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林(1952气象)﹡
谢义炳,气象学家,湖南新田人。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1940年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1949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任清华大学副教授,1952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副主任、地球物理系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气象学报》主编。
谢义炳院士是我的恩师,也是我国气象事业的功臣。他对我的教育、培养和提携,使我学识增进,事业有成。他对我的师恩使我永世难忘,只想在此简短的篇章中记述谢先生对气象事业的贡献,就我所知的述及一二。
我是1948年进人清华大学的。我之所以选择气象专业,是受我的中学物理老师的指点。北京师大附中教我的物理老师是顾正容副教授。他告诉我,气象在中国很需要,无论什么情况,气象科学都要发展,是很有前途的学科。当时在发展民航,气象人员非常稀缺。有很多物理方面的人员投身到气象上来,如江爱良、顾钧禧等。按顾先生的建议,我考取了清华气象系。
我是在清华大学北京考区的第21名。当时是文理科大排行,前42名有奖学金,因此我是有奖学金的。我来到清华以后,看到气象系衰落的景象,大失所望。除清华气象台外,气象系的办公室设在36所(在清华气象台与体育馆间的通道平房,是学校的男教职工宿舍和食堂)的两三间平房里。气象系主任是赵九章教授,他长期在南京主持中央气象研究所工作,所以由李宪之教授代理系主任。系里有教员两名、助教一名、报务员一名、填图员一名、工友一名,共7名教职工;华北观象台(在北京动物园内)台长李良骐为兼职讲师。李宪之教授计划休假一年,去瑞土或德国,系主任由时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教授代理。因此,四年级的五名学生到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气象系借读理论气象学一年。清华气象台每天下午四时将一张天气图贴挂在清华学堂门口,作为天气预报的参考,其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当时的天气预报经常是被嘲笑的对象。我想起一个老玩笑:“要讲谁能说谎的话,那谁也比不过观象台。”此时清华气象系的处境十分艰难。1950年,谢义炳先生从美国回来,受命于危难之时,使清华气象系起死回生,并从此促进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长达45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变清华大学气象系的面貌,努力促进气象现代化
谢先生在美国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他在美国气象杂志发表的有关切断低压和切变线的论文被很多人引用;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解放前中国科学家的科学贡献论文也收录了他的有关切断低压的论文。然而,谢先生为了祖国的气象建设,毅然回国。
1946年11月“清华三友”谢义炳与冯新德(左)、郭晓岚(右)合影
谢先生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将现代气象引入中国。当时,他亲笔画的示范性天气图就挂在气象系。谢先生带回大批的北半球历史天气图,整整有一书柜。除清华气象系的师生外,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和气象研究所、中国气象局也都有人使用。谢先生带回全球气象资料的幻灯胶片,我们几个学生作为劳务,抄一份给中国科学院使用,而劳务费作为“抗美援朝”的捐款。谢先生带头开课,除“天气学”外,还有“气象统计学”等;此外,还邀请大批校外专家来校讲课,如涂长望、赵九章、叶笃正、顾震潮、刘好治等。在谢先生的带领下,气象系办得红红火火,使得“能到清华”是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向往的去处。由于谢先生的努力,气象系在清华的地位也大为提高。气象系也搬到了化学馆四楼,在清华拿到的经费也大大增长,就图书经费而言,气象系和航空工程系一样多,其受重视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气象系并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数理基础得以加强,至此,北大毕业生普遍具备较好的数理基础这一特点,显现在国内气象行业中。谢先生作为物理系副系主任,全面主持气象专业,使气象学领域大大拓展。谢先生亲自登门请叶企孙教授开设“大气声光电学”,开创了大气物理学的先河;此后由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请来庄逢甘先生开设“流体力学”;1955年又争取到苏联专家阿基诺维奇来校教授“动力气象学”。此时的北京大学成为中心,吸引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及中国气象局的很多人来听课,接受阿基诺维奇的指导和开展研究。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谢先生的关心下,我的论文《摩擦层中湍流系数》作为我国副博士论文答辩的先河,使气象专业在北京大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谢先生十分重视气象观测,培养、组建了较强的从事气象观测教学、科研的师资队伍。1955年,他派霍宏暹老师去南京大学协助开设“气象观测”课程。谢先生还积极推动气象专业的教学、科研与天气预报业务实践的结合。当年他身体力行,几乎每天都要去中央气象台参加天气预报会商,为20世纪50年代推动联合预报中心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为后来八十到九十年代推动我国数值预报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国气象现代化的大事。
谢先生特别重视中国北方夏季降水,他的夏季降水研究曾受到国家气象局的奖励。他领导的北方夏季降水项目1984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谢先生非常注意动力气象与天气的结合,他将湿斜压引入模式,提高了降水过程预报的准确程度,1987年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因此,1988年谢先生获得帕尔门纪念奖是受之无愧的。
培养大批人才,提携后辈,努力促进国际气象合作
谢先生非常重视1985年以来的中日西北太平洋云辐射试验,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使之获得成功。改革开放后,谢先生作为中国气象代表团成员之一,促进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签署,打开了国际气象合作之门,使得很多青年科学家有机会赴美进修,也促使我国气象水平和世界接轨。
谢先生在国内培养的大批人才已经成为我国气象领域的骨干力量,他对中国气象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美国为了评估中国科技的力量,集中了数百名科学家研究中国的科学,将中国科技论文(如《气象学报》全文)译成英文并刊于国防部和“三军”系统的科技报告(即AD报告,美国政府的“四大科技报告”之一)中。在1961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科学》一书中,有一章论及中国的气象,特别谈到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和气象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气象系,其中说道: “北京大学有一个极强的气象系,为谢义炳教授所领导,非常活跃。”
谢先生非常关注相关学科,特别是海洋学和大气环境科学的发展。他倾力扶植尚在襁褓期的海洋学和大气环境科学,使之成长、壮大,功不可没。
谢先生正直不阿,敢于向不正之风作斗争。由于无私无畏,正气刚毅,使我非常钦佩。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教授。
(选自《江河万古流——谢义炳院士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