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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年91岁，遗体捐赠至医院

带给我们托马斯·曼、毛姆、格雷厄姆格林的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前日像他翻译的钱德勒的代表作一样“长眠不醒”，永远地离开了我们。16日上午，91岁的傅老先生在北京病逝。昨日中午，其家人在医院举行了小型遗体告别仪式，其后遵照他的生前愿望，将遗体捐献至协和医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说：“一代有风骨，有格调，有性情的前辈，又弱一个。”

傅惟慈，出生于1923年，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87年退休，退休前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高校（其中1950—1952年在清华大学任教）。50多年来傅惟慈的翻译生涯有口皆碑，他通晓英、德、俄等多种语言，翻译了包括匈牙利、波兰、德国、奥地利、瑞士、希腊、英国、美国等多国文学精品30余部，共计三四百万字。

他的译著中，尤其以《狱中书简》(罗莎·卢森堡)、《月亮和六便士》(毛姆)、《布登勃洛克一家》(托马斯·曼)、《动物农场》(奥威尔)以及格林的宗教小说和惊险小说等影响巨大。

悼念

去读他的译著吧,“这是最正确的事情”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对外披露了傅惟慈去世的消息，并且赋诗一首寄托哀思，他写道，“接同事电话，惊悉傅惟慈先生今早因突发哮喘去世。一代有风骨，有格调，有性情的前辈，又弱一个。先生旷达死生，闻知要将遗体捐献做医学研究，身后不搞仪式。四根古柏卧王城，译笔中藏百万兵。几见蚍蜉摇大树，早将牌戏寄浮生。满园花发余香久，一曲声高酒盏倾。耆旧襄阳零落尽，去来无迹若为情。”

这则消息引来了很多文学界人士的悼念。作家杨葵说：“几年前我在《过得去》一书里，记录了和傅惟慈老先生交往的点滴，文末说：有天我在后海银碇桥边坐着吹春风，桥上风风火火冲下一辆自行车，骑车的竟然是傅先生，还那么精神矍铄……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著名编剧、策划，网络红人鹦鹉史航发表微博悼念：“傅惟慈先生，我最喜欢的翻译家，把格雷厄姆格林带给我的人。去过他家，没好意思找他签名，后来上网去搜购的，他签名的《月亮和六便士》。当时拼命谈格林，就是想让他知道，挺多人喜欢他译的格林，被其影响。就去读他的译著吧，最容易的事情，也是最正确的事情。”

译作

他译托马斯·曼，“至今没人敢另起炉灶”

傅惟慈生前曾将自己的翻译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的翻译内容完全听从出版社的安排，人家给我什么我就翻译什么。毕竟那时初出茅庐，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第二个阶段，我有了一定的翻译题材选择权，我选择的题材如果出版社认可，就可以着手翻译。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翻译的环境宽松了，我的选择余地就更大，基本都是自己决定翻译的题材。”

上世纪50年代末，傅惟慈尝试着根据对文学的认识和喜好翻译德国作品。他从1956年开始翻译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曼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耗时三年多，该书问世后一下子得到读者和翻译界的广泛认可，这部译作的出版奠定了傅惟慈在翻译界的地位。此后他还翻译了另一本德文名著——亨利希·曼的《臣仆》。据说何其芳在读了《布登勃洛克一家》后曾评价这本书是“德国的红楼梦”。国内知名德文翻译家杨武能教授认为这两部书的译文水平“在重译或复译成风的今天，至今没有人敢动另起炉灶的念头”。

傅惟慈认为，要全面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学，仅仅译介古典名著、纯文学作品是不够的，通俗文学同样要翻译出版。傅惟慈在1979至1981年间主编了三本“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分别是《长眠不醒》、《诺言》、《一支出卖的枪》，50多万册的销量至今仍是众多翻译作品难以达到的发行数字。

傅惟慈在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有些人说我译笔很好，很通畅。实际上，这是对一个翻译工作者的最低评价，译笔通畅难道不是一个翻译者的最基本教养吗？重要的是，你翻译了什么东西。我在几十年前翻译的东西，今天还有人看得懂，这是我最高兴的事。”

人生

他视一切为游戏，“要寻找些乐趣”

“我喜欢到处玩，到处跑。我的人生观就是，一切都是作为游戏，要寻找些乐趣。”所谓的乐趣并非花天酒地，而是能让傅惟慈投入其中的东西。有时候他会为了改文章中的一句话而整夜睡不好觉。“只有在奋斗的时候才会感觉自己是存在的，才会觉得自己不是个机器。”笛卡尔的那句“我思故我在”，傅惟慈是这样诠释的，而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人生没有虚度。

不做翻译了之后，傅惟慈开始写些自己的东西。他在80多岁高龄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牌戏人生》，完成了他年轻时的另一愿望。

“格林的书很多都是以悲剧结尾，其实我不喜欢看悲剧，我希望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像鸵鸟一样，宁愿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但人生路上到处都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还是有走到绝路的时候。”去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马君桐）

转自《深圳晚报》2014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