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为纪念我们进校五十周年，同学们决定全班每位同学写一篇文章，回忆个人初进清华前后的一些往事并汇集成册作为进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双手颤抖十余年，现如今愈加厉害，书写困难，又不会打字，何况五十年前的事情，脑海里残存的只是些模糊的粗线条，很难表达完整清晰。所以迟迟未动笔。无奈，“主编”一再催促，再不写真是说不过去了。于是清晨三点起床，开始用那不听使唤不停抖动的笔，把五十年前记忆的碎片，慢慢地拼接，在稿纸上写下别人难辨的字迹，最后再请夫人帮忙打印出来，以完成这一同学们早就完成的作业。

报考前后

我中学就读的上海市虹口中学，是一所区重点学校，当时在虹口区排在第三位。第一是华师大一附中，第二就是孟嗣宗就读的复兴中学（复旦附中）。记得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上了不长时间的新课就毕业考试，然后就投入了紧张的复习迎考。各门课的老师都刻印了（油印）许多复习题发下来，一发就是几大张。我们课上课下，起早贪黑，做也做不完。

我家离学校较远，是全年级三百多学生中最远的。每天早晨我早早起床，匆匆吃一碗泡饭就急急赶往学校，舍不得五分钱的车费，快步行走五十分钟，早早就到了学校。学校的大门还没有开，我就在校门外的马路边念外语，背诵政治、语文等。学校门口的小二层楼，底层是传达室，二层是单身老师的宿舍。有一次正在校门外高声背诵政治题，突然楼上的窗户打开了，探出一个头来，高声地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林丙义老师。他教我们班历史。看来是我的声音吵了老师的晨觉，我感到很内疚。林老师倒没有责怪，而是告诉我政治题不要这么死背，只要抓住几个要点就行了。这对我后来的复习迎考帮助很大。

这位林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据说是周谷城教授的研究生。就是他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即将大规模铺开的五月，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批驳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当时全国第三篇反驳姚的文章。后来听说他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头。

我的父母都没有什么文化。他们对我上什么大学，考什么专业根本没有什么要求。在他们看来，能考上就继续念书，考不上就想法找份工作帮助家里解决点困难。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而那时我们思想也相当单纯幼稚，既没有考不上大学就无脸见人的沉重思想负担，也没有那种非清华不上的强烈愿望。回想当时的我，对哪些大学好，哪个专业怎么样，脑子里一片空白。看着教室外走廊上挂着的那些高校的招生广告，我和同学议论最多的是哪个学校的楼房高大，有气魄，漂亮。我们的任课老师，对我们的报考也是各抒己见。教我们化学的鲍老师劝我学化学，原因是我毕业考试化学得了99.5 分（扣了一个错别字），而我们的副班主任语文老师建议我报考复旦中文系，可能是我的语文基础考了全年级第一。真正对我们如何填报志愿考虑得较多较全面的还是班主任甘老师。

记得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先填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甘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填清华？我说科大教授多，比如华罗庚、钱学森等等皆是。老师告诉我教授最多的是清华，还是让我填报了清华大学。这时我才知道清华大学的名声是如此之大。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对我们的复习报考都影响很大。记得在我们进入高三阶段后不久，学校就一直对我们进行“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号召我们考不上大学就到新疆去支援边疆建设。就在我们复习迎考的关键时刻，学校请来了新疆建设兵团的同志到学校作报告，介绍情况，号召报名去新疆。报告以后，高三（1）班的团支书王维贤，团支委钟天麟（我初三同班同学），刘匀等四位团干部发起不参加高考，直接去新疆的动议。我知道后积极响应。当时我是5 班的团支部书记。这就是全校五名团干部报名去新疆的事情。这样我们这几个人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好好复习功课。为了做好父母的工作，那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就给妈妈念报纸，讲董家耕、侯隽等的事迹，试图先从妈妈这儿打开缺口。

这件事情发生后，学校一方面要动员大家报名去新疆，另一方面要动员我们几个参加高考。班主任、校团委书记、学校领导都来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高考和支援新疆建设都是国家需要。全校毕业生都填好了高考正式报名表，我们几个一直未填。直到报名截止日的前一天晚上，学校党支部书记盛一平老师下令将我们五人扣在学校，班主任、学校负责报名工作的老师、学校领导都在学校陪着，不填好报名表不准回家。就这样在老师的监督下，我们填写了报名表。为了表达自己支农的决心，我第一志愿就填了清华大学农机系，二表的第一志愿填了北京农机学院。后来了解到，一班的王维贤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刘匀也报了清华农机系，钟天麟报了复旦大学。这几个人都被第一志愿录取，而且都是重点学校。

我们高考的考场是在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南门外的鲁迅中学。考试那几天非常热，是上海罕见的高温天气。那时的考场既无空调也无电扇。允许考生带一条白毛巾，一把蒲扇进入考场。每个教室里放了几盆凉水，里面泡着冰块。监考老师时不时帮考生拧一个凉水毛巾擦擦汗。即使这样我们考场里还有人晕倒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去了。六门科目（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考完后，我总的感觉是不很满意，一些该做好的题没有做好。但是不管怎么说，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的紧张艰苦的奋斗，现在终于可以轻松了！

离家赴京

记得第一批发榜那天，大家都到了学校。各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开会。会前班主任甘老师找到我，让我在会上发言，表示要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考不上就报名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决不呆在城里吃闲饭。老师这一说，我想今天发榜肯定没有我的事了。我发完言就在座位上安静地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从老师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突然老师叫到我的名字，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下方印着红红的四个大字“清华大学”。打开信封，里面有录取通知，新生入学须知，行李标签等。

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急着回家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听说我考到了北京一脸不高兴，他一心希望我留在上海，最希望我能上同济大学，离家近，可以省好多费用。现在想来他当时听说我要离家去北京，第一想到的或许是如何筹划这一笔不小的开支费用，所以他很难高兴得起来。后来还是他的那些老顾客们知道我考上清华大学了，都纷纷赞扬，这才慢慢地高兴起来。以致在我准备赴京的行李时，将他当年出徒以后买的一个纸皮木箱（胶合板外面贴上马粪纸，再刷上油漆，外表很好看），也是当时家里最好的一件家具送给了我。这个箱子，随我从上海到北京，后来又随我从北京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再返回北京，整整五十年了，虽早已破损，但几次搬家都没有舍得扔掉。

为了我上北京，妈妈为我准备衣服被褥。北京冬天冷，妈妈白天上班晚上为我一针一线地缝制了一件中式棉袄，一条棉裤，耗光了家里全部布票、棉花票。棉裤的里子实在没有布了，就拆了几件旧衣服拼拼补补凑合做成。

以后的日子里忙着转户口，转粮油关系，购买火车票，提前到火车站托运行李，与同学老师告别等等。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临走的那天，妈妈到火车站去送我。当汽笛鸣响，火车启动的瞬间，我看见站台上的妈妈挥动的手抹向了脸颊，抹向了双眼。

上海铁路局为我们北上的学生发了一趟临时列车。当年光是清华的新生就有一百八十人之多。车厢里都是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大家说说笑笑甚是热闹。车窗外，八月的田野长满了茁壮成长的庄稼，到处郁郁葱葱。我们这些第一次长途旅行的孩子看什么都觉得新鲜。第一次看到火车坐轮船过长江；第一次跨过淮河、黄河；第一次看见高山，穿越山洞，翻山越岭；第一次途径南京、徐州、济南、天津这么多的大城市……64年那年北方发大水，记得火车过了天津站，透过车窗看到地里到处是水汪汪一片，高粱、玉米等庄稼都浸泡在水里。

因为是临时加车，火车时不时要停下来让其他列车先行。那时的京沪线还没有双轨，一停就是很长时间。记得一次夜间停车，不知是在安徽还是山东的什么地方，窗外一片漆黑，远处也看不到一点灯光，充其量也就是个小站。火车在这儿停了大约一个小时。打开车窗，成群的蚊子和飞虫，迎着亮光扑面而来；关上车窗，车厢里热气蒸腾，闷热难耐。就这样火车走走停停，从上海到北京开了整整两天两夜。大家的脚都坐肿了。然而当火车缓缓绕过角楼，徐徐进入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时，这群数小时后未来的清华学子们早就忘却了旅途的辛劳和困倦，怀揣着兴奋和憧憬，一个个精神抖擞，迈向又一个六年的新的征程。

摇篮序曲

从北京站出来，我们分乘数辆解放牌敞篷卡车前往学校。汽车从南校门进入校园。那时的南校门较简陋也略显破旧。沿着水泥铺就的不宽的马路直插照澜院，在此拐个弯就直对二校门了。古朴庄重的二校门是个石砌的古牌坊，上书“清华园”三个大字。穿过二校门直面红墙玉柱的大礼堂，大礼堂黑色的穹顶更显得别致。礼堂前是个大草坪，比我们中学的操场还要大许多。草坪的东西两侧是一栋栋典雅而略带神秘的教学楼和实验室。所有这些令我们目不暇接。那一天，沿途路边，草坪四周都插上了五颜六色的彩旗，马路的上方，从两侧的树梢上挂起一条条红底白字的迎新横幅，高音喇叭中播放着欢乐而稍带亢奋的乐曲。礼堂前各系醒目的系旗下坐着接待新生报到的老师和工作人员。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场面，从未感受过的氛围。一种带着惊喜、兴奋、自豪并夹杂着自奋蹄的激情在胸中不断升腾。

在这些迎新标语中，“工程师的摇篮”和“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这两条催人奋进的口号，我们终身难忘。

办完报到手续，我们被临时安置在紧靠学校北围墙的十三号楼。由于行李还没有到，好在是夏天，我们将就着在光板床上凑合了一夜。我和唐中立两人一间，房间很宽敞。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上这么好的宽敞整洁的大楼房。我们两个上海人从未见过纱窗，第一次见到讨论良久，也没有明白是干什么用的。第二天行李到了，搬行李时，我将钥匙弄丢了。现在想不起来是怎么弄开的箱子。

各地的同学都报到完后，农机系的新生分成了两班，即汽01 和汽02。我被临时指定为02 班的团支部书记。团支委有曾宪文（班长）、陈长坤（组委）、金文进（宣委）。后来分宿舍的时候，我们四人分在四个房间，陈在121，金在123，曾在125，我在127。记得是辅导员高赞章老师找我谈的话，并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开会。高老师是广东人，他的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让我上午、下午分辨不清，问了好几遍才搞明白。01 班的许禄漪老师还特意找到我，告诉我刘匀住在新斋某某号。老师们可能也奇怪，上海同一所中学同一个年级的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怎么就一起考到清华的同一个专业了。

我们系男生的宿舍在二号楼，我们班分在二号楼西配楼底层，从121 到127 单号的四个房间。对面双号是量0 班的宿舍。这里的房间比十三号楼的要小，约十二平米一间。也不是二人一间了，而是六人一间。三个上下铺，中间再放上书桌，满满当当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闲之地。顶头的127 是个大房间，有两个窗户。这个房间安排了十个人，五张上下床，两张大书桌，再加两张小书桌及一个书架。平时，班上开会就在这里。三十几个人挤在一起，上铺下铺都要坐着人。最让人头疼的是，宿舍里有臭虫，这是一种扁扁的吸人血的小虫子，平时钻在床板的缝隙中，很难发现。晚上，出来咬人吸血，咬得你身上奇痒。我们常常半夜起来捉臭虫。后来学校组织灭臭虫，用开水浇，再用六六六药粉搅合成浆，涂在床板缝里。臭虫杀死了，人也熏得够呛。

喂了我们五年半的五饭厅拆了，盖起了“万人大食堂”，但总也忘不了那些慈祥的大师傅、可口的饭菜。尤其是装上四个轱辘的大浴缸，里面的面条汤一两面票一大勺。

我们的食堂在五饭厅，饭票有粗粮票、米票、面票、菜票（实际上是有日期的领菜券，这保证了同学的营养水平）几种。学校的伙食不错，中午的菜里都有肉。我们这批刚从三年困难时期度过来的年青人，都觉得过的是天堂里的生活。初到北方，吃面食很不习惯。但每月只有四、五斤米票，米饭得计划着来吃，还有粗粮窝头都要搭配着吃。记得刚到北京的那天晚上，在食堂稍显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师傅们从厨房里抬出一大屉黄黄的，冒着热气的像蛋糕似的东西，我以为是蛋糕。一问只收二两粗粮票，于是就买了一个，咬了一口，方知根本不是那种细腻的、甜甜的蛋糕，而是粗糙、难以下咽的玉米窝窝头。就着咸菜，喝了一大盆开水才将这个窝头送进腹中。

开学以后，班主任周松筠老师组织大家填表申请助学金。助学金有8 元、10 元、12 元、15.5 元、19.5 元几等。我填了8元的最低等。周老师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建议我申请15.5 元。我说，家里紧一紧，能给我寄8 元的生活费，有个十几元钱，节约点够花了。老师说，15.5元的伙食费是不能节省的，这是要保证大家身体的。最后，批了我每月10 元助学金。我中学就享受减免学费，说实话，像我这样的孩子，不是党和国家的培养和关怀，要想成为国内首屈一指高等学府的学生，是想都不敢想的！

轶事数则

我与冯英进一起长跑。清华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都必须体育锻炼。我们两人从二号楼出发，经荷花池出西校门，沿清华西路向西，至101中学向南，经北大西门至海淀路向东，经中关村、蓝旗营、再从西南校门返校，这一大圈足有四五千米。一高一矮，两个初到北京的新生，也不认路，天也黑了，就这么跑啊跑，觉得方向没错，终于回到了宿舍。同学们都早已吃完晚饭上自习去了。

廖常初教我打乒乓球。我虽然来自上海这座大城市，但我们中学校园不大，体育设施也不多。上学期间，从来没有碰过乒乓球。进了大学，不知怎么对乒乓球有了兴趣。廖常初自告奋勇要当我的教练。正好我们上自习的旧水利馆二楼楼梯口走廊里，有一副乒乓球案子。于是，我们常常中午不休息，赶到旧水利馆，在“廖教练”的指导下，从发球、接球、抽球、搓球，一步步地练习。“廖教练”脾气好，我一会打飞了，一会打丢了，老是捡球，他也毫无怨言。就是在廖常初同学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打乒乓球。

史名垂教我缝被子。来清华前，我从未离家单独生活过，虽说洗衣做饭这些家常事都会做，但拆洗被子还是第一回。我看看被子脏了，趁着星期天天好就拆了洗了。但是不知道如何缝起来。史名垂同学就帮着我，铺好被里，放上棉絮，再铺上被面，然后一针一线地教我如何把三者缝在一起，还告诉我针要斜着插进去，留在外面的线脚要小一些，免得睡觉时脚趾蹬手指拽。史名垂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七年了，他的英容笑貌，说话神态，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荐健为我起外号。前面曾经提到过妈妈为我做了一件中式棉袄。天冷了我就穿起来了。平时穿在里面，外面罩一件宽大的普通制服，倒也不显眼。一次周日，外衣脱下洗了，就露出了棉袄，这样就招来了大家的议论。恰好当时学校操场放映电影“林家铺子”，一散场回到宿舍，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电影，不知怎么荐健说我穿着这件中式棉袄就像电影中的林老板。于是“老板”的外号就叫开了。这一外号叫了快五十年了。

大家帮我洗瓶子。大一寒假，我回了趟上海，回校时从家里带了一大瓶乡下奶奶亲手腌的萝卜干，平时可以当咸菜吃。回到学校后没几天，我刚从外面回到宿舍，荐健笑嘻嘻地对我说：“我们帮你把瓶子洗干净了，你该谢谢我们吧！”我一头雾水，正在纳闷是什么瓶子？宿舍里其他几个同学都笑了起来。原来，一大瓶萝卜干他们几个人一顿饭就给分享完了。

傻游颐和园。放寒假了，同学们早就定好了回家的火车票。我原来没打算回家，因此也没有预订火车票。可放假后，整个楼道里冷冷清清，没有留下几个同学。想家想得更厉害了！于是就和其他几个班的上海同学设法买了年二十九的火车票赶在年前到家。自打八月底到清华以后，整整一个学期，除了学校组织的一次进城夹道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一次国庆游行及天安门广场联欢，自己几乎没有出过校门，五道口也就去过两三次。回上海若是亲朋好友、同学老师问起北京的名胜风景，还真说不上来。于是，利用回家前一天的下午去游了一次颐和园。吃完午饭，稍事休息，就从清华出发。都说颐和园离学校不远，步行前往即可，等走到那里，时间已经不早。花一角钱买了门票，从东门进入。本来临近年根又是午后，游人寥寥无几。我跟在游人后面匆匆看了知春亭，沿昆明湖畔到十七孔桥，上了龙王庙。出来后看到湖的南端还有一座玉带桥，于是就急急前往。翻过玉带桥，进入西堤，沿西堤前行进入后湖一带。那时的后湖尚未开发，比较荒凉。一路上除了我就没有一个人。天色也渐渐昏暗，心里也着急起来，这一段路程足足好几公里，也不知道这颐和园还有多少地方没有游玩。一路紧走小跑，等绕到万寿山脚下已经天黑，不见一个游人，赶紧寻找出园之路，好赶在闭园之前走出颐和园。后来才知道，颐和园的多数重要景点都在万寿山一带，而我傻跑了一个下午，却未能观赏游览这众多美景。

多少年不写东西了，这次提笔才发现，这台机器已经老化，锈蚀了。脑子运转不灵，思维老是梗塞，脑中常常空白，想说的事情搜肠刮肚也找不出几个贴切而鲜亮的词汇，落在纸上的语句显得生硬而干涩，勉强成文，读起来却索然无味。于是写写停停，从三月十日在三亚起笔，到今天脱稿，断断续续、拖拖拉拉，前后用了一个半月才艰难做完这篇作业，也不知道能否及格，权当凑个数吧！

2014 年4 月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