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友仁（1943入学联大）

季羡林先生赴德国留学11年后,于1946年秋回到祖国北平，由北大中文系阴法鲁老师把他接到五四大街（当时叫汉花园）北京大学红楼四层教师宿舍暂住。过了几天，阴法鲁老师又将季羡林先生送到东城区翠花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居住。那里是好几进十分古老的四合院，古树参天，阴森可怕。平时是没有人敢去居住的，而季先生独自一人，毫不惧怕，在那里一住就是6年。

1948年10月24日，北大工会组织教师们到海淀区香山碧云寺秋游，在金刚宝座塔上拍了一张合影（见上图）。中间是季羡林先生，他的右边是阴法鲁老师，左边是我。我们都西装革履，胸前都别有美丽的香山红叶。

他到北大，先是副教授，可是很快就提升为正教授了。这件事虽然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教授经手办理的，但也是得到了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的同意的。那时，周炳琳在北京大学的作用，正如《傅斯年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所说的那样：“现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适之先生在那里受苦，兄比任何人负责都多。”

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周先生在大会上多次作思想检查，均未能通过。季羡林先生说：“当时也有的知识分子，比如周炳琳，他就比较硬。”后来，毛泽东1952年4月21日写了一段批语：“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才被通过。他写了《我的检讨》一文，经《人民日报》副主编林淡秋先生由我陪同到中老胡同32号北大教授宿舍向周炳琳先生取去，送交毛泽东主席审阅，毛主席将题目改为《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在1952年10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2年秋，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城内迁到北京西郊燕园。季先生于1953年春才搬到新落成的北大中关园第一公寓502号居住。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958年才迁到新建成的北大朗润园第13公寓101号居住。后来因为书籍实在太多，学校又将13公寓102号也分配给他使用。

1953年以来，我也住在北大中关园第一公寓206号和204号，经常在打开水的房子里见到他，也同在第一公寓的教师食堂吃饭。我们遇到了就顺便打个招呼。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粮食供应开始有困难。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叫我对在有限条件下的粮食供应提出意见和措施。为此，我特地去访问季先生，向他仔细了解战时德国凭证供应居民粮食等物的情况。我将访问调查结果写成报告上交北京市委转报中央，为日后印发粮票等票证提供参考。

季先生在北大东方语言学系开设的几门课程都很偏僻，很可惜，我未能听过他的讲课，可是我却有缘得到他来听我的课。

1956年秋，北京大学开设马列主义夜大学课程，教授们都必须来听课。“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由刚从高级党校学成归来的龚理嘉女士担任主讲，她刚讲了第一讲“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就由于教授们难以听懂，校方不得已叫我去代她讲课。我所讲的第一讲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季先生听了以后，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两节课（每节45分钟）里，就能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讲得清清楚楚，实在难得呀！

“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批斗。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我被批斗了起码有十次”。这一切，他都写在《牛棚杂忆》一书中了。他在书中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老佛爷”——聂元梓，这未免不够客观和全面。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绝非某个人所能操纵的呀！

“文革”后，他天天在我们朗润园11公寓湖边的木椅上闲坐。多年前，湖北洪湖友人送给他的莲子，他都把它们撒在此后湖中，现在已经繁茂盛开了。

他曾经声明，要辞去“国学大师”的称号。这个称号被人吹出来以后，他认为他是搞“洋学”的，就声明辞去。

后来，他身患重病，住入301医院高干病房。医院管理很严，轻易不让人会见他。我去看望他时，得到他的贴身秘书李玉洁女士和我的学生301医院党支部书记赵富东同志的大力帮助。

季先生病房哪里是病房呀，他居然把病房布置成书房了。有许多装满了书籍的书架，还有堆满了书籍的写字台。他病中仍在勤奋地写作！

季先生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北京大学在大讲堂设有灵堂，我曾前往吊唁。

2010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