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
读其文,想见其人,在中学里的时候,总以为朱先生是个翩翩佳公子,风华清靡,一如“荷塘月色”。后来进了清华,在迎新会上,有同学远远指给我看一个身材矮小,连走路的姿势都活像日本人的教授,说:“那就是朱自清先生!” 这使我非常失望。
我不是中文系学生,大一国文也没被编在朱先生那一组。所以平时和朱先生根本没有接近的机会。但当时他住在清华园的东北角上,门前有个土山,长满绿草。我晚饭后,爱到那边散步。有一次,我经过他门前,见他挺在躺椅上,凸起腹,驾起腿,好像还歪着嘴巴剔着牙齿。十足的中年人的神态,在青年人看来,是难堪的。我低头避开他的视线,却不想忽然听得他在叫我了。这很使我奇怪,他怎么认识我?而当我走近去时,他却又夸奖了我一句:“听说你的白话文写得很不错!” 白话文!他为什么不说文章、散文,而要说白话文呢?我满心不快。
不过此后路上碰见,就免不了要笑笑,点点头了。“一二·九”之后数月,宋哲元派大兵抄检清华园。很有几个榜上挂名的同学,躲在朱先生家里,得免于难。而且听说非常优待,夜里请同学睡沙发,早晨又是每人一个荷包蛋(注1)。这使我对他开始有了好感,虽然接近的机会还是不多。
一直到昆明,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天(注2),清华文科研究所成立,我才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跟朱先生在一起生活。
那时朱先生的胃病和家庭负担,都已十分重了。他把朱太太和孩子全部送到成都,寄在亲戚家,自己孤零零的在昆明过着和尚一般的生活。清华文科研究所在乡下,离昆明城相当远。如果步行,得走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如果绕道去搭一段马车,可减少半小时。朱先生在西南联大有课,所以必须两面奔跑,半星期在城里,半星期在乡下研究所。如果到时候不见他回乡下,我们研究所里的人,就猜到他的胃病又发作了。
研究所的教授和同学,除了闻一多先生之外,合组一个伙食团。雇了个乡下人做饭,是个可爱的戆徒。人是忠诚极了,饭烧糊,菜没煮熟,也不忍责备他。有次异想天开,去田里捉了许多蚂蚱,炸了捧到饭桌上来孝敬大家。弄得每个人摇头,他还笑嘻嘻的直说,“滋味好呐好!” 而忽然谣传“有吏夜抓丁”,我们这位戆徒就马上逾墙而走,常常数天甚至半个月不回来。于是一早起来,一群秀才手忙脚乱的生火,淘米,挑水,赶街子……终至于整个研究所翻身,弄得每个人垂头丧气。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吃点这样的苦,算不了什么。但是一个有病而又长期过惯家庭生活像朱先生这样的中年人,怎么受得了呢?然而,他在我们当中,是最不发怨言的一个。
到过后方的人,都知道“公米”的味道。那是需要一个如鸡肫一般的胃来消化的。朱先生平时跟大家吃公米,只有当胃病发作的时候,才吃烤面包。那面包是用又黑又粗的配给面粉,自己在火油箱里烘成的。论滋味,并不比公米强,不过比较容易消化罢了。他瘦得厉害,“骨瘦如柴”不足以形容他。我从前见过的那种“凸起腹,挺在躺椅上”的神态,不用说,是再也没有了。为了营养,他每天早晨添个鸡蛋。这是早餐桌上常谈的话题之一:打碎煮好呢,带壳煮好?煮三分钟好,煮五分钟好呢?……但后来鸡蛋涨得厉害,这一点小小的滋补品,似乎也裁去了。
过着这样的生活,大家在一个大房子里,在丛书、类书、经解、注疏……的围困之中,做着“抱残守缺”的工作。朱先生私人有几架书,也摆在研究所里。他的桌子后面,竖着一个同图书馆的目录柜似的旧柜子,一二十小抽屉里塞满卡片。内容如何,不得详知。只知道他写文章时,总要去查一查。有时拿出一两张来,远远瞥见,卡片上是蚂蚁一般的小字。我心里奇怪,要写满这么多卡片,得化多少时间啊?朱先生治学之严谨,于此可见一斑。
那时闻先生正在考证伏羲是葫芦,女娲是个瓜;朱先生大概已开始写“诗话”。闻先生写文章,喜欢在落笔之前,先说出口来;衔着烟斗,喊:“佩弦,我有个很好的idea……” 于是接着总是一场热烈的讨论。朱先生的习惯不同,他默默无声就脱了稿,捧着稿子交到闻先生面前,谦逊地说:“一多,请你看看,看有问题没有?” 似乎只有一次例外。一天晚上,他握着笔,忽然抬头对大家说:“我觉得王静安的无我之境很难说。” 为这问题,讨论很长久。我以一个门外汉的资格,也说了一点意见,大意是“无我即忘我”。还记得那次讨论,是以朱先生的谦逊的话语作结的,他说:“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我受益不浅。”
朱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则。早晨总是他第一个起床,我爱睡懒觉,他到底几点钟起来,始终弄不清楚。只知道他洗漱之后,总要到大门外的晒谷场上跑两圈,练几节健身操。在乡下人看来,这是很有趣的。所以起初,常有些女人和孩子,远远的立定了看他,议论他。晚饭后,照例是一道在田野间散步,或者聚在晒谷场上聊天。聊些什么,多已忘记。只记得有次谈起清朝的汉学大师,数他们的年纪,一个个活到七八十岁。闻先生就说:“做汉学家可以长寿。” 朱先生说:“是因为他们长寿,才做得到汉学大师。我身体坏,不敢存这妄想。你却行。” 闻先生就笑起来:“能不能做大师,不敢说。活七八十岁,我绝对有把握。” 言犹在耳,说有把握的竟遭毒手;自知身体坏的,到底也接着给穷困之手扼死了!
穷困迫人谋出路。后来昆明的教授们便开始以治印、鬻字、卖文为副业,共同订了个润例,十多个教授一道具名,朱先生也参加了。湖南有个朋友给我写信,说要找名人代他的一个亲戚写篇寿序。我马上想到朱先生,便去求他,也希望因此对他的经济小有帮助。寿序写好了,按照共订的润例,我开了价格去,仿佛记得是八石米的市价。却不想那个朋友的亲戚竟觉得价钱太贵,回信说不要了。弄得我哭笑不得,只恨自己拿不出八石米来买这篇文章。我好没意思的跑去向朱先生表示歉意,满心准备挨一顿骂,再没料到他竟又谦逊地说:“我练习练习,这样的文章从没写过,写得不好。”
想起这事,我至今尚觉惭愧,我无意中跟他开了个大玩笑。原来希望以后或有机会,补偿这一过失。而现在竟不可能了,永远不可能了。
朱先生著作俱在,平日的言论印在青年们的脑子里,也决不会磨灭,他对于民主与文学的功绩,尽人皆知,用不着我多说。草此短文,记琐事数则,驻笔低眉,倍觉黯然。
佩弦(朱自清)先生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病逝于北平,终年五十岁。
此文原载《时与文》三卷十八期,1948,据照片校订。
注1 原文:“三个荷包蛋。”据母亲《忆孙兰》订正: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大批军警闯入清华园搜捕“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母亲和八姨(徐骣宝)跟中文系同学韦毓梅(孙兰)躲在佩弦先生家,同去的还有王作民、魏蓁一(韦君宜)。“朱先生是大哥的好友,我进清华时,大哥就把我介绍给朱先生……他和师母安排我们睡在沙发上,又从楼上送来毯子。次日清晨吃早点,还给每人煎了一个荷包蛋。”
孙兰,原名韦毓梅,江苏盐城人,父亲为沪上律师。一九三六年入党,曾跟随宋庆龄、许广平做妇女工作,宣传抗日,孙兰(孙男)是宋庆龄给改的名字。解放后历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文革”中惨遭迫害,跳楼成仁。
注2 原文:“一九四二年夏天。”但据《冯契文集》卷十所附年表: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白色恐怖降临,地下党决定疏散,“群社”停止活动。遂避居昆明郊区龙头村北大文科研究所,“王明为他在数百函《道藏》的包围中安了张书桌,搭个帆布床”。同年夏,大学毕业,进清华研究院哲学部,搬至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从汤用彤、金岳霖二先生读书。至一九四三年,敌机轰炸稍减,才回城写论文。一九四四年完成《智慧》(发表在《哲学评论》十卷五期,1947),受聘云南大学,讲授哲学、逻辑学。 (冯象校注)
转自《东方早报》2013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