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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主创新？适合自己的就是创新，不要把创新搞得很神秘，更不能夸大，也不能盲目地照般国外模式，一定要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材料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创新。

他是我国最早的航天专家之一，曾参与研制我国11颗人造卫星。作为总设计师，他主持研制了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系列飞船，“神六”发射时，他已是72岁的高龄，仍然参与幕后工作。这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空间技术专家—戚发轫。

他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眼神里透射出一种航天人特有的气质。他虽年事已高，但他始终关注航天事业的发展，对创新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前不久，在西安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座谈会上，戚发轫愉快地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就创新问题谈了自己的思考。

艰苦创业——爱国是动力

戚发轫1933年出生在辽宁一个农民的家庭。他小时候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是“皇民”，总之是二等公民，每天受到的是“皇化”教育、奴化教育。1945年，大连解放了，戚发轫上高小了，第一堂课，老师对他们讲：我们的祖国叫中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4万万同胞，我们有长江、黄河、长城、泰山。第一次听到“我是中国人！”戚发轫满含热泪，往日的屈辱仿佛一扫而光。他清楚地记得放了学，他飞跑回家，见到爹娘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声喊着：“我是中国人！”从此，“我是中国人”就成了他的信念、理想和灵魂，流淌在他的血液中。

戚发轫回忆起航天创业、发展的艰苦历程十分振奋，声音洪亮，字字铿锵有力。他感慨地说，这50年伴随航天事业的峥嵘岁月，有两点最大感受，一是，中央历届领导对航天事业的发展决策是正确的，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搞出中国自己的东西，真是高瞻远瞩。他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紧接着我国独立研制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成功发射，揭开了我国导弹、火箭、卫星发展的序幕；1965年中国人自己开始干起了卫星；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1970年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5年返回式卫星成功；1984年通信卫星成功；1988年气象卫星成功；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到现在的探月工程，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央的决策，都要考虑适合中国国情。

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太优秀了。50年代，老一辈科学家为了祖国的强盛，放弃优越的条件，辗转从国外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用他们的双手创造了奇迹，使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步强盛起来。当时尽管各项条件很差，但心情舒畅，干劲十足。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下放干校改造，压力很大，但他们始终不渝地搞科研，还是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了天。1992年一些人离开了航天，到外企、民企、出国，但我们老一辈的航天人还是坚如磐石，脚踏实地在航天领域带领着年轻人埋头苦干，创造了载人航天精神，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继前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独立自主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为国人赢来尊严。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动力就是爱国精神。

创新不神秘——适合自己就是创新

戚发轫一字一板的对记者说：“什么是自主创新？适合自己的就是创新。不要把创新搞得很神秘，更不能夸大，也不能盲目地照搬国外模式，一定要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材料，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创新。”

戚发轫和他的同事们用实践对创新做了很好的诠释。他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参加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这一干就是50年，自1968年开始跨入研制卫星的行列，戚发轫不仅亲自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而且主持过“东方红二号”、“风云二号”、“东方红三号”等6种卫星的研制，还亲自组织了十余次卫星发射任务。多年的卫星研制工作，使他与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亲眼看着我国的通信卫星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使其诞生、发展并一步步走向成熟的。从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到“东方红二号甲”到“东方红三号”，设计寿命越来越长，通信容量越来越大，技术上不断上台阶。

戚老笑着说，自己是亲眼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始，从那时起，中国航天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在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的航天技术从一片空白到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特别是中国载人航天的成功更是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成果。事实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走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戚发轫接着说，创新时时有处处有，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他说，在载人飞船研制中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舷窗的设计。舷窗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飞船返回地面时，航天员观察落地情况，一个是在飞船运行中航天员观星确定飞船位置。由于飞船要穿过大气层，舷窗耐高温性要强。国外采取的设计方案是做了一个防热盖，飞船落地时防热盖自动弹掉。我国开始也采用这个方案，试验一直不顺利，而且可靠性不高。上海一个研究所大胆创新，为舷窗研制了一种涂层，这种涂层经高温烧蚀可以挥发，又可靠又省事，保证航天员的正常工作，这类事情很多，这就是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没有固定的模式，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军工行业要创新，只有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的环境，找出适合自己的办法。

自主创新——需要有动力

谈起自主创新，戚发轫特别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自主创新——需要有动力。

现在国防科技工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迅速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有所提高。这里贯穿着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坚持创新的理念，因此，从机制、体制、管理、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取得很大成效。戚发轫说，无论怎样创新，什么样的创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有创新的动力。

动力来源于哪里？当年搞“两弹一星”科学家们靠的是一种奉献精神，这一代航天人完全是一种事业心，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事业的热爱，奋力拼搏。

现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了，什么是创新的动力？从军工领域来说，一方面，还应继续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另一方面，产品进入市场后，竞争、生存就是动力，改变企业落后的现状、困难企业生存的压力、赶超世界先进，都将成为创新的动力。

戚发轫认为，创新是个艰苦的过程，有风险，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而且创新是个长期的过程，有的项目三五年见成效，有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要耐得住寂寞，要坚持就要有动力，没有动力什么事也干不了。无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团队都要有创新动力，敢于创新，以创新打破常规、思考问题、办好事情。国防科技工业创新的特点就是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还要坚持自身使命不动摇，为国防建设服务不动摇。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鼓励年轻人做技术专家

创新的基础是什么？那就是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没有他们创新无从谈起，如何培养技术专家，一直是戚发轫思考的问题。目前技术专业人才在我国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提自主创新、技术进步，但技术专家很缺少，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政策的问题，一个是价值观的问题。目前社会上有个价值观念偏差,只有到机关去当官，才有出路,才算进步。行业内也有这个问题,往往政策上偏重高层人才如总师、总指挥、行政领导，而对专业技术人才关注得不够，戚发轫对此颇有感触。

他举例说，我国载人飞船在研制过程中，实际大系统出问题往往都是卡壳在具体设计上，比如环境控制分系统，有个减压器总是抖动，总师们研究了很长时间也搞不清原因，最后请到一个研究所里搞发动机减压器的专家，他来了看了看，很快就找到了原因，是设计上出了错误，症结找到了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据了解，这个专家几十年一直搞减压器，也没去当官，一直默默地在这个岗位上，他成了这个行业的专家。但这种人才往往得不到重视。

他还举例说，有个主任设计师是搞机构的，一直搞这项工作，很有经验。但搞技术很苦，十年八年也不一定能出成绩，搞了一辈子最后还是主任设计师，相当于正处级，而他的几个徒弟先后都当处长了，各方面都比他高。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比较浮躁，干几年工作就想当处长，走仕途之道。

实际上，技术是很重要的，技术人才更是创新的基础，没有人才创新从何而来？另外，培养一个技术专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是一辈子，稳定在这个岗位，积累经验，技术精通。对此，国家要有鼓励政策，国家应当从机制、政策上保障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戚发轫呼吁，应当鼓励青年到一线去发现疑点，解决问题。到一线去发现关键，攻克难关。在政策上应当鼓励那些专一从事某项技术，成为有专长技术的人才，成为本行专家，要给予他们较高的待遇，尊重他们。

他急切地说，国家要创新，技术要进步，就要有相应的政策鼓励年轻人安心搞技术，中国太缺专业技术人才了。他说，现在一定要抛弃官本位这个价值观，树立新的价值观，鼓励青年人在专业技术岗位干一辈子，成为本行业的专家，要在机制、环境、氛围上给予保障。

创新——要有宽松环境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意识到科技自主创新的重要。没有创新的民族，难以持续进步，没有创新的国家，发展必然乏力。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有些问题已是迫在眉睫急需解决，必须引起各方给以关注，戚发轫对此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就是对创新成果如何评价的问题。创新是没有固定模式的，怎样评价创新成果？这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戚发轫说，创新本身就是风险性很高、时间很长的过程，不能盲目地套用各种评价指标，要有科学的依据。对科研创新成果的考核，不能用考核批量生产的方法，月月有进展，年年有指标，一个创新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探索，而且不是很快就能产生成果的。他提出，考核科研创新项目，要有新的办法，考核要重结果，不能考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地认识，考核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起促进作用的手段，考核过程是繁琐的，创新项目在过程中有时会反反复复，有成功，有失败，是很正常的事，如果过多的强调过程，会引导人们为应付考核而花过多不必要的精力。因此，对科研创新成果的考核，要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体系，企业的机制、体制、政策的创新也要有一套新的考核办法，使之更科学、合理、公正的评价。

其次，要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尤其是对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科学是艰苦的事情，是探索的过程，是没有比照物的，创新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要鼓励成功，允许失败，给一个宽松环境，人们才敢冒这个风险。

宽松环境是什么？那就是允许失败。戚发轫举例说，在国外，为什么科技发展快？他们对那些付出劳动的、敢冒风险的，都是给予宽松的宽容的态度。如果没有宽松的环境，势必会出现两种结果，一个是不创新，一个是假创新。宽容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是科学的态度。一个科研项目，前期的研制试验允许失败，才能保证大工程不失败。创新成果不能简单量化，创新是个复杂的事情，一定要营造好外在氛围，有广阔而肥美的土壤，才能孕育出创新种子，使之茁壮成长。

创新——要有忧患意识

74岁的戚发轫虽然不在一线，但他不断梳理着思想，仍然在思考着深层的问题。戚发轫在谈到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候，眉头微微皱起，一丝淡淡地忧虑浮现在他的脸上，他说，面对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与先进的国家相比差距是很大的，一定要有忧患意识。

现在许多核心的、基础的东西都还不是自己的，因此，必须有政策支持引导创新，突破特殊的、核心的技术。从认识上、政策上、社会环境上对特殊技术、核心技术要有特殊支持，不能笼统地到市场去竞争。目前，我国还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因此，在关键领域、短线产品，要有特殊政策支持，集中力量来支持条件好的单位，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两弹一星”的成功已证实了这一点。

创新主体在企业，但必须是产学研相结合，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各自要有不同的目标，各自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互补，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譬如，那些基础的、原始的、前期的创新，应当由学校来做或由研究院所来做；那些出产品的由企业来做，企业如果条件不完备，大学具备条件，可以联合起来做。不能都去抢产品，造成重复和浪费，要定位准确，产业干什么，研究所干什么，学校干什么；要思路明确清晰，在创新过程中有些探索性、原理性的应当让大学来做，不同的单位应有不同的探索目标，不能不同性质的单位，都干一种事，都干一个阶段的事。

他认为现在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在我国产品值钱，而成果不值钱。他建议：以后招标要严格规范条件，要十分明确，在大学、企业、研究所有所选定，各有侧重，各有特点，避免资源分散、工作重复，形成整体有序的发展，当然对那些科研成果，也像对待产品那样同样重视。

（原载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作者 郗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