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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无问西东》里有一个情节：日军飞机来袭，警报拉响，西南联大的学生急忙躲避，却有一个人拿着白搪瓷茶缸，走到锅炉房，不紧不慢煮着冰糖莲子。有的观众觉得不可思议，真实生活中还有这样的人吗？

这部电影的编剧想必读过汪曾祺的《跑警报》，还借鉴了其中一个人物的细节。汪曾祺写道：“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然后，他评论说，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

汪曾祺当年就读西南联大，也是从那时开始文学写作的。

他19岁那年，因为喜欢沈从文的小说去考西南联大，路上有日军封锁，他就从上海起身，先去香港，绕道越南，再去昆明。后来，他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成了沈从文的学生。再后来，他成了那所西南联大培养的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汪曾祺喜欢这样调侃自己。

曾有过文学评论文章，批评汪曾祺的作品过于淡化，淡化了主题、人物、情节。

“淡化，是指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汪曾祺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他有一篇写苦瓜的散文，顺便写了他想到的几个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一、我希望评论家、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二、对于一个作品，也可以见仁见智。可以探索其哲学意蕴，也可以踪迹其美学追求。三、作品就是作品。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

他还有些观点，给读者很深的影响。

比如，他说到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写文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

汪曾祺的语言观，体现在他多篇文章中，如《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文学语言杂谈》。他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语言既是它本身，又是思想的载体。他还强调语言的修养，建议青年作家趁年轻多读多背几篇古典文学作品，建议文学者多深入民间文学，从中汲取口语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