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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国文教材

2019-02-22 | 来源 《云南日报》2019-02-09 |

二手书最受追捧的孔夫子旧书网上,一家旧书店最近以一万元的高价悬售一本抗战时期编印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其价甚昂。

朱自清先生在一篇《论大学国文选目》的文章里,曾就大学国文选目问题详作阐释,其中就专门提到这本旧版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他征引朱光潜先生的话:“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并指出,这句话代表大部分人对于大一国文的意见。不过,朱自清先生以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

抗战前后,提供给大中学生阅读的国文阅读范本,以古典文学为主,有着“重古”的方向。而抗战初期,则已开始有了“重今”的呼声,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虽然重今的选本可以将文化训练和语文训练完全合为一事,这是最合乎理想的办法,也是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办法,可是办不到,一则和当时的中学国文教材冲突,二则和当时的大学国文教材也冲突。无论哪个大学都不愿这样标新立异。

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办学后,其中国文学系开了风气,开始将部分语体文收在“国文选”里,也就变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一书。此书自1939年起编辑,连续几年不断编选和增补,形成了几种版本,至1940年,终于形成了现在的模样。以后,到了1944年,又从中挑选出语体文部分,加上新编选出来的语体文,形成了《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并交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这是后话了。

这本国文选,共收录诗文70多篇80来件,多注重作品的思想之深和语言之美,且又不忘兼顾时代呼声。从入选文章不难看出,其编选者以一片炽烈的家国情怀,与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相呼应,真正将语文训练与文化训练相结合,开创出大学国文教学的新天地。

本书除了上篇的古文,下篇的古诗,18篇语体文佳作不仅作为中篇入选(如前所述,少数几篇也入选后来出版的“语体文示范”),且其文体既有散文、小说、演讲,还有戏剧文本和文艺理论,免去了大学生阅读现代范文须自寻课外书的不便。由此,这本古今结合的国文选,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材的范本,成为同类课本的典范之作。

多年前,汪曾祺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中文系时就曾这样写:“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作品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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