钱学长。

钱学长告诉我,除了上课注意听老师讲授的内容,自己也要抓紧钻研。钱学长跟我回忆起了当年他在清华读书时的情景,他说:“班上有一位同学学习很好,每次考试不是我第一,就是他第一,我们的方法就是抓重点,如在某门功课的某个阶段,我出10多道题的重点,他出10多道题的重点,当我们交换了各自的重点后,这门功课的重点基本上就在这20多道题中了。”我就问道这个“他”是谁?钱学长用英语说了这个人的名字,可惜我当时没记住,此时的“他”已成了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我心里想,如果钱学长仍在加拿大或美国工作时,肯定是会与这位美国著名的科学家齐名,学冠中外。

十多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离开实验室重新回到了课堂。在我离开的前几天,钱学长已不在实验室了,我不知道钱学长是又到了煤矿还是部队,或是党和国家让他担起了更重要的担子?

在这场荒唐的“掺砂子”政治危机中,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使我能够遇见钱学长的这样的国家宝贵的知识分子,让他给我上了一节“怎样做人”和“怎样做事”的课程。38年来,钱学长的言行和教诲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我也时常用钱学长的教诲来勉励、鞭策自己,甚至孩子。

钱伟长学长,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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