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以暠:峥嵘的岁月

2010-09-30 |

刘以暠(1962无线电)

(一)

在故乡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嘉陵江和长江在此相汇,一泻千里,奔向东方。它们泾渭分明:嘉陵江水清澈碧绿,而长江江水浑黄。小时候常和同伴在河滩上,吧哒着一双赤脚采集鹅卵石及五彩缤纷的“鬼指甲”玩耍(一种小孩爱戴在指头上玩的色彩斑斓的半透明胶状体),并倾听纤夫和船工们喊出的那动人心魄、悲壮激越的“川江号子”。在这里,我送走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终于到了高中毕业、要为我自己选择前程的时候了。

报考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把电子技术作为终身事业,这是双亲的考虑,也是我自己的选择。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报考前,学校通知已选送数名毕业生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是其中之一。我得知后欣喜万分,但却遭到双亲的坚决反对,理由是家兄已经在部队上服务有好几年,他们不愿意我日后也成为“军人”。为此而进行的体检当日,母亲守候在家后门不让我外出。在我面前原本显得十分瘦小的母亲,此刻竟然成了“庞然大物”,使我奈何不得。但这“阴差阳错”,却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重新选择进了清华大学之门。

到了19568月的一天,母亲送别我离开故乡,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登上东渡的江轮。我猛然回头,发现不见了母亲,自己则身不由主地被人群推动着继续往前,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自幼以来,我何时曾离开过妈妈的呵护?同行的伴友喊道:“快看,江轮起航了!”此时我虽然凝望着滔滔的大江,心中想的却是亲爱的妈妈。

江轮到达武汉后,我再换乘火车北上。不久,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透过车窗展现在我眼前。那辽阔的青纱帐,那整日晴朗的天空,在我那(尤其是冬天)雾气迷朦的故乡山城,何曾有过这番景象!记得在学校上课时,若偶遇艳阳天,人人心情都会为之一振;老师也要叫正在背书的学生“拿出精神来,要对得起今天这样的好天气!”

(二)

作为初次远离家门的少年学子,当我踏进这举世闻名的北国学府,就被这美丽的校园和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住了。清华园原是清代皇家园林之一。二校门的宫门建筑是清华大学的象征,其上“清华园”三字,由清末军机大臣那桐题写。建校初期首先兴建的校舍主体“清华学堂”,也是由他题名;1925年学校就是在这里增设“国学研究院”,近代卓越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及赵元任等曾荟聚执教于此。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于1927年自沉昆明湖辞世;在校园的“水木清华”景区里,有他的“海宁王静安先生之墓”供人凭吊。进入校园内,映入眼帘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首推位于大草坪北边的大礼堂,型式上圆下方,雄伟典雅,具有古罗马建筑风格;我曾在这里欣赏过天才音乐家马思聪在他夫人钢琴伴奏下的小提琴独奏,刘诗昆的钢琴演奏以及刘淑芳的花腔女高音独唱等精彩的音乐会。大礼堂和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被合称为清华大学早期的“四大建筑”。人们介绍说:当年还是清华学生的戏剧家曹禺,就是在这图书馆里写下了他一举成名的处女作《雷雨》。

与这些欧式仿古建筑形成鲜明对照,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工字厅,则是中国古典式的大庭院。正门前悬有咸丰皇帝亲书的匾额“清华园”;里面曲廊回折,庭院相套,奇花异石,蔚然秀丽。这里也是学校行政领导所在地。后门外,就是清华园的名胜区“水木清华”,那里假山古亭,苍松垂柳,花香鸟语,小桥流水,配置成一幅幅绝色的景观。有时在寂静的月夜,我独自漫步湖滨芳径,就会情不自禁哼起王实甫《西厢记》中的词句:“柳丝长,咫尺情牵惹;水声幽,仿佛人呜咽……”我不知道“水木清华”的名称是否来自古诗,记得《诗经》上就曾有“水木清华,婉兮清扬”之句;还记得曾有人用两句诗:“分花拂柳穿芳径,独倚孤松赏月明”,咏叹了“水木清华”的优美和情趣。

工字厅西边,是清代另一个皇家园林“近春园”的遗址,人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所生动描绘的优美景致。在荷花池旁的东土山上,人们可以望到一座单檐攒尖的四角方亭,亭内悬挂铜钟一口,这就是为纪念闻一多先生而建的闻亭。闻一多是与朱自清齐名的清教授,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19467月不幸遇害。

我在校时,清华大学校长是蒋南翔。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学生宿舍周围转,看望学生。他作的报告言简意赅,发人深省。一次他对同学们说:“秦桧,南宋初年丞相,当科状元,才华出众,但却是留下千古骂名的汉奸卖国贼;文天祥,南宋末年丞相,同样是当科状元,才华横溢,而他是千秋万代受人景仰的民族英雄。这表明了一个人不能只是学问好,还必须要有为人正直的高尚情操。”这些话一直作为箴言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当年梁启超先生在清华曾引用《易经》中的名句勉励学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蒋南翔校长也给同学们提出了“自立立人,自强不息”的八字要求。

在讲课老师中,我最喜欢的是讲授高等数学的讲师程紫明(不久他就被提升为副教授),他那严密的语言逻辑,折服了每个学生,使听他讲课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完成他布置的作业,也似乎是一件轻快的事情。此外,体育教研组主任马约翰老教授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是中荷混血儿,总是西服领结,身材魁梧,满头雪发,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作起报告来声如洪钟,不用麦克风,强调“生命在于运动”,富有极大的感染力。

入学第一年的学习甚感轻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除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和作业外,我也借了各种课外读物浏览,其中包括大量的古典诗词,如诗经、楚辞、古诗源、千家诗、李太白全集,唐宋及近三百年名家词、元散曲等,供我不时吟诵。我自幼酷爱阅览课外读物,这不是为了“消遣”,而是出于强烈的“求知”渴望,课堂内的知识已远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尤其是对中国的古典诗词我“情有独钟”,视其为陶冶性灵的工具,并早年就开始习作写诗。

初到清华,最思念的自然是我那远方的家园,嘉陵江畔的风光,尤其是我慈爱的双亲。一天,我在完成作业后又想家了,双亲的形象历历在目,往事浮想联翩,不禁热泪盈眶。父亲出身贫寒,靠着自己艰苦卓绝的奋斗,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申请“官费”赴欧勤工俭读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一去七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取得了土木工程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担任重庆大学教授、土木工程系主任兼重庆中学校长,对地方的土木工程建设也做出过诸多贡献,并资助了二叔父去法国留学。解放前夕,他当时任重庆地政局总工程师,为仗义执言,抗议当局的贪污腐败、克扣工人的工资而丢了自己的“饭碗”。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贸易部直属基本建设工程处(局级)西南分处领导兼总工程师。他每月都固定地从自己要养活一大家人的并不很富裕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去帮助两名生活困难的下属以解燃眉。他对人处处慷慨解囊,真是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而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当时的中国在长期战乱后百废待举,他奔波于西南各省,积极为急需兴办的地方土木建筑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在那搞“运动”整人成风的岁月里,他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任何时候都绝不伤害无辜他人,宁肯自己受屈;任何时候他都不放弃自己作人的原则。他的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完满地体现了传统的儒家道德精神。晚年他又返回大学任教,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文革”前夕。在他遗体告别仪式和隆重的追悼会上,连大学的工友都踊跃参加。人们对他只有一句话:“多么好的一个人死了,真可惜!”而他的所作所为,都得到他一生的忠实伴侣、我的母亲的完全支持。我的母亲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操劳着全家的家务。她共生育了七个孩子,存活五个,我排行最小。虽然父亲的死让我终生哀痛(当时我正准备赴法国留学,未能回归),但退一步想:他辞世时很安祥,死后又备受哀荣,这也许是上苍有意的安排;否则,让他也去遭受“文革浩劫”的磨难,那会是甚么结果?想起来真令人不寒而栗!父亲自己清贫一生,在那人人要“无产阶级化”的年代,死后竟没有足够的积蓄留给母亲,使瞻养母亲的责任又“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子女身上。追忆我的父亲,杰出的教育家和建筑工程专家刘泰琛,迄今,在“知识界”,我再也难见到像他那样的人的身影了。

在清华大学我度过了第一个冬天,迎来了1957年的初春。有一天,我“躲”在北院的一间空教室里,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遐想,突然萌发“雅兴”,情不自禁写下了一首恋词《蝶恋花》,其前半阕是这样的:

吾居清华伊何处?

孤自相思,怀憾成千古。

窗外雪花漫天舞,

欲笺心事向谁吐?

但迄今,我自己也不解的是:“伊”是谁?是我中学时代曾暗暗喜欢过的女同学吗?当时她(或者她们)都年长于我,谁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文静的“小男孩”呢?(在清华的前两三年,身高终于长到了一米七,那是后话了。)也许,正如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雪莱著名的情诗《To –》中所表达的,这是一种对理想爱情伴侣的追慕吧!探索情窦初开的少男心中的隐秘世界,包括当时自己,也是一件趣事。

但是不久,中华上空的政治风云就永远结束了我的“闲情逸致”。

(三)

1957年席卷中国上空的那场政治风暴,也猛烈地冲击了清华园。同学们当然不清楚从整风到反右“引蛇出洞”的“阳谋”。在发出全国全面开展“反右斗争”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清华大学给全校师生做了长达5个小时的动员报告,于是我们也都被卷入进来。在一位从部队通讯兵转业来的“根红苗正”的党员女同学的带动下,同学们创办了一个名为“铁流社”的“大字报”园地。我经常用自己的脸盆调好浆糊和她一起去张贴,不时也写几首反右的打油诗之类在其中充数。

这一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访问了清华大学,他在蒋南翔校长的主持下给大家做了激情洋溢的报告。苏加诺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讲话口若悬河而又逻辑严密。那时印度尼西亚国内实行的是“纳萨贡”(即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徒和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内阁体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处于“蜜月”时期。岂料到1965年,以苏哈托为首的右翼军人发动了政变上台,在印度尼西亚实行了近30年血腥的独裁统治。直到90年代,印度尼西亚才逐步开始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21世纪初在台上的民选总统梅加瓦蒂,就正是苏加诺的女儿。

在清华大学“反右运动”中,最著名的“右派”就要算副校长钱伟长教授了,他曾经身兼27职,才华过人,红极一时。但他始料不及会因为一篇人民日报登载的记者访谈:《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而一夜之间由“天堂”跌入了“地狱”。教授住宅的门上,也被贴满了各种人身攻击的侮辱性标语口号。另一位著名的“右派”是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他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老先生之子,曾在《新清华》校刊上载文《花丛小语》,对当时学校里的某些不正之风予以抨击,并由此获罪。(毛泽东主席曾对黄老先生提及过此文,并表示很“欣赏”。)在对教授的批判会上,当时的水利系主任讥讽他“在旧社会做过生意却自鸣清高”(在那个年月,经商被认为是“剥削”,是“罪恶”)。当然,在这种场合下,教授只能有“接受批判”的份,哪会有进行“自我辩解”的权利呢?

在反右声浪的高潮中,全校经常有一些批判会和辩论会。一次,建筑系主任、小个子的大建筑家梁思成教授(梁启超先生之子),出现在大操场北侧明斋门口的临时论坛上,当他自豪地叙说现在通用的“清华大学”四个字是由毛主席专为学校亲笔题写时,显得兴高采烈。两年前,他曾因他的大屋顶式的民族建筑风格和保护北京市城门牌楼等传统建筑的正确主张,遭受到全国性大批判;在痛苦煎熬中,他的爱妻、一代才女林徽音又撒手人寰。而此时此刻在反右中,他可能庆幸自己、终于侥幸站到了“左派”行列,似乎可以“扬眉吐气”了。另一次在大礼堂,北京市副市长、原清教授吴晗及邓初民等人,曾作为知识界和民盟“左派”的代表来校做报告。当时看着吴晗那怡然自得的神态,听着他那“立场坚定”的表白,谁都不曾料到57年的“左派”日后也难逃66年的劫难:他会因原本遵照毛主席旨意创作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作为“反革命黑帮”抛出,成了“文革”的第一个祭品。在遭受非人的摧残折磨后,吴晗夫妇悲惨地含冤自尽。

1957年我所在的无线电电子学系,是两年前刚从电机系分出来的一个新系,全系仅有“两个半”教授:系主任孟昭英教授是当年中国电讯界的权威,副系主任常迵教授和年仅三十多岁的马思雄副教授都是留美归来的电子技术专家。同学们自然都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系里的“宝贝”。在反右声浪中,有人贴出了攻击他们的大字报。当时我和一些同学看了很生气,曾写过一篇为他们辩护的大字报。岂料这一张大字报并没能改变他们的厄运,他们三人全都被打成了右派。在对他们的批判大会上,我看到了常迵教授失声痛哭地“检讨”;会后经过台前时,又见到年过六旬白发苍苍的孟昭英教授沉默冷峻的目光,心里真不是滋味。据说孟老拒不承认他的所谓“罪错”,被认为态度“顽固”,因此“摘帽”也最晚。

我们班里,还有一位较年长的班干部,由部队转业而来,一直是党支部的“入党培养对象”。在一次我们都应邀参加的系里组织的“鸣放会”上,党总支书记笑容可掬地请他帮助党“整风”,要他讲讲过去曾在“肃反”运动中受到过的委屈。他讲完后,总支书记一再表示对他的感谢并表扬他的态度“积极”。但这样,他也就莫名其妙地当了右派。不久,他就被从无线电电子学系调离到专门“搜罗”右派学生的机械系去了。据说原因是我们系属“保密专业”,与国防有关,“不能留右派学生。”

1957年暑期,我回故乡拜访离别有一年的母校——重庆南开中学,突然看见同学们十分欣赏的优秀的化学老师雷达谦在地里劳动,我叫了一声“雷老师!”他讪讪地抬头望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继续干活了。同伴赶紧告诉我:他已戴上“右派”帽子了,但不是因他有甚么“言论”,而是按照5%的“指标摊派”的结果。九十年代初期,我又有幸与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相聚,谈到了刘武,当时班上一位从志愿军复员而来的同学,不知怎么大学时也被划成了右派。后来,他与其女友真诚相爱去登记结婚,登记处人员不屑一顾地说:“嗨,都右派了,还结甚么婚啰?!”但最终他们还是被“恩准”登记了。如今早已是妻儿一家的刘武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只能是再次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多年来我常常想,那场夺去了至少50多万知识界精英及其全家终生幸福的“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在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无辜受害者远不会有像清华大学对待右派学生的那种“转系继续学习”的“优待”。)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直至“文革”浩劫,当政治风浪如潮水般涌来时,在从中央到单位领导的安排下,人人你斗我,我斗你,包括自己在内,一般人谁都难免会犯错误,伤害他人。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应当有反思和自省的勇气与精神,应当真诚地为自己可能曾有过的过失感到内疚和忏悔。如果一个人,无论他身居高位或是黎民百姓,若总以为“错误”都是别人的,而自己则“一惯正确”,那么,这个人恐怕在做人的良知上出问题了。

(四)

在全国一片“大跃进”的狂热声浪中迎来了1958年。当时一句风靡全国的响亮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似乎“超英赶美”的目标近在咫尺,人们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一夜之间要在中国实现了。清华大学食堂甚至还实行了“用餐自动交餐券无人管理”,以考验学生的“共产主义觉悟”(这种荒谬的做法在第二年就因出现严重的亏损而中止)。当时,学校还特别邀请了诗人徐迟、沙鸥等来校座谈。他们以诗人特有的激情畅谈着:“粮食生产过剩怎么办?”

这一年我们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并在校园里搞所谓“小土群”式的“全民大炼钢铁”。我们到颐和园后山去挖含有铁矿沙的红土来冶炼。我当时正值18岁,只觉得干得十分兴奋和有趣。但是劳民伤财的土法“炼钢”的结果,却只能是“炼出”一堆废渣,徒添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伴随着一浪高一浪的全民“大跃进”的浮躁气氛,由中央倡导的“全民写诗”、“全民除四害 (指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等群众性活动,也席卷了清华园。一时间,校园成为了诗歌的海洋,校舍的厅堂和走廊,都贴满了同学们创作的“豪情万丈”的“大跃进诗歌”;我们系里还为此成立了一个《烈火诗社》。作为文艺诗歌的爱好者,我自然免不了卷入其中,热情地参与了诗歌的创作和通讯工作。下面抄录几首我在校园参加暑期劳动时所写的小诗:

1)是我们,风华少年

夜深了,

微风拂荡,星光闪闪,

人们睡得多香甜!

钣金工厂灯火辉煌,

铁锤叮当响彻夜晚。

是谁还在辛勤劳动?

是我们,风华少年!

* * * *

朝霞染红了东方,

旭日吐露出半个圆脸。

是谁从工厂凯歌归来,

满载丰收的喜悦,

洋溢自豪的情感?

是我们,风华少年!

2)汗

汗,

好似珍珠一串串,

亮晶晶,

挂在我满面。

* * * *

汗,

流过两腮入口间;

尝一尝,

甘美又香甜。

* * * *

汗,

颗颗滴落浸铁板;

劳动者,

脸上红光闪。

* * * *

汗,

洗涤心灵身康健。

入熔炉,

炼得红又专!

3)产品

我手捧着产品脸带笑,

轻轻抚摸仔细瞧。

产品的光泽亮晶晶,

产品温暖着我的心。

热流阵阵涌上来,

泪珠滚滚往下掉。

这是劳动的结晶啊,

这是我亲手的创造!

为建设亲爱的祖国,

也添上了我的一分辛劳!

这些诗反映出当时一个青少年那种幼稚而纯真的激情,当然其中也免不了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左”的烙印。此外,我还记得水利系一位同学写的一首诗,形象地展现了水利化会给农村带来的巨变:

沟渠化,河网化,塞外不比江南差。

明年大雁归来时,不知何处是它家。

还有建筑系一位同学写的一首诗,以浪漫夸张之笔抒发了建筑工作者的豪迈情怀:

一生足迹布九州,遍地盖高楼。

盖满陆地盖大海,盖满地球上月球。

八月十五同赏月,我与吴刚赏地球。

这两首给我印象很深的小诗,在感情、语言、韵律和意境上,我认为都堪称佳作。

诚然,这个“全民写诗运动”是“大跃进”的一个荒唐产物,从总体上说,多为粗制滥造,不会产生出什么“艺术精品”;但当时一代青年所焕发出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情操和高昂振奋的精神风貌,却是可贵的,不该抹煞的;其中有价值的少数诗作,也应当肯定和保留。

58年到59年,清华大学又开展了“教育革命”,计划把清华建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共产主义大学”,并想以长达10年的学制使毕业生达到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水平(后来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把学制减到了6年)。在我们的5859第三学年,系里还进行了“半工半读和半研三结合”的试验:把这一学年分为了三个学期,其中两学期上课学习,另一学期主要参与教研组的科研工作及电子车间的组装调试。记得当时我参与的科研工作,是动目标雷达显示的相参和相消技术。

“大跃进”左倾冒进的做法使1959年在全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乌托邦的幻想破灭了,大批饿死人的事频繁发生。到1960年,形势更为严重,粮食全面减产,饥馑处处皆是,全国进入了“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于是“政治运动”不得不暂停了,“大跃进”也临时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所取代。但清华园内的学生的确是受到了特殊的“保护”和关照,粮食定量较高(如我当时的定量是每月34斤)。不过我每日总要节省一些粮票,积累下来留给定量低得多的家中使用。这样,当时尚处于身体成长中的我就仍不免感到饥饿。此外,副食供应依旧严重匮乏。学校食堂虽想尽各种办法,包括晾干菜贮存,甚至是荒唐的多加水“增量法”煮饭,等等,也都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势下,学校很注意学生的劳逸结合,大幅度减少学生的社会活动,使学生们节省体能消耗,把有限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最后这两年,也是我在系馆里完成大学专业学习最紧张的时期。其间,常有一些外国政要来系馆参观,如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缅甸总理吴努等。有一次,周恩来总理陪同吴努总理参观了系馆和我们的实验室。年已60出头的周总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显得十分健康,边走边和系领导交谈(在这之前,我已多次见过周总理来校视察);而笃信佛教的吴努总理身材矮胖,头戴头巾,他双手合十,面带笑容地向我们示意。当时他万万没有料到,缅甸国内的奈温将军,正在策划一场军事政变。不久,就传来了奈温政变上台的消息,有着民主理念的吴努沦为了阶下囚,中缅两国亲密的“胞波情谊”关系也从此结束。迄今,缅甸仍然是世界上极少数由右翼军人独裁统治的落后国家之一。

(五)

1962年秋,在度过了6年难忘的岁月之后,我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这是对我的成长和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6年。在这具有理工结合性质的专业学习中,校方和系里都很重视对学生进行从理论到实践及其结合上的严格而全面的训练和培养:前两年是大学基础课,第三年是专业基础课,第四、五两年是专业课和专门化课,最后一年是所谓“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譬如我的毕业设计,是研制3厘米波段空用多普勒导航雷达接收机,属于系里承担的一项国防科研任务的一部份)。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和训练,学生都能具有较深而广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以及较强的设计开发和实际动手能力,并掌握了以后在工作中不断进一步学习提高自己的正确途径,为从事各种实际的科研、教学或生产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我离开了母校清华,踏进相隔不远的中国科学院,开始了我的科学技术研制生涯,也踏上了坎坷求索的漫漫人生路。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光阴荏苒,往事如烟;当初是风华正茂,如今已双鬓雪染。但昔日那峥嵘的岁月,美丽的校园,却一直铭刻心田,令我梦绕魂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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