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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点滴

2021-03-09 | 张国风 | 来源 公号“素简雅慧”2019-01-25 |

任继愈先生去世快七年了,我早该写一点文字来纪念我所敬重的先生。这些回忆非常琐碎,七宝楼台,拆卸不成片段,但写下来,对于大家了解一位大哲学家的风貌,或许有一点点帮助。

1968年,我从东北工学院金属物理专业毕业,先后在抚顺铝厂、辽宁冶金设计院工作。1978年,我决心改行,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结果如愿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导师是冯钟芸先生,主要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我也因此认识了任继愈先生。

任先生家里有一副对联:“为学须入地狱,浩歌冲破云天。”我体会这副对联的意思:做学问很苦,要有下地狱一般的决心,但其中自有一番乐趣,靠的是献身学术的情怀。

硕士生阶段,我跟冯钟芸先生学的是诗歌。1985年,因为林庚先生当年不想招生,我只好改学小说,报考了吴组缃先生的博士生。

当时我已近不惑之年,无法等第二年再考。冯先生送了我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任先生送了我一句话:“你虽然改为攻读小说了,平时还是要读读唐诗宋词,去俗。”

我想是这个道理。明清小说多写酒色财气,多写世俗的生活,而诗歌的秘密在于提炼优美的形象,与世俗离得比较远。我也由此联想到,天长日久,研究对象对于研究者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博士论文是《〈儒林外史〉及其时代》,分析吴敬梓对科举、对八股的批判。任先生提议我写一篇八股文,找找感觉。可是,因为懒,我没有去写。对八股的认识,确实是不深的。任先生说:“八股文,也是一种智力测验。”我体会任先生的意思是,对八股和科举也不能一味地否定。

有一次,与任先生谈到国际上的宗教现象,向任先生请教。任先生说:“有的宗教在历史上经历过宗教改革,有的宗教没有经历过改革,它们的面貌和作用也就不一样。”

我问:“吃素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任先生说:“不一定。据统计,历史上和尚的平均寿命还不如一般人。”

谈起现在教育的问题,任先生说:“现在的年轻人,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历史知识。”

我问任先生:“好像唐朝没有出色的哲学家?”任先生回答说:“不能这么说。唐朝的哲学家在和尚里面。”我由此而明白,不懂中国的佛教,也就不能说是明白了中国的哲学。

我问任先生:“明朝是不是比清朝腐败?”任先生回答:“明朝的历史不是清朝人写的吗?”我醒悟到: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我曾经向任先生请教一个问题。

“像陈先生(陈寅恪)这样的学者,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这样深,为什么对钱谦益这样的人物有那么多的谅解和同情?”

“现在对陈先生的赞扬是有点过分了。他有一种遗民情结,虽然他没有公开表示过。他的家族与清朝的关系很深。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有他的诗为证(略)。他没有民族的自信。中国打败日本,靠民族的自信心。比武器装备,中国不如日本。一个人的看法如何,那是一种主观的精神。大家都那么看,那就会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

“他的学问还是挺好的。”

“那是当然。他在西南联大开课时,很多教授都去听他的课,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的学问主要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他的外文,说是好几种,真正好的,只有德语。其他几种,能读,不能说。他最推崇《资治通鉴》,但《资治通鉴》也还是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兴亡。”

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任先生说:“农民意识,重个人恩怨。要突破个人恩怨,看到全局。洪秀全到了南京,搞等级制,很厉害。臣子见他,目光不能超过他的肩膀。”

谈到知识分子,任先生说:“司马迁,汉朝对他并不好,但他的《史记》还是赞扬汉朝。他之所以伟大,也在这些地方。朱光潜、冯友兰也是这样。虽然个人受了很多委屈,但还是爱我们这个国家。鲁迅之伟大,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国民性。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解放以后,成为历次运动整肃的对象。但他们大多数,还是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以前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劳动者。”

讲到红学,任先生说:“以前讲‘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看来,光‘破’还不行,还得有自己的东西。俞平伯的书,周汝昌的书,我现在还在读。”

1988年春天,我来到北京图书馆。先是到参考研究部,大约一年以后,又被调到了古籍善本部。

任先生说:“图书馆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借书的地方,要有学术品位。工作人员要有学术素养。”为此,在任先生的建议、安排和推动下,善本部办了一个有关《书目答问》的讲座。

一个制作收集名师授课录像的公司仰慕任先生的名声,希望采访任先生,请我去动员。任先生婉言谢绝了,说他的时间很紧:“我一年比一年衰弱,就好像银行的存款,你们的存折上还有100元,我的存折上只有5元了。我的任务很重,还有一些项目没完成。我要集中精力,把这些项目做完。”

说到中华书局的一位老先生,任先生说:“他政治上受了打击,去搞资料,人又聪明,结果因祸得福。”

谈到朱自清,任先生说他“性格平和,能容人,所以他那儿人才多。不像王伦,嫉贤妒能。好妒之人,目标不会高远。但是,王伦能够识别人才,这是一个长处”。

谈到“文革”,任先生说:“‘文革’时期,考古学没有停滞,有很重大的发现……造神不是一个人造起来的,大家都有责任。”

2001年,由任先生推荐,我在国图文津街老馆讲了一次《红楼梦》。主持人是蔡萍老师。讲完以后,蔡老师告诉我:“任馆长来听讲座了。”我一惊,问蔡老师:“任先生现在在哪儿?”蔡老师说:“走了。”我说:“你怎么没告诉我呢?”蔡老师向我解释说:“任先生不让告诉。怕你紧张吧?任先生经常来听讲座。”

从人民大学退休后,我带女儿张岩一起去见任先生。因为女儿很想见见这位大哲学家,大概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吧。记得有如下的一段谈话:

“退休了,有什么好处?”

“不用老填表了。当年冯友兰先生也不喜欢填表,说是‘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我和张岩大笑。任先生问张岩:“笑什么?”张岩回答:“这是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话。”

谈到某某老先生新出的大部头史学著作,任先生说:“概括力不强,没有抓住主要的东西。要挑主要的讲,看哪些是最重要的。司马迁写《史记》,才60万字,该讲的都讲了,从黄帝讲到当代。就好像搬家,哪些要扔,哪些要留,要抓主要的。”我由此明白,书不是越厚越好,著作的价值与部头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

任先生常常问起我《太平广记》校勘的进展。可惜,我的进度很慢,先生生前未能看到《太平广记会校》的出版。他说:“《太平广记》有用,别人要用。你以前写的那些东西,都没有校勘《太平广记》的意义大。”我对任先生说:“像《太平广记》这样的项目,我一辈子也就只能做一个了。”任先生说:“做一个就够了。”

我觉得自己在图书馆不适合搞学问。任先生说:“要学王阳明,一边做官,一边搞学问。”

讲到研究文学的学者的知识结构,任先生说:“光是艺术分析,不搞考证,是缺腿的。”我回想起来,自己经历了几次知识结构的调整,先是从理工科转为文科,接着是从诗歌转为小说,又从事文学研究,补了文献学、版本学的课,可以说是恶补。其中就受到了任先生的启发和影响。在国图的几年,我完善了我的知识结构,也培养了对古籍的敬畏之心。

有一次,我问冯老师,任先生如此高龄,身体是如何保养的。当时任先生有80多岁。冯老师说:“每天泡枸杞吃。”我也从此喝枸杞,从2000年到现在。任先生说:“枸杞利肝利肾,药性温和,副作用小。”

我给《文史知识》写了一篇文章,谈到重文轻武的历史现象。我问任先生:“是不是从隋唐实行科举以后,重文轻武的倾向就越来越严重了?”任先生想了一下,说:“是从宋朝开始的。”

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中年学者,写过一本中国文学与禅宗的书,是当时的畅销书。因为我没有佛教知识,就问任先生:“您认为这本书写得如何?”任先生淡淡地回答说:“他不懂禅宗。”

我去见冯老师和任先生,从来不带东西。倒不是有意脱俗,只是书生不明世故。只有一次例外,从家乡回北京,带了一盒无锡的三凤桥酱排骨,送给老师尝尝。冯老师:“张国风也学了一点小世故。”说得我不好意思。任先生一笑而已。

任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北京医院度过。我去看任先生。任先生的女儿任远在。任先生说:“医院不愿意病人长住,占着床位。”我说:“医院考虑的是收益……先秦的法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利害关系。”任先生说:“只讲利益,就不能长久。”这是我和任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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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1916.4.15-2009.7.11),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1934年,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1942~1964年,任继愈开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任继愈负责筹建了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99年,任继愈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2009115日国务院聘任任继愈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8年以来,任继愈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哲学组召集人,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委员,中国宗教学学会(1988年更名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等职。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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