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毕竟是书生:从读书笔记中发现周一良

2013-05-15 |

周一良(1913-2001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也是闻名遐迩的藏书家。尽管周一良藏书仅一万余册,对学人而言数量并不算多,其藏书也多以研究参考为目的,善本孤本很少,但他每购一书,都会在扉页题写上购书的时间、地点,重要的书籍还会钤印数方,并写有眉批和题记。这些藏书因其阅读批校,而具有了不同寻常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尤其是读书题记,实为一种周氏独有的读书笔记,如今天的微博般短小精悍,以最精炼的语言写下阅者当时的见解和心得。通过这些题记,可以对这位饱受争议的知识人的生平、学术和思想,有进一步的认识。

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周启锐整理,海豚出版社201212月版,25.8元。

1

《周一良读书题记》很好地反映了其一生的治学经历。其阅读的种种细微变化,从侧面呈现出其一生治学的曲折脉络,以及其思想的变动轨迹。大家比较关注的“知识分子的变节”问题,也能在他的题记中看到反思轨迹。

周一良出身名门,在贵族化的家庭私塾读书十年,历炙名师,传统学养深厚。其后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专攻隋唐史,受业于洪业、陈寅恪等先生。留学哈佛之后,受系统的体制化西式训练。这样的学习经历在其早年的读书题记中有所显示。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需要,他改行研究亚非拉史,阅读对象改变为浅显的通识性世界史著作。稍后卷入政治,成为“梁效”写作班成员,阅读对象也就变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等。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重拾魏晋研究旧业,重新阅读胡适和陈寅恪,回归到三十年前正常的学术之路。种种细微变化,从侧面呈现出其一生治学的曲折脉络。

《周一良读书题记》呈现的不只是作者的治学史,同时也是作者的思想史。周一良早年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并始终以陈寅恪式“独立思想、自由人格”的学者为榜样。陈寅恪亦非常看重这位后生,视为及门弟子,可以传承衣钵。但是,就在其学术生涯蒸蒸日上之际,突遭时局变换,首先放弃了自己擅长的研究方向,开始奉命研究,其后放弃了知识分子坚守的底线,成为恶名昭彰的“梁效”写作班成员。陈寅恪奉送周一良“曲学阿世”四字,与之断绝师生关系。周一良亦因此付出沉重代价,被视为知识人“变节”的典型,至今仍被污名化。周一良晚年在自传《毕竟是书生》中自述其经历时承认,短时间内就转向,主要是生性过于小心谨慎。

这种谨慎心态在他的读书题记中有很好的表露。比如他对使用多年的《世界历史大事年表》题记:“唯有依靠群众,贯彻领导意图,黾勉从事”,并自称“党之驯民”。直到晚年,方知被政治所误,受骗上当至深,才开始反思之旅。他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的题记中感慨“中国知识分子亦属有头脑之动物,何以当时愚蠢胆小”,在台版《谈诗论学二十年》中感慨“人家如此二十年,我们呢?”其中不无懊悔之意,反思亦不可谓不深刻。

2

周一良始终在象牙塔中做一个皓首穷经的纯儒,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在专业方面造诣极深,学富五车,但所获得的只是知识的增长,在政治等学术之外的领域,心智异乎寻常的简单。

治学史和思想史之外,本书还为研究者认识周一良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角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教育部曾对北京大学的教员进行过调查,评价周一良、季羡林等“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接受新鲜事物较快,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先进经验,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虽然学术地位不够高,但有发展前途。”正是因为这种驯服和主动向组织靠拢,使周一良在政治浪潮中所受冲击一直不大。(至于在“文革”初期,惨遭迫害批斗抄家,是因得罪造反派头目“老佛爷”聂元梓,站错队伍,应另当别论。)周一良晚年自述,这种主动靠拢,除了小心谨慎,还和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的“原罪”思想沉重有关。谢泳先生分析道,当时周一良正值青年,他最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准备,如果还想有一点发挥的机会,就只有妥协,不然自己就成为废人了,那时他还没有在学术界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但通过《周一良读书题记》观察他的阅读史,发现似乎还有其他原因。

周一良一生所阅读之书,基本都是十分枯燥的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金石学和佛教书籍。留美八年,虽然沐浴欧风美雨,却仍旧如“在美国学中文”,几乎没有读过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可以说,周一良始终在象牙塔中做一个皓首穷经的纯儒,埋头于脱离实际的艰涩学问。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不了解世界大势,隔膜于西方先进的政治学说,更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在专业方面造诣极深,学富五车,但所获得的只是知识的增长,在政治等学术之外的领域,心智异乎寻常的简单,只处于幼稚园的水平。一个人的阅读经历决定其思想和见识水平。周一良的阅读史和知识结构,成为其思想和行动的内在限制,注定会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完全缴械投降,一触即溃。当然,真正的学术本不必回应现实,学问也未必要经世致用,就如陈寅恪也是象牙塔中的纯儒,却治学不迎合世俗,不为实用主义左右,始终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标尺。但陈寅恪脱胎于传统时代,身上带有极强的士大夫精神和气节,亦对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传人有绝对自信。周一良等民国后出生的这一代学者已经少有这种自信的心态。又如葛剑雄先生言,陈寅恪是个案,得到最高领导的宽容才优游于政治之外,其模式不可为周一良等复制。

3

本书所收集的题记不完整,是为一大遗憾。众所周知,周一良在世时,经常将珍藏的书籍大量送给晚辈学人。比如他生前曾送给著名历史学家荣新江教授书籍数十本,其上的题记都没有收录。

本书内容略显专业,对于研究周一良的生平与思想的学者,可谓必备文献。但就整理编辑工作而言,似乎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周一良先生赠送给他人的书,本书都没有录入。众所周知,周一良在世时,经常将珍藏的书籍大量送给晚辈学人。比如他生前曾送给著名历史学家荣新江教授书籍数十本,其上的题记都没有收录。网上拍卖流传有大量周一良藏书,如陈梦家著《汉简缀述》中可见周一良悼念陈梦家的长篇题记等,亦都没有收入。估计类似的遗漏不在少数。如果真正努力搜求,这些内容并不难于获得。

另外,个别地方的点校似乎也存在着问题,如一九六一年的题记“百倍努力,仅通东方各国史实,总令全书力所弗待”,但周一良亲笔自传《毕竟是书生》中作:“百倍努力(仅通东方各国史事,总领全书,力所弗待)。一字之差,两者意思完全不同。一九八六年的题记”《今觉庵诗》解放前夕见之“,《周一良随笔》中的版本中作:”《今觉庵诗》建国前夕见之“,虽然”建国“和”解放“两词意思相同,但也存在着微妙差异,弄清当时确切用词,才可更准确理解作者当时的心态。篇尾的《元白诗笺证稿》为陈寅恪所赠,编者按语作”内有眉批。内有唐□手迹,所录为陈寅恪文章的增补部分“,此处明显指陈寅恪妻子唐筼,似无需方框代替。除此之外,还有一九八九年条目写成一八八九年等等失误之处。据坊间人言,周一良先生仙逝后,一万余册藏书即被其后人散入书市贩卖(这也是周一良藏书广为人知的原因),甚至还在空白的扉页上人为加盖印章,以得高价。因此,还是希望编者认认真真做些编辑工作,留给后人一个准确的版本。(韩戍)

转自《新京报》20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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