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一位平凡物理老人的不平凡一生*

              王 进 萍

  （上） 沈克琦教授记忆中的西南联大

* 本文转载自《物理》36卷（2007）第9、10期。作者王进萍女士是《物理》杂志编辑。

编者按  沈克琦教授是西南联大43届物理系毕业生，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他长期从事物理教学，为办好北京大学物理系，推进理科高等教育改革和中小学物理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参与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和博士后制度的建设工作，长期担任国家教委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创办并主持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堪称新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见证人。他亲历过抗战的洗礼，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考  验，如今已86岁高龄的他对中国的物理学的发展和教育依然十分关注，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本刊编辑有幸于2007年5月中旬，在沈先生家中采访了他，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并被这位平凡物理老人的不平凡的一生所深深感动。现将采访内容整理后分两期刊登，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一段历史，了解老一辈物理人。

与物理学结缘

1921年10月17日，沈克琦诞生于江苏省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沈克琦自幼聪颖好学，1933年考入江苏省名校—江苏省立常州中学。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起，11月日寇进逼常州，省常中不得不停办，时为高二学生的沈克琦跟随家人辗转流亡到婺源县暂时安身，曾在56兵站医院任司药兵。少年壮志的他不甘心就此失学，于1938年6月由婺源继续向西流亡，到达长沙。适逢江苏省教育厅决定在湖南桃源开办一所省立中学，收容江苏流亡师生，沈克琦遂考入该校高三。意想不到的是，在桃源报到时，学校已决定西迁湘西。校名则由“临时中学”改为江苏省立湖南桃源中学——一个教育史上罕见的校名。该校没有在桃源上过一天课，完全名不符实。为了心中不灭的求学梦，第一次离家且年仅17岁的沈克琦随学校先乘大船到沅陵，再换小船到泸溪，上岸后又步行120多里路到达乾城县所里镇。湘西多匪，当局派一班士兵护送，这也是奇闻。所里是湘西重镇，是由湘入川要道，现名吉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

    经历颠沛流离，目睹战乱带给人民的痛苦，愈加激发了沈克琦发奋图强读书的热情，次年6月毕业后到贵阳参加了全国统一的高考。为了切实地报效祖国，当时他一心学工，报考的三个志愿是西南联大航空系、中央大学航空系和浙江大学机械系，同时他还报考了单独招生的兵工专门学校，后来他被西南联大航空系及兵工专门学校录取。在等待发榜时有这样一个故事。参与统招事务的贵阳医学院的一位友人突告沈克琦，他因英文零分而落榜（当时规定，有一门零分，即使总分超过录取线也不得录取），沈听后惊骇莫名。后赖这位友人从已送入防空洞的英文白卷中发现6份非白卷（其中有沈的试卷），立即补阅。此时成绩表已送重庆，立即用电报补报。这样，沈克琦才得以圆了大学梦。对于收卷人员的马虎和查卷人员的认真负责精神沈克琦永远铭记。后来他在北大负责招生事务时就特别谨慎，常以此事提醒有关人员。

     俗话说好事多磨，沈克琦西南联大报到时又遇一个晴天霹雳．注册组告诉他，因为他同时考取了兵工专门学校，按教育部、军政部通知被取消了统考学籍，必须有兵专退学证明才能注册。失望之极的沈克琦不能住进联大宿舍，只好在昆明城内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寄宿舍暂且安身。虽然被取消了学籍，却没能阻挡住沈克琦对西南联大的向往，他每天早早赶到城外的西南联大旁听相关课程。尽管西南联大考虑到战时交通不便，新生注册时间长达1个月，但眼看着截止日期越来越近，沈克琦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苍天不负有心人，幸运的沈克琦偶遇“各地来昆学生就学指导处”主任、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一贯爱护学生的查先生当即致信教务长说，沈克琦的兵专退学证件尚未寄到，请准予先行注册，以后补交。沈克琦的统考成绩在航空系是名列前茅的。最终经教务长批准得以注册，从而进入他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然而，此时已开学近1个月，工学院学生应选习的工程画、锻铸、制模等实践性课程已不能再选，注册组建议沈克琦选物理系的课程。进校后靠着沦陷区学生救济金（每月9元），沈克琦度过了一年级。二年级新学期开始时，沈克琦又面临进入哪个系的问题。西南联大规定，进二年级要经系主任审批，各系对入系学生与本系有关的主要课程（如理工科的微积分、普通物理）的成绩不仅要求及格，还要求达到65分或70分才能接收。因此，开学前各系都会公布入系学生名单。沈克琦因注册时在航空系，选课时在物理系，两系入系名单上都有他的名字，沈克琦面临艰难的抉择。最终，是家庭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的前途。上航空系必须自备计算尺和绘图仪器，两者共需30元。对于家境窘迫的沈克琦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沈克琦遂决定继续上物理系。就这样阴差阳错，沈先生误打误撞进了物理学的大门，在这里他第一次领略到了物理的浩瀚和神秘，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对物理学科的浓厚兴趣，从此缔结了一段近70年难解难分的物理情缘。

名师的教诲

两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联合组成。三校原为华北名校，三校教授合在一起，可谓大师云集，物理系尤为突出。物理系教授中有：二十年代欧美名校博士、学成回国后成为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的饶毓泰（1922，普林斯顿大学 ( 1） 、叶企孙（1923，哈佛大学）、吴有训（1926，芝加哥大学）、周培源（1928，加州理工学院）以及无线电工程学元老朱物华（1926，哈佛大学）；抗战前几年学成归来的任之恭（1931，哈佛大学）、吴大猷(1933，密西根大学)、郑华炽（1934，奥地利格拉茨大学）、霍秉权（1934，剑桥大学）、孟昭英（1936，加州理工学院）；还有一批是抗战开始后不畏艰险回国服务的范绪筠（1937，麻省理工学院）、余瑞璜（1938，

曼彻斯特大学）、张文裕（1938，剑桥大学）、王竹溪（1938，剑桥大学）和马仕俊（1941，剑桥大学）。这些教授不仅学术造诣深厚，学风严谨、人品高尚、而且非常敬业，他们的拳拳赤子心、浓浓爱国情都对沈克琦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沈克琦先生谈起自己当年的授业恩师,满含深情。由于日机轰炸，教授们都移居郊外。周培源先生从十几里路以外的西山骑马来上课，后因马料太贵，改骑自行车，从未迟到。吴大猷先生，则每天由北郊岗头村步行或坐马拉带篷的板车进城上课，每周三次，从未缺课。吴先生备课极为认真，没有一本固定的教材，不同部分参考不同的书，不少是名家所著，如静电部分用Jeans的《电和磁的数学理论》，还根据教学需要加授一段特殊函数。直流和电磁部分则用Page和Adams所著《电磁学》。1942-1943学年，吴先生教沈克琦他们班的近代物理课时所用参考书更为广泛，包括Richtmyer，Crowther，密立根( Millikan），索末菲（Sommerfeld），赫茨伯格(Herzberg)，爱因斯坦(Einstein))等人的著作，沈克琦他们大开眼界，且学会了任意翻阅参考书，而不是每本书必须要从头看起。王竹溪先生的热学课按他自己的体系讲授，但为了学生阅读参考书的方便，他在每节标题后注上有关参考书的页码，如G 50就指Guggenheim书的50页，涉及的书有Roberts、Saha、Planck等许多作者的书，这种认真的精神使学生由衷钦佩！

    周培源先生讲的力学课也非常精彩，言简意赅。他自编讲义，还经常自刻蜡纸，上课时将油印讲义带来发给学生。北大校史馆存有两本当时的讲义，一看字迹就知道是周老自己刻写的，这是1944年毕业的校友王式中精心保存60多年后赠送给北大的，十分珍贵！

沈克琦的毕业论文是由吴大猷教授指导完成的，论文题目为“行星的大气及其光谱”（文献综述类），吴先生给了沈克琦6篇参考文章。沈克琦除认真学习了吴先生给他的6篇文章外，还去天文研究所查阅有关文献，写了一篇综合报告。最后，吴先生给了95分。沈克琦说，论文虽然没有什么价值，但他学会了如何查阅文献和对文献进行分析判断，从而明确哪些问题已经解决或尚未解决。这一点让他终生受益。

1939年西南联大恢复招收研究生，开设了研究生课程。由于讲课的教授从国外归来不久，课程内容与国外名校相当，这些课程，对提高本科生水平和培养青年教师大有裨益。（2）

特殊的课堂

沈克琦刚到昆明的头四年，即1939-1941年，日机频繁来袭，轰炸接连不断：炸弹扔到校园内就有两次，学校教室、办公室、宿舍被炸毁多间。“跑警报”也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警报一响，大家就得立刻收拾书包，往学校北面的荒地树林中跑。当时，因避空袭，学校规定每天上午7:00开始上课，每节课的课时改为40分钟，课间只有5分钟，上午十点钟四节课就告结束！

    西南联大的几位校领导，都深懂教育，深知培养学生、培养人才需要什么。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建校，9月13日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就决定成立图书设计委员会，由陈岱孙、冯友兰、饶毓泰等9人组成，任务就是规划怎么能够购买图书，解决图书问题。又成立了一个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由杨石先、吴有训、曾昭抡等9人组成，负责购置仪器设备。校方为此积极筹款，后由中英庚款董事会拨给开办费补助款25万元。因此，虽然图书、仪器存在一定困难，但沈克琦认为“我们上课用的教材及参考书，图书馆基本都有，且每门课都有多种参考书，基本上满足教学需要”。当时市场上也能买到一些影印书（上海龙门书局出版），这些书通过同学间的互相转让，解决了很大难题。每年暑假，贴出小广告，将已用过的书出售给低班同学，再用此款去购买高班同学出售的教材，上完四年，手中的教科书就剩不了几本了。沈克琦最后就只有Planck的“热力学”和Richtmyer的“近代物理导论”两本影印书了。

    关于仪器设备，成立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后又指定教授在赴昆途经广州、香港时购买仪器设备。当时上海生产一般的实验仪器，沈克琦一年级的实验是按照萨本栋著《普通物理实验》做的，用的就是从上海买来的仪器。清华大学有外汇可用来向国外订货。二年级时沈克琦作电学实验用的灵敏电流计就是新买的美国Leeds & Northrup厂的产品。指导教师虞福春先生专门告诫学生说，灵敏电流计每台要75美元，备用悬丝只有两根，千万别用坏了，否则后面的同学就无法做实验了。为了避免轰炸破坏，每次上完课后，老师就把灵敏电流计卸下来，与其他贵重仪器一起放，半埋在地下的50加仑大汽油桶内，再盖上桶盖。当时炸弹是小炸弹，最多把房子炸塌了，桶内仪器可不受影响。沈克琦说，“我在物理学系4年，一年级每周一次普通物理实验，二年级每周一次电学实验，三年级每周一次光学实验，四年级每周一次无线电实验，还做了六个近代物理实验，这在战时大学中实属难得。”

    凡此种种，凝聚了老师们的一片心血，使沈克琦深受教育，同时也受到艰苦创业良好的精神熏陶；他还清清楚楚记得，吴大猷先生和助教如何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实验研究。他们在岗头村泥墙泥地的房子里利用从北平运出的三棱镜等光学元件在砖墩、木架上装成一个大型摄谱仪，进行Ni( N03)2·6NH3晶体的拉曼效应实验研究。这台大型摄谱仪原来有一个很重很大的铁质底盘和臂，因无法搬运只能将光学元件携来昆明。吴先生就用这台摄谱仪，做了一项科研工作，写成文章发表。在这个“实验室”隔壁还躺着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吴夫人阮冠世女士。沈克琦等见此深为感动．1939年，吴先生完成了用英文撰写的《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并送上海出版。该书得到国际同行的称誉。他在抗战时期独自或与学生、助教合作完成了研究论文17篇，在极为艰苦环境中坚持治学的精神堪为学界楷模。

穷学生的快乐生活

    艰难还不仅仅来自于敌机的轰炸。随着战局愈发紧张，生活变得很不安定。沈克琦说，政府发放的救济金或贷金可以支付每日两餐的伙食费，但要维持生活还要在外兼职工作以补所需．他本人曾在暑假期间去云南省建设厅刻写过蜡纸，还曾到中日战争史料编辑委员会剪贴过报纸。这些经历也有助于这一代学生的成长。

    沈克琦说，西南联大对学生的教育不是“管”，而是熏陶和引导。训导处工作大纲就明确的写着，要“注重自治的启发”，要“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的精神”。当时学生们自办膳团，1桌6个人，一个膳团30桌或50桌，轮流采买，10天一期，一日供两餐。当时伙食费主要用于买米，钱少只能买糙米，奸商还在米中掺白色的小石子。学生饭量大，米吃得多，用于买菜的钱就少，菜量少质差，饭就吃得更多，是恶性循环，最后常常不得不靠带少量菜叶的盐水下饭。菜虽然少，学生们都很守规矩，没有抢菜的人。后来，沈克琦加入了另外一个几十人的小膳团，这个膳团由固定的学生管理，有肉吃，菜好了，饭量也减少了，省下的米钱保证了菜钱，形成了良性循环。

    沈克琦说，当时学生们的生活条件都很苦，好在昆明四季如春，只要有饭吃，穿着方面缝缝补补就能对付过去，沈克琦就只有一件毛衣，没有棉衣。1936年上高一的时候，做了一套呢制服，一直穿到1943年毕业。冬天在窗棂上糊纸挡风，夏天最热时，不用席子，晚上十一、二点就能入睡。一间宿舍有十个窗户，每个窗户下面放两张双层床，中间放一张很窄的长条桌 ，一个房间要住40位学生，在这样挤的宿舍里，由于大家很自觉，照样能自习。晚上七时以后就鸦雀无声，如有人不注意，大声讲话，只要他人轻嘘一声，就立刻安静了。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分外高涨，由于条件所限，只能有一半的人留在宿舍自修，其他人就上图书馆或上茶馆．沈克琦说，图书馆阅览室面积虽有800m2，但学生很多，座位远远不够。图书馆参考书复本少，因此必须“抢”座位、“抢”借书。图书馆开馆时门前挤满了人。有一次学校图书馆的大门竞被挤坏。沈克琦还曾经设法混进云南大学的图书馆看书。后来云大的学生抗议了，云大就贴出布告，要求出示学生证，联大的学生就去不了了。于是当地茶馆便成为学生们的好去处。茶馆有两类，一类是聊天、打扑克休闲的场所；另一类则是读书的地方。这是附近居民适应需要兴起的一个行业。一个茶馆里通常有5、6张桌子，能坐十几个人。买一杯茶，可以坐一个晚上。晚上，老板娘看人坐满了以后，就把炉火封了，在灶上放几壶开水，给大家续续水就行了。茶馆里同时还成为了同学们交流和讨论问题的地方。

    沈先生说，在西南联大的四年生活中，令他难忘的还有西南联大的体育课。学校对体育课要求很严格。体育老师根据学生体质水平及运动能力，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体育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本科四年中体育课都是必修课，学生在四年中必须修满8个学期的体育课。每星期两小时，一个学期体育缺课8节该学期体育就不及格。不及格必须重修，否则不能毕业。有的学生学分总数已修满，就因为有一学期体育不及格必须补修而推迟毕业。

初为人师的日子

    沈克琦1943年毕业时系主任饶毓泰决定聘他为助教，但他离家已五年，想去桂林与家人团聚。因 筹措返昆路费困难，临行前与饶先生约定在桂工作一年后回联大。

然而，世事难料，1944年湘桂大撤退，他无法抛家去昆明践约。沈克琦在国立汉民中学任物理教师三年，承担了全校初、高中物理课的所有教学任务。当时高中学一年物理，初中学一年物理，他每学期要教初三上、下和高三上、下各一班，教学任务极重。他全力以赴，不知疲倦地深入钻研教学内容。1944年秋日军侵入桂林，汉民中学师生西撤，先到百寿县，后到贵州榕江，全校师生及家属一起徒步600里。当时只要有可能，学校就上课．沈克琦记得，在百寿暂驻时，他曾在稻田旁小树上挂块黑板上课，学生坐在马扎上听课。初到榕江时他曾在学校借用的天后宫一间厢房内上课，因黑板尚未制成，就用粉笔在地板上写字，十几名学生围观，就这样上了一次课。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师生听到广播后欢呼抗战胜利，想不到第二天山洪暴发，榕江城被淹，沈克琦住的木结构2层教室楼整个漂了起来。所幸，师生在洪水淹没之前已安全撤到了地势较高的天后宫内，洪水过后，在城外稻田内找到了随洪水漂去的近乎完整的教学楼，十七开间剩了十五间。沈克琦在2楼教师宿舍内找到了两本影印的英文版物理教科书，其他物品丢失殆尽。在采访中讲到这一幕，沈先生突然从沙发中站起，走向书柜，拿出一本被洪水泡过的教科书，封面上黄色水渍依然清晰可见！

1945年9月，沈克琦又随着汉民中学师生一起搬回桂林。从1943年离开西南联大到1946年应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沈克琦一直从事中学物理的教育工作。这三年生活比在西南联大时更为艰苦，是在十分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度过的，但他认为这是一段十分珍贵、收获丰富的人生经历：(1)遇到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与他们一起跋山涉水，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不衰。使他在三年中充分体会到育人之乐；(2)为了教好书，认真备课，读书、思考，深化和扩展了自己的物理知识，获益匪浅；(3)使他产生了对中学物理教育的情结，因而自80 年代起在物理学会等工作中对中学物理教育予以特别的关注。说来也巧，沈克琦的家庭与中学物理教学的关系特别密切，他的哥哥土木系毕业，因为工作需要，解放前教过中学物理，他的小弟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成绩优秀，但不幸被打成右派，分配到辽阳市高级中学，最初几年不得登上讲台。后来正式上课后表现突出，曾任省人大代表。他的大女儿从生产建设兵团归来，也进入教师行列，边学边教，教了30多年的初中物理。儿子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77级学生，后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现从事地球物理教学科研工作。虽然各人情况不同，但都与物理教育有缘。

注定与物理有缘的沈克琦，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起，在北京大学辛勤工作四十年，见证了新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光辉历程。

（下）记新中国物理学教育发展的见证者沈克琦教授

1946年10月，沈克琦来到北平，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1952年间任北大物理系教授、副教授的有：饶毓泰、郑华炽、赵广增、张宗燧、马大猷、胡宁、黄昆、虞福春、朱光亚、薛琴访、江安才等（吴大猷在美研究未归）。1946年因系主任饶毓泰在美国，由郑华炽代理系主任职务。郑先生安排沈克琦独自承担三年级光学实验课教学，排实验、编写实验讲义并指导实验。

饶毓泰十分关怀后辈的进修深造，得知国际扶轮社有资助留美的名额，当即安排沈的申请事宜，并请胡适校长和郑华炽教授写推荐信，朱光潜教授写英文水平证明信。这些有力的推荐，加以沈克琦为西南联大的优秀毕业生，学习成绩很好，因此颇具竞争力。不久，沈克琦接到通知，去贝满女中的一位牧师家里接受面试。客厅里坐了七、八个中国人，用英语问答，先问一些基本情况及有关留学的内容，最后问：“你对美国有何看法？”沈据实以答：“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好。”如此诚实的回答，结果可想而知，最终未被录取，有负饶先生一番美意。饶先生接下来又安排沈克琦和徐叙瑢做在职研究生，边教学、边修习研究生的课程。在物理系赵广增教授的指导下，沈克琦曾进行 “慢电子与氢分子碰撞时的能量损失”方面的实验研究，但因解放后政治活动多，致使研究未能继续下去。错失了那次赴美深造的机会，加之后来国内形势的发展，沈克琦长期只从事物理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没有机会认真从事科研，回想起来颇为遗憾。

解放初在北大物理系的工作

    据沈克琦回忆，刚刚解放的时候，学校领导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方面，教学工作率就旧章，除政治课外，课程设置与过去一样，专业课程与美国大学是接轨的，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崇美、亲英，倒洗澡水把小孩也倒掉了。当时有些错误的观点，如重教学轻科研，甚至有人认为搞科研是为个人名利服务的；在科研方向上强调科研应为应用服务，与国外接轨的基础研究被斥为“从杂志缝里找题目”等，这些打击了教师们的积极性，对学校科研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阻碍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1952年秋，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界在“一面倒”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学习苏联，进行教育改革．首先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合并原有高校、改变一批学校的属性（如综合性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将某些院系从原校分出，组成独立的专门学院，撤销所有私立大学的建制，新建一批院校．调整后的高等学校分四类（不包括专科学校）：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师范院校和单科性专门学院，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燕京入学被撤销建制，两校的文理科合组成新的北京大学，三校的部分教授被抽调支援新建院校或其他院校。当时，北大物理系的规模急剧发展，物理专业每年招生数从60人左右（三校合计）增加到近200人，1956年曾高达450 人：随着清华周培源、叶企孙、王竹溪、杨立铭和燕大褚圣麟等教授的加入，物理系教授阵容盛极一时。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时，北大物理系有学部委员5人（饶毓泰、叶企孙、王竹溪、胡宁和黄昆），另一位学部委员周培源已调到北大数学力学系，未计算在内。

    教育改革的另一任务是改革教学体制，包括学制年限的改变。新教学计划的制订以及实行新计划的课程建设。沈克琦一直参与这一复杂、曲折的改革过程。自1953年起沈克琦先后担任普通物理教研室副主仟、系主任助理和副系主任，直至1980年（1966-1972年文革期间除外）。他记得，开始时是从教育部拿来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专业的教学计划（五年半制）和一般国立大学的教学计划（五年制），找懂俄文的老师译成中文，有些新名词，如专业、专门化、习题课和学年论文等就是那时翻译过来的。由于对苏联的做法不了解，不少人有所质疑，当时部领导指示先搬过来再说。在“一面倒”的政治口号下，先搬后消化，实施过程不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回顾这段历史，沈克琦认为老师们都认真地学习苏联，以极高的敬业精神进行教学，教学质量很高，学生受益匪浅。但作为教育制度来说，苏联并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加以—些政治运动的干扰，教改过程中有不少教训值得总结．如：新教学计划取消学分制，取消选修课，全部都是必修课，课程内容又规定得很死，缺少灵活性。苏联专家曾说，教学大纲是法律，必须遵守。这是新教学计划的一大弊病。

    关于学制年限，这是由培养目标决定的．开始时因国家迫切需要人才，采取缩短学制的作法。1949、1950年入学的学生只学三年；1951年入学的学生采取过渡计划学四年；1952年制订的新教学计划为四年制，实际上是苏联五年制的压缩，课程比过去多且深，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十分突出，不得不再加以修改。从1953年入学新生开始，改用新订的五年制教学计划，基本上采用苏联的课程设置，学时稍加削减，学生负担较前有所减轻，这一计划的培养目标实际上相当于硕士水平，理论物理课内容相当于研究生课程的水平，再加上物理系某些分支学科的专门化训练（包括课程、实验和毕业论文）。沈克琦认为，当时研究生招生很少，国家又需要一些能很快投入专业工作的专门人才，按照此模式培养的人才是符合需要的。后来，受政治运动影响，政治课分量加重，大量增加生产劳动实践的时间（曾高达26周）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保持原来基础课程的教学水平，适当加强专门化训练和减少周学时数，物理系从1956级开始改为六年制。制定六年制教学计划时，鉴于学生只学俄语，不会阅读英语文献，通过对国外的物理文献进行统计，沈克琦发现65%文献是英文的，25%是俄文的（其中一部分还是从英文文献翻译的），其余10%是德、法、日文的。他据此向校领导建议，新计划中增加第二外国语英语，第一外国语应该不限于俄语，这一建议被领导采纳。

    随着全国科技教育的发展，许多学校已具有按二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条件，加之本科毕业生按二级学科“对口”分配产生困难。从人才培养来说，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也是分为两个阶段为好，这样有利于分流、选拔和重新组合。所以文革后沈克琦主张：本科采取四年制为好，主要是打好基础，但也要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训练，以利于培养学生探索创新的精神和能力。培养更高层次、更专门人才的任务应由研究生教育承担。

    1953年，北大物理系第一个实行五年制教学计划．新计划中有许多课程是英美学制本科教学中没有的，但北大、清华过去曾开过一系列的研究生课程，开设这些课程没有困难。因此，教育部在开设课程讲习班时请这些教授去主讲。同时，北大接受各校派来的进修教师随班听课，参加辅导工作，取得教学经验。他们回校后都成为该门课程的骨干教师，这也是北大对全国所做的贡献。

    在“专门化”建设方面，物理系先后建立理论物理、光学、半导体物理、磁学、金属物理、无线电物理、 电子物理、地球物理等八个专门化（其中地球物理为全国首创），开设了系统的专门化课程（包括实验），这些为后来大量招收研究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动荡岁月中的酸甜苦辣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纠正了一些左的偏差。37岁的沈克琦踌躇满志，准备切实抓一下物理系的教学和科研，但1957年国内政治风云突变，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接踵而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1959年上半年整顿教学秩序；1959年下半年反右倾；1960年则经历了更激烈的大跃进和饭都吃不饱的困难时期；1961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下再次纠偏，并为学生补课；1964年北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校系两级领导均遭批判；1965年上半年纠正社教运动中的错误；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这期间，学校的教学秩序屡遭冲击，不少正直的教师和学生受到批判和迫害，沈克琦对此十分痛心。运动中他也曾挨批，如1959年因贯彻整顿教学秩序的指示要求他作检讨。那时，他白天上班搞行政工作，晚上参加反右倾会议，10点回家后才能备课。有一次，他彻夜备课，第二天上课时，曾突然失去知觉，当时他下意识地扶着黑板，稍过片刻清醒后继续讲课。由于间隔短暂，学生居然都没有发现。

    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总结纠正大跃进时期的偏差时，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率调查组在北大物理系蹲点，提出一些有关教育工作的重要观点，沈克琦从中受益。他认识到：学校的任务是要把人类几百年来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精华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传授给学生，完成传道、授业、解惑。主导教学的是教师，学习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行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主动学习，使其能力不断提高。教师在讲授科学发展的辩证过程中，要充分揭示矛盾以及科学家如何通过理性思维和科学实验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这对学生科学思维和科学作风的培养有极大的启发作用，这些不是学生单靠自身实践就能体会到的。

    1966年5、6月间，沈克琦作为援助磅湛大学建设实验室的专家组成员去柬埔寨一个月．临回国前他在金边听到“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广播，心中忐忑不安，6月5日返校后即作为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秋，沈克琦到江西干校“劳动改造”眼看自己热爱的物理教学事业屡遭停顿甚至荒废，他心急如焚。1971年干校撤销，沈返回北京，继续劳动。

    1972年3月，沈克琦才正式恢复工作，任系教改组副组长，抓教学。当时学生基础差，教学秩序极不正常，搞“开门办学”，学生下工厂边劳动、边学习，效果可想而知。沈克琦无力回天，只能尽力而为，如：把学生按程度分班，帮助基础较差的学生补课等。粉碎“四人帮”后，教学才出现曙光。

    1977年8月，沈克琦忽接校方通知，要他去北京饭店开会，这就是8月4-8日邓小平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北大参加有周培源和沈克琦，开幕时邓小平说，他自告奋勇抓科研和教育，沈听后十分兴奋，因为邓小平1975年抓整顿的成绩是众所周知的。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发言踊跃，邓小平在插话和总结讲话中对科教工作一些重大问题明确表态，如：否定1971年全教工作会议上的“两个估计”，恢复高考，不搞群众推荐，高中毕业生可直接报考大学；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次提出调黄昆任半导体所所长；决定恢复国家科委等。

沈克琦感慨地说：这次座谈会是科教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次重要会议，对“两个凡是”是一个突破。在此之前，市委教育部于5月份召开的教育战线纠偏会上，还要求大家在肯定“两个估计”的前提下进行总结．在那次会上他批评了“以任务带教学”的作法，当场受到某些人的反对。恢复高考制度不仅给全国数百万有志深造的青年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使高校能够招收到合格的学生，而且用铁的事实驳斥了“读书无用论”，扭转了托关系、走后门的不良社会风气。自此之后，学校的秩序方逐渐步人正轨。

改革开放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奉献

    1977年11月，在长期隔绝后，中国首次派出高等教育代表团访美，沈克琦任代表团秘书长。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走访了13所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以及美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基金会、教育部、研究所、工厂以及中小学等共46个单位，全面考察了美国的教育状况。回国一周后，代表团写出总结报告，对我国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沈克琦说：“这次访问使我对美国的教育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

    1978年7月，沈克琦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此前，他听说要调自己到学校工作的消息后曾写信给周培源校长，希望继续留在系里，先把物理系的工作搞好。周老说，任命的事已经上报中央，你听中央的吧，并当场将信退还，一向服从组织分配的沈克琦一时语塞。正式任命后，周老说，你还可以兼副系主任。1979年沈克琦还在物理系讲课，1980年初才离开系。任副校长期间，他具体分管教学、招生、体育、图书馆、世行贷款和北大分校等工作。走上学校领导岗位的沈克琦仍然没有脱离物理专业，他继续担任教育部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物理学会副秘书长。

    1980年，李政道教授倡议举办“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选派本科毕业生赴美深造，由美方出题，中方阅卷选拔，个人提出申请，美国学校录取。旨在解决十年浩劫中造成的人才断层。项目的国外联络工作全部由李先生负责，国内具体组织工作则由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吴塘副院长和北大沈克琦副校长负责。沈克琦说：“此项目前后历时十年，派出900多人，进入美国一、二流大学，且均获资助，学成回国的学者在我国科研和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留在国外的学者则在中美两国物理学科的交流和发展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80年起，沈克琦长期担任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他主持编写自考课程“自然科学基础”的考试大纲、教材和自学指导书，共计140多万字，并曾主持命题工作多年。他认为：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适应了社会发展和广大在职人员继续学习的需要，是对正规高等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

    1985年，小平同志接受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在我国建立博士后制度，沈克琦是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两名教育系统的委员之一。1990-1996年还担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首任理事长。他认为：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对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在科研中吸纳新生力量，以及促进人才流动都有积极作用。

从57岁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之后，在高校的领导岗位上他一干就是12年，1984年3月，北大领导班子换届，沈克琦改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84- 1990年)。1984年6月，教育部要北大、清华两校支援山东省创建烟台大学，沈克琦和清华的杜建寰教授被两校委派负责此事（沈克琦拟任烟台大学校长，杜建寰拟任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6月下旬，二人即赴烟台参加烟大筹建工作会议。会上确定了办学规模、系科设置、基建计划、以及经费来源等，并决定按省属重点大学的要求进行建设。同时决定，校系主要领导均由两校选派，基建工作由烟台市负责。此后，在中央、山东省、烟台市和两校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一年时问，完成了5万多平米的建筑，1985 年秋即招收新生，多数教员由两校选派，以保证教学质量。1984年秋，决定在两校开设研究生班，专为烟台大学培养师资；到1990年已有两届本科毕业生，一切基本就绪。这种建设速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实属罕见。同年9月，沈克琦等两校援建人员撤回北京，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支援。山东省人民政府给沈克琦以记大功的奖励。

2004年10月5日参加烟台大学建校20周年活动后在综合楼前留影

中小学物理教育的热心人

    沈克琦一贯关心中学物理教学．1979年他任中国物理学会教学委员会主任后，多次参加有关中学物理教学的讨论会、全国中学物理特级教师会议和全国青年物理教师教学大奖赛等活动，并在会上提出许多有指导意义的看法。他强调物理教学应抓住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重视实验教学，注意因材施教，发挥每个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还要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

    1984年起中国物理学会每年举办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沈克琦任全国竞赛委员会主仟，他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主持制定了《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暂行方法》(1985)、《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章程》(1991)和《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内容提要》(1991) 等。沈克琦不仅主持竞赛工作，还参与命题。1998 年改任名誉主任后，仍坚持不懈。此项活动培养并选拔了不少优秀学生，促进了中学物理教学质量的提高。

    我国白1986年开始参加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活动。沈克琦在1986-1991年期间主管选拔和选手集训等工作，并且在1990年，以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身份，申请在中国举办1994年第25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得到该国际委员会的批准。他说：“我国选手在实验素养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这需要通过中学教学长期培养．”

    1986年9月，沈克琦被任命为国家教委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参与有关中小学课程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修订和教材审查工作，他先后参加三届，1999年卸任；1994年，受北京市教育局的委托，沈克琦主持编写了一套适于办学条件较好的学校使用的高中物理教材。这套教材共5册，计100多万字，1999年上半年全部完成，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套教材力争做到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与基础性的统一，使学生能够学到比较有系统的，相互联系的，有生命力的物理知识。

幸福的晚年生活

1991年11月，年满70岁的沈克琦在北大办理了离休手续，但之后他并没有停止工作，继续在各级各类教育领域内发挥余热。60多年来，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勤勤恳恳地为办好北京大学物理系做贡献；为提高全国高校物理基础教学水平、培养物理人才和基础物理课师资他也有所建树。与一般大学教授不同的是，他亲自参与了许多全国性的活动，从中小学到博士后均有涉足，并发挥了骨干作用。

2007年1月29日与时年八十岁的夫人张星合影

工作中的沈克琦敢当重任，顾全大局，将个人的一切服从工作需要。生活中的沈克琦待人和蔼可亲，谈吐风趣，大家都乐意把心里话向他倾诉。笔者在采访沈克琦先生之前，曾多次听到阎守胜、赵凯华、刘寄星等教授谈及沈克琦先生，大家对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在先后3次、长达10小时的采访中，笔者更是深切感受到了沈先生的谦和与真诚。采访中，笔者见到了沈先生的夫人张星（退休前在中科院动物所从事研究工作），60年前，他们在北大相识、相恋、结成伴侣，并且养育了3个优秀的孩子。文革期问，沈先生被批斗关押时，她以赢弱的身躯守护丈夫和家庭。晚年时，她一边协助沈先生从事各种学术和社会活动，一边精心照料沈先生的饮食起居，呵护着他的身体健康。

听着他们夫妇平静若水地讲述着人生的大风大浪，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笔者不由想起了那首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有挚爱一生的工作相伴，与相濡以沫的爱妻相依，86岁的沈克琦先生继续在自己所钟爱的物理教育的路上前行。

（1） 括 号 内 为 获 博 士 的 年 份 及 院 校 名 称

（2）正因为有这样一批老师，西南联大物理系比较有名。不少学生在进一步深造后表现突出，曾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过的本科生、研究生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两院院士17人（钱伟长、黄昆、胡宁、郭永怀、李整武、李荫远、萧健、戴传曾、徐叙瑢、邓稼先、黄祖洽、朱光亚、李德平、应崇福、陈芳允、张恩虬、高鼎三）

2011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举办的“沈克琦先生九十

寿辰庆祝会暨沈克琦物理教育基金成立仪式”上发言

（本刊编辑：王进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