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冯契

读其文，想见其人，在中学里的时候，总以为朱先生是个翩翩佳公子，风华清靡，一如“荷塘月色”。后来进了清华，在迎新会上，有同学远远指给我看一个身材矮小，连走路的姿势都活像日本人的教授，说：“那就是朱自清先生！” 这使我非常失望。

　　我不是中文系学生，大一国文也没被编在朱先生那一组。所以平时和朱先生根本没有接近的机会。但当时他住在清华园的东北角上，门前有个土山，长满绿草。我晚饭后，爱到那边散步。有一次，我经过他门前，见他挺在躺椅上，凸起腹，驾起腿，好像还歪着嘴巴剔着牙齿。十足的中年人的神态，在青年人看来，是难堪的。我低头避开他的视线，却不想忽然听得他在叫我了。这很使我奇怪，他怎么认识我？而当我走近去时，他却又夸奖了我一句：“听说你的白话文写得很不错！” 白话文！他为什么不说文章、散文，而要说白话文呢？我满心不快。

　　不过此后路上碰见，就免不了要笑笑，点点头了。“一二·九”之后数月，宋哲元派大兵抄检清华园。很有几个榜上挂名的同学，躲在朱先生家里，得免于难。而且听说非常优待，夜里请同学睡沙发，早晨又是每人一个荷包蛋（注1）。这使我对他开始有了好感，虽然接近的机会还是不多。

　　一直到昆明，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天（注2），清华文科研究所成立，我才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跟朱先生在一起生活。

　　那时朱先生的胃病和家庭负担，都已十分重了。他把朱太太和孩子全部送到成都，寄在亲戚家，自己孤零零的在昆明过着和尚一般的生活。清华文科研究所在乡下，离昆明城相当远。如果步行，得走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如果绕道去搭一段马车，可减少半小时。朱先生在西南联大有课，所以必须两面奔跑，半星期在城里，半星期在乡下研究所。如果到时候不见他回乡下，我们研究所里的人，就猜到他的胃病又发作了。

　　研究所的教授和同学，除了闻一多先生之外，合组一个伙食团。雇了个乡下人做饭，是个可爱的戆徒。人是忠诚极了，饭烧糊，菜没煮熟，也不忍责备他。有次异想天开，去田里捉了许多蚂蚱，炸了捧到饭桌上来孝敬大家。弄得每个人摇头，他还笑嘻嘻的直说，“滋味好呐好！” 而忽然谣传“有吏夜抓丁”，我们这位戆徒就马上逾墙而走，常常数天甚至半个月不回来。于是一早起来，一群秀才手忙脚乱的生火，淘米，挑水，赶街子……终至于整个研究所翻身，弄得每个人垂头丧气。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吃点这样的苦，算不了什么。但是一个有病而又长期过惯家庭生活像朱先生这样的中年人，怎么受得了呢？然而，他在我们当中，是最不发怨言的一个。

　　到过后方的人，都知道“公米”的味道。那是需要一个如鸡肫一般的胃来消化的。朱先生平时跟大家吃公米，只有当胃病发作的时候，才吃烤面包。那面包是用又黑又粗的配给面粉，自己在火油箱里烘成的。论滋味，并不比公米强，不过比较容易消化罢了。他瘦得厉害，“骨瘦如柴”不足以形容他。我从前见过的那种“凸起腹，挺在躺椅上”的神态，不用说，是再也没有了。为了营养，他每天早晨添个鸡蛋。这是早餐桌上常谈的话题之一：打碎煮好呢，带壳煮好？煮三分钟好，煮五分钟好呢？……但后来鸡蛋涨得厉害，这一点小小的滋补品，似乎也裁去了。

　　过着这样的生活，大家在一个大房子里，在丛书、类书、经解、注疏……的围困之中，做着“抱残守缺”的工作。朱先生私人有几架书，也摆在研究所里。他的桌子后面，竖着一个同图书馆的目录柜似的旧柜子，一二十小抽屉里塞满卡片。内容如何，不得详知。只知道他写文章时，总要去查一查。有时拿出一两张来，远远瞥见，卡片上是蚂蚁一般的小字。我心里奇怪，要写满这么多卡片，得化多少时间啊？朱先生治学之严谨，于此可见一斑。

　　那时闻先生正在考证伏羲是葫芦，女娲是个瓜；朱先生大概已开始写“诗话”。闻先生写文章，喜欢在落笔之前，先说出口来；衔着烟斗，喊：“佩弦，我有个很好的idea……” 于是接着总是一场热烈的讨论。朱先生的习惯不同，他默默无声就脱了稿，捧着稿子交到闻先生面前，谦逊地说：“一多，请你看看，看有问题没有？” 似乎只有一次例外。一天晚上，他握着笔，忽然抬头对大家说：“我觉得王静安的无我之境很难说。” 为这问题，讨论很长久。我以一个门外汉的资格，也说了一点意见，大意是“无我即忘我”。还记得那次讨论，是以朱先生的谦逊的话语作结的，他说：“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我受益不浅。”

　　朱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则。早晨总是他第一个起床，我爱睡懒觉，他到底几点钟起来，始终弄不清楚。只知道他洗漱之后，总要到大门外的晒谷场上跑两圈，练几节健身操。在乡下人看来，这是很有趣的。所以起初，常有些女人和孩子，远远的立定了看他，议论他。晚饭后，照例是一道在田野间散步，或者聚在晒谷场上聊天。聊些什么，多已忘记。只记得有次谈起清朝的汉学大师，数他们的年纪，一个个活到七八十岁。闻先生就说：“做汉学家可以长寿。” 朱先生说：“是因为他们长寿，才做得到汉学大师。我身体坏，不敢存这妄想。你却行。” 闻先生就笑起来：“能不能做大师，不敢说。活七八十岁，我绝对有把握。” 言犹在耳，说有把握的竟遭毒手；自知身体坏的，到底也接着给穷困之手扼死了！

　　穷困迫人谋出路。后来昆明的教授们便开始以治印、鬻字、卖文为副业，共同订了个润例，十多个教授一道具名，朱先生也参加了。湖南有个朋友给我写信，说要找名人代他的一个亲戚写篇寿序。我马上想到朱先生，便去求他，也希望因此对他的经济小有帮助。寿序写好了，按照共订的润例，我开了价格去，仿佛记得是八石米的市价。却不想那个朋友的亲戚竟觉得价钱太贵，回信说不要了。弄得我哭笑不得，只恨自己拿不出八石米来买这篇文章。我好没意思的跑去向朱先生表示歉意，满心准备挨一顿骂，再没料到他竟又谦逊地说：“我练习练习，这样的文章从没写过，写得不好。”

　　想起这事，我至今尚觉惭愧，我无意中跟他开了个大玩笑。原来希望以后或有机会，补偿这一过失。而现在竟不可能了，永远不可能了。

　　朱先生著作俱在，平日的言论印在青年们的脑子里，也决不会磨灭，他对于民主与文学的功绩，尽人皆知，用不着我多说。草此短文，记琐事数则，驻笔低眉，倍觉黯然。

　　佩弦（朱自清）先生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病逝于北平，终年五十岁。

此文原载《时与文》三卷十八期，1948，据照片校订。

　　注1 原文：“三个荷包蛋。”据母亲《忆孙兰》订正：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大批军警闯入清华园搜捕“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母亲和八姨（徐骣宝）跟中文系同学韦毓梅（孙兰）躲在佩弦先生家，同去的还有王作民、魏蓁一（韦君宜）。“朱先生是大哥的好友，我进清华时，大哥就把我介绍给朱先生……他和师母安排我们睡在沙发上，又从楼上送来毯子。次日清晨吃早点，还给每人煎了一个荷包蛋。”

　　孙兰，原名韦毓梅，江苏盐城人，父亲为沪上律师。一九三六年入党，曾跟随宋庆龄、许广平做妇女工作，宣传抗日，孙兰（孙男）是宋庆龄给改的名字。解放后历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文革”中惨遭迫害，跳楼成仁。

　　注2 原文：“一九四二年夏天。”但据《冯契文集》卷十所附年表：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白色恐怖降临，地下党决定疏散，“群社”停止活动。遂避居昆明郊区龙头村北大文科研究所，“王明为他在数百函《道藏》的包围中安了张书桌，搭个帆布床”。同年夏，大学毕业，进清华研究院哲学部，搬至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从汤用彤、金岳霖二先生读书。至一九四三年，敌机轰炸稍减，才回城写论文。一九四四年完成《智慧》（发表在《哲学评论》十卷五期，1947），受聘云南大学，讲授哲学、逻辑学。 （冯象校注）

转自《东方早报》2013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