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以教授“换”工程师

2009-05-26 |

——翁文波院士二三事

虞 昊(1952)

1998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建人叶企孙老师诞辰100周年,笔者应邀参加撰写《叶企孙传》,以纪念这位一代师表。在写“叶企孙与中国的地震事业和地球物理探矿”这一节时,查阅到他的早期弟子、中科院已故院士翁文波的一些情况,很值得作为今天进行改革的借鉴。

清华物理系1934级老学长翁文波,1912年出生于宁波一个革命的家庭,父亲翁厚甫是追随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胜利后,曾一度任宁波炮台司令。

翁文波1934年作毕业论文时,叶企孙是他的论文导师,建议他到鹫峰地震台去作有关地震学的论文。鹫峰地震台是中国人创建的第一个研究地震的现代科学基地,建于1929年,台长是叶企孙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弟子李善邦,深得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赞赏,被誉为“中国地震事业之父”。当翁文波赶着背书和行李的小毛驴攀登上山峰,迫不及待地遇见李善邦时,李问他:“你是学物理的,为啥想搞地震研究?”翁认真地说:“地震危及民众,搞地震预测研究能更好地报效祖国和人民。”他的这一思想正是叶企孙以身作则教育清华物理系学生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清华物理系自1925年创立起形成的一种好传统,就是与旧中国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彻底决裂,要以科学来振兴中华,言行如一,表里如一。因此叶企孙老师要求学生运用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到祖国急需的各个部门去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从此翁文波的一生转到了旧中国尚待开拓的地球物理领域。

1936年翁文波考取了英庚款公费留学名额,去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攻读地球物理勘探学,他的目标很明确,探明矿藏是一个国家工业建设的基础和先头部队,落后的旧中国百废待举,这是第一步。三年时间他不仅学习了地质学和物理勘探学,还自己动手研制了一台新型的重力探矿仪,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台仪器也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国一些石油公司争相高薪聘用这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一概谢绝,而于1939年历尽艰辛奔返抗日战火中的祖国。已内迁重庆的当时大后方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物理系聘他为教授,首开地球勘探课程。他一边讲课,一边又到四川巴县石油沟气矿作电测井试验,不仅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科研并举,而且是为祖国的石油探矿多作实际贡献。1940年他又带着自己研制的两种现代化探测仪,同该校老师赵仁寿一起去玉门油矿进行重磁力测量。在那里,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孙建初发现了石油露头,然而探测手段十分原始、落后,这几乎是旧中国探矿的普遍现象。他看到这一现象,更激发了爱国奉献的热情,于1941年毅然决定辞去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职位,告别了心爱的夫婚妻(这时他已经30岁),千里迢迢跑到嘉峪关外荒凉的老君庙,担任既小且落后的玉门油矿的一名普通工程师。在抗战时期,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生活条件可说是大后方最优越的地方,而“春风不度玉门关”的那个沙漠地区,风沙满天,寸草难生,环境之恶劣艰苦,与重庆真有天壤之别。这件事放到今天的社会上来看,大概不会有人相信这是个事实,一个工程师要升高级工程师就够难的了,再升一级到教授级高工,就更难。哪有辞去教授到边远地区当工程师的人呢!可是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确确实实出现在重庆中央大学的一件事实。许多人不理解,探听这个奇闻的原因,翁文波说:“我是学地球物理的,搞的是石油,怎么可以设想永远是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中国当前最缺乏的不是教授,而是石油!”

还有另一件令后人钦佩的事,为了支持丈夫的爱国壮志,翁文波的未婚妻冯平也毅然舍弃重庆的优越生活,乘着牛车,经酒泉“西出阳关无故人”,和翁文波在孙建初的主持下举行简朴的婚礼,安家在戈壁滩上整整六个寒暑。

翁文波正是利用这六年艰辛的实际勘探资料和感性认识,再加上世界各油田的资料,经过理性的探索,写出了《中国石油资源》和《从定碳比看中国石油远景》等引起国际强烈反响的论文,推论东北、华北平原具有含油远景,为发现大庆油田起了很大作用。

叶企孙的弟子群体,已有60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早期弟子如王淦昌、彭桓武、傅承义、王竹溪、赵九章、钱三强、钱伟长、王大珩、葛庭燧、陈芳允……等等都与翁文波一样,有不少类似的被今人看作“傻事”的言行。为了追求科学事业,为了给祖国作出大贡献,不惜抛弃个人的一切,甚至牺牲了生命,可是他们言行如一,顽强奋斗,不屈不挠,最终都创造出科教兴国的奇迹,后人是决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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