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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倪维斗研究了20多年能源，如今却“越搞越迷糊”。让他这个“老能源”越来越疑惑的是，国家设定了未来若干年能源消费总量的规划目标，近几年却被一次次突破，原来的规划屡屡成为“一纸空文”。在第七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今天的会议上，倪维斗为此大声疾呼：如不采取强有力措施抑制能耗总量像“脱缰老虎”般的强烈冲动，后果不堪设想。

　　国土不能承受之重

　　在题为《控制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总量势在必行》的演讲中，倪维斗说，即使考虑节能政策因素，按保守的4%速率计算，到2020年，“比较有可能的是52亿吨标准煤，远远超过2000年规划的30亿吨，这个总量也是我国这块土地所无法承受的。”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我国2010年就将超过美国（2006年能源消费总量33.3亿吨，但增势稳定），成为世界第一能耗大国。这无论从资源总量、能源安全，还是环境容量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

　　倪维斗警告，不控制能耗总量的后果，将无法达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他发问：“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上干净的水，光是兜里多几个钱，谈何真正的小康！”

　　“GDP崇拜”就像瘟疫

　　倪维斗谈起前几天去日本参观风电项目，看到其基础的大铸件都是中国制造，而其他高端器件都是他们自己做，不禁对当前重化工业的畸形发展生出许多感慨。

　　“能耗总量失控主要源于重化工业、基础设施、房地产、对外加工出口（耗能、低端）等的强烈‘冲动’”。他以2007年前三季度数据为例：全国重工业增长19.6%，高出GDP8.1个百分点，六大耗能工业增长22.6%，高出GDP11.1个百分点。

　　重化工业的畸高只是表象，根源实际在于中央和地方对GDP增长的驱动力，地方政府在片面政绩观指导下城市建设和财政投入的驱动力，大利益集团扩张的驱动力。倪维斗强调，尽管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但现时“GDP崇拜”就像瘟疫，没有GDP就没有一切。“各地都建大广场、大马路、大机场”，而这种城市建设直接带来的建材（钢铁、水泥、玻璃、铝）和建筑耗能占总能耗的50%以上。

　　倪维斗从房地产和交通作具体分析：比如，我国人均居住面积已达27平方米，同发达国家的人均32平方米相差无几，但现在所有地方都以房地产业作为拉动GDP的龙头，“这种高涨应有什么分寸？”又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室内温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冬天高于20℃，夏天低于25℃，单位面积能耗越来越大。如果黄河、长江以南普遍推广采暖，北方普遍推广空调，势将大幅增加能源需求，资源和环境能否承受？还有，建筑能耗不能单看运行过程中照明、采暖、空调等，必须要做全生命周期分析，把建房耗能折算进来。

　　至于交通问题，倪维斗认为，笼统的给人民提供快捷、舒适的交通服务是片面的，要整体研究我国13亿人口的出行问题。今年初冰雪灾害引发的交通事故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他指出，13亿人口大流动，交通在总能耗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大。私人轿车越来越多，而且每辆轿车每年的行使里程数大大高于日本、意大利。他特别提到民航业快速发展，吸引了更多旅客，很多短距离旅行坐火车的也改成乘飞机了，而乘飞机出行的能耗大大高于火车，它们的能耗之比为：火车∶汽车∶飞机＝11∶8∶1。

　　倪维斗以民航业规划2030年要发展4000架大飞机为案例分析，一年约需1亿吨航空煤油。说明“现在的规划都是只考虑需求驱动，而不考虑、或是少考虑资源制约，就像“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打破“需求定势”

　　倪维斗用“电路原理”来解释他的能耗总量控制理论———在一个电路中，平行接有数个电阻，电流总是从电阻最小的那一端通过。在现时的GDP增长模式中，高投入、高耗能就是“电阻最小”的一端，最易见效果，最易见政绩。控制能耗总量，就是从根本上加大这一端的“电阻”，让“电流”从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环境友好等较难的端口通过。“正因其难，才需要政府主导”。

　　能耗总量应该是多少？倪维斗认为，可以有各种方案，“但总的在2020年绝对不能突破40亿吨标准煤（即年均增幅小于4%）”。要达到这一艰难目标，首要一条，就是打破“需求定势”，“为了子孙万代，为了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应该学会克制”。政府不能仅出于需求考虑无节制规划、建设，利益集团不能仅出于市场考虑无节制投资、扩张，个人不能仅出于满足需求无节制消费、享用。

　　倪维斗还设计了以下具体做法，从现在起，要把能耗总量作为一项“硬约束”指标，分解到每年，分解到各行业、各省、各地区，分解到各不同能源品种。每一个省、地区，资源各异，有的是能源调出省，有的是能源消耗省，有的相对比较发达，有的相对欠发达。应因地、因时制宜，不搞一刀切。但是要调动各种手段，如行政、经济、市场、税收、全民教育和参与、道德观念的转变等来“严防死守”。在总量分解到的条件下，各行业、各地区就必须在此框架内，做自己的文章。比如，对交通能耗，在一个总量定数的前提下，怎样分配到各种交通工具，鼓励什么，限制什么，要十分明确。要从城市规划、工作场所和住所的安排、人们的习惯、技术层面等，全面加以系统规划。

　　他同时强调，总量分解也可以刚性与弹性相结合：一定条件下，总量在各地区、各行业怎么分配，可吸取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黄河流域各省市取水量的分配，二氧化硫“两控区”的设定等。也可以采取能源总量指标的可交易办法，结合能源价格的调控，排放税的收取，必要的补贴等，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激励机制。

（来源：《科技日报》2008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