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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

读2月4日《人民日报》上宗璞的《新春走笔话创作》，于迎春的鞭炮声中感受到了另一种震撼。这位出生于1928年的体弱多病的老作家，近30年来，一直在为她的四卷本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而笔耕不辍。其《野葫芦引》旨在表现“西南联大”前后知识分子虽历经磨难但始终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那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而又弦歌不绝的那一份难能可贵的乐观与旷达。前三卷已出，分别为《南渡记》、《东藏记》（已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西征记》，第四卷《北归记》正在写作之中。宗璞在《新春走笔话创作》一文中说：“我的工作像蚂蚁衔沙，一粒又一粒，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若能有一点作用，我便心安。”有论者称宗璞是当今文坛上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孤独的旗帜，实为中肯之言。而之所以如此，在笔者看来，也是眼下日渐少见的淡定与执著使然。

　　淡定之谓，当为淡泊与定力的结合。恬淡寡欲，即为淡泊。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定力原是佛家语，定力修持到一定程度的人，往往正念坚固且光明磊落。世人学成一门技艺、成就一项事业，也无不要靠定力。为文者要靠定力，有定力，方可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有定力，方可潜心著述，有所成就；无定力，便会为浮名近利所诱惑，被本能欲望所驱使，心神旁骛，或半途而废，或止于小成。自然，也唯有过人的定力，方可出类拔萃，艺压群雄。至于执著，应不难理解，《礼记·中庸》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生活中的宗璞不善也不喜交际，于纷纭扰攘的尘世间她常常如石佛般不动声色，读者所能想象或感念的，当是一个孤傲不群、与俗鲜谐而又古风犹存的优秀作家终身劳作的坚韧背影。

　　当然，任何的劳作都是甘苦自知，在《东藏记》的后记中，宗璞这样写道：“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我与病痛和干扰周旋，有时能写，有时不能写，却总没有离开书中人物。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终于酿成了野葫芦中的一瓢汁液。”《野葫芦引》的前三卷出版后好评如潮，也使众多的行家里手大为折服。“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支自述生平的散曲，既唱出了宗璞的执著、顽强和创作上的艰辛，也道出了创作者对文学应有的虔诚，或者说，想使文字不朽，想使中国的文学薪火相传，必须要具有的那一种高贵的品质。

　　由宗璞又不由得想到了如今已是96岁高龄的老作家马识途。姜文的影片《让子弹飞》就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之《盗官记》。殊为奇特的是，小说《夜谭十记》从1942年动笔，至1982年完稿，竟是三度被毁，三度重写。这“子弹”，也在历史的天空中飞了整整40年。而一再重写的缘由，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的马识途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些一同战斗过的烈士……常常在梦中与我相见，和我谈笑风生，呼吁他们再活在文学作品中的权利。一种感情，一种责任，常在催促我，再拿起笔来，欲罢不能。”40年不离、不弃、不悔，诚如屈原所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据说马识途给自己的书房就取名为“未悔斋”，可见其对文学的心如金石。

　　而在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文坛，多的是心神不定、朝三暮四又追风逐浪的投机者，根底浅薄的也自然总在摇摆不定，即使侥幸扬名立万的，也往往耐不住寂寞，渐渐地为一点点蝇头微利或所谓的声望而终于迷失本性。1980年以后，钱锺书国际声誉大振。在他80寿辰之际，有关部门想给他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典，但被他坚决地谢绝了。事后，有人问他为何拒绝这种荣誉，老先生淡淡地说：“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不痛不痒的话。”

　　眼下敢于说“不”的人显然是越来越少了，在拒绝中只走自己的路并卓然成为大家的，我们也每每只在对历史的回望中一再追寻，并一再叹为观止。我们的文学也自然还在延续，但因为一种显而易见的青黄不接和难以固守，理应闪烁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兰气息，玉精神”，不能不说，已是黯淡日久。

转自 工人日报 2011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