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开启尘封的往事

2018-11-30 | 沈还 |

“来伊色佳已一年矣,皓月几满,当在中秋前一二日。几时才没有灾民,几时才没有外侮,几时圆圆的月儿照着尽是快乐的人?”

———Semptember 17, 金,1937

“华北沦亡,淞沪抗战,国家民族生命危在此刻矣!”

——August 30,月,1937

“国军仍守住吴江。祝念母亲弟妹平安。又念千万同胞已遭难,对于生命一念已由‘个人生死’扩展至‘民族生死’,有时念及全人类。”

——November 18,木,1937

以上三段文字皆摘自父亲沈同1937年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的日记,这本日记至今仍保存在康奈尔大学的Olin图书馆。

18岁的沈同

父亲沈同1929年由苏州中学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年毕业后留在清华作助教,1936年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师从生物化学教授梅乃德(L.A.Maynard),从事动物营养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父亲留学期间的后两年住在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商徒生(Dwight Sanderson)家里,与他们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商徒生教授原是昆虫学家,后转攻社会学。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商徒生教授的女儿爱丽丝(Alice)与丈夫约翰(John)于1983年和1985年两次访问中国并到我们家中作客,他们带来了父亲留学期间手书的一厚本英文自述材料的复印件。

近些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及我们的下一代曾陆续从世界各地专程前往康奈尔大学的Olin图书馆,阅读并复制了部分保存在那里的父亲在留学期间的日记、信件、照片、剪报及手稿等文字资料。这些历史资料都是商徒生教授家人珍藏多年后交给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保存的。

1983年沈同、查良锭夫妇与 Sanderson 教授的女儿 Alice 暨女婿 John 合影于北京大学燕南园53号寓所

那天接待我们的是该图书馆的馆 David W.Corson 先生,他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翻开文件夹,朗读着信件,展示着照片。我们含着泪水仔细聆听着,翻看着。一篇篇日记,一封封信件,一份份剪报,一张张照片,使历史变得清晰,为我们展现了70多年前发生在一个留美中国学人身上尘封已久的往事。

Olin 图书馆馆长 David W. Corson 先生为我们展示保存的档案材料

父亲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美留学,时年廿五岁。父亲留学的第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的日记中多次出现“苏州被炸”,“日轰炸广东”,“贼陷平望”,“国家、民族、生命危在此刻矣”,“中华民族一定复兴”,“相信中华军人一定能驱敌出境”等字句,日记本中贴着有关中国战事报道的剪报。

沈同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

父亲虽然是公费留学,但由于战事频仍,学费总不能按时收到,生活相当拮据,再将省吃俭用的学费寄回国补贴家用,更是难上加难了。

父亲在1937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钱真没有了,身上就只剩一个25分和些铜子和一个dime。早上喝一瓶牛奶,中午一个sandwich 一杯coffee。晚上不够吃晚餐了,回答着朋友说肚不舒服,买了些饼干当晚饭,还留下日充饥,一顿也没‘挨饿’,想经验些‘挨饿’。连读圆妹信,……‘挨饿’…… 一日补记。”

在另一篇日记中父亲对当月的饭费精打细算:“这月钱只剩8元,饭票三元八角(共有11.8元)。决定不作借钱念头,苦过这二十六日。……(他还列了个算式作计划:每日只用中餐0.15元+晚餐0.30元=0.45元,26日则为11.7元,够用了。)”

对祖国命运的忧思,对亲人的挂念,身处大洋彼岸的父亲抱定了归国效力的决心。他要用所学报效祖国,他积极地为归国效力做准备。

在October, 4, 1937年的一篇日记中,父亲写道:“下午4时后,AnimalNutrition Seminar,Dr. Asdell 报告返英半年中经历,谈及英国实验所工作情形。J. Hammond 之工作及其为英国战时食物计划诸端,极使我高兴,感觉我回国,正亦诸事待我去做,至少可步 J. Hammond 后尘。”

沈同,1939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父亲1939年6月获得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动身前往旧金山准备乘海轮回国。商徒生教授一家在父亲离开他们一天后,就提笔给父亲写信表达他们依依不舍及牵挂之情。父亲一直珍藏着两封美国来信,其中就有商徒生教授一家1939年写给他的这封信。

商徒生教授写道:“……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真的很想念你,还特别想知道你所有的旅途情况。……如果你的耳朵在发烫,你就能猜到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你,而且我想在你安全到达你的目的地中国之前你的耳朵会一直发烫下去的。你成了我们在这儿的真正的朋友,而且我们和你相处得非常愉快。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之间在没有建立深厚交往之前是很难了解对方的,我们知道你是你们同胞中非常与众不同的人,然而正是因为对你的了解,我们才会对所有的中国人始终充满友好的感情。”

商徒生教授夫人在信中写道:“刚过去一天,亲爱的同……我一直在想着你……特别是我在洗衣房洗衣服的时候。每次我路过你的房间门口我都好像看到你挂在那儿的灰色的小外衣,就像说:‘他会回来的。’我多么希望你真的能回来啊。”

1939年6月商徒生教授写给沈同的信

“我永远会想念你而且会经常想起你。你对我这样体贴,给了我这么多的帮助,这么友善和快乐。我常常奇怪你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可是你怎么还能这么乐观呢。”

“我真高兴看到你所有的朋友都去车站为你送行……甚至(?)都去了。这说明你是多么地受人尊重啊。他们都说你是个善良和儒雅的人。”

“……我得承认整个晚上我都在流泪。我知道你的祖国需要你,你也会尽你最大的努力回报它。你有勇气、忠诚,你有能力也愿意为国家效力。”

“亲爱的孩子,唯一让我担心的是,在你急切帮助他人时,你也许蒙骗了你自己而失去了生活中最好的一些事情。到现在为止你的生活还非常艰难,所以希望你生活的更愉快、更满意和满足。”

“让爱与你相伴。虽然‘全身心地爱’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为生活中遇到的责任和需要而献身,但是爱可以融入到生活中各个方面。盼着你的来信,我也会常给你写信。把我当作你的美国母亲吧。”

沈同与 Sanderson 教授夫妇在聚餐会上,照片自右依次为 Sanderson 教授、Sanderson 夫人、沈同

作为一个居住在教授家的留美中国学生,仅仅两年多时间,父亲就与他们结下了如此深厚的友谊。令我感动的是商徒生教授一家人写下如此发自内心的真挚的语言,是父亲对自己国家的忠诚,父亲的责任感,父亲的善良、真诚、乐观、勤奋深深打动了他们,进而影响到他们看待中国人的目光并因此对中国人充满友好的感情。

父亲于1939年8月回国。途经香港时,父亲就收到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来电,获悉在昆明和贵州有一些工作在等着他。父亲又辗转海防,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清华的生理研究所,父亲见到汤佩松教授,了解到当时由于营养不良造成部队的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急需派他到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任营养指导员,开展前线士兵营养状况的调查与改良工作。一到救护总队,总队队长林可胜教授问父亲能否上前线去,父亲没有犹豫,在制定了详尽的调查方案后偕同几名联大毕业生奔赴抗日前线。

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保存的父亲写给商徒生教授家的一封信里就有如下描述:“明天一早,我和三名营养队的大学生就要踏上无路的征程奔赴湖南前线。我们预计工作到6月底。虽然信件走得很慢,但是我会坚持给你们写信的,不论信写的潦草或是简短,我都会写的。……我们会到前沿阵地的部队工作,所以我不可能考虑是否危险了。不过我会加小心,可以避免的和没必要的危险事情不会去做。你还是可以把信寄到清华大学。”

父亲在1940年3月22日给商徒生教授家的一封信中画了一张简图,标明了他已经走过的和将要走的路线(纽约伊色佳-上海-香港-印度支那-昆明-贵阳-衡阳-长沙-重庆)。父亲有的信还描述沿途看到的风土人情,用画笔勾勒出贵州山民跳芦笙舞的情景,寥寥几笔栩栩如生,充满情趣。

父亲他们冒着日机空袭的危险,辗转在战火纷飞的湘赣黔抗日前线进行营养调查,写出营养调查报告并打印成册,得到林可胜教授的鼓励。在此调查报告基础上,父亲撰写的相关论文刊登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Science(1943年98卷)上。

沈同在西南联大

1940年,8月父亲回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进行生理生化的实验研究,培养研究生。

父亲在他的《追求真理,乐于教学》一文中对西南联大时的工作情形做过描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南区的实验室是泥地面、土墙和洋铁皮屋顶。物质条件艰苦,还时有日机来袭的警报。尽管如此,凭着青年人的求知热忱,我们不但做了许多工作,还得到了热忱的外来资助。例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曾了解我们的研究课题,及时提供文献资料和实验药品等;又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许多师友,集资购置各类结晶维生素,装成一木箱,登报征求来华医生带来,并寄来热忱鼓励的签名信。我们这个土实验室吸引了来自浙江大学物理系、化学系的毕业生,以及华中大学和西南联大化学系的同学。……我们在40年代完成了多篇营养、生理、生化方面的论文,均发表在英、美的某些学术期刊上。”

父亲将1940年12月康奈尔大学师友的签名信一直珍藏着,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同:

我们想告诉你在圣诞节来临之际,你在康奈尔的很多朋友都非常想念你并希望你的工作马到成功。虽然在你的信里对你自己取得的成绩只是轻描淡写,但是我们都知道你是在为改善你们国家人民的营养状况和健康状况而在努力工作着。我们准备寄给你一些浓缩维生素以帮助你的研究工作。就大量的需求而言,虽然这点维生素微不足道,但是一想到有可能因为这点维生素而拯救几条生命,特别是有可能对你的工作是一种鼓舞的时候,我们因此都会很高兴。这么想来让我们在圣诞节期间看到了些许的光明,否则就只有战火纷飞给世界带来的黑暗了。我们经常想起你。送去我们诚挚的问候及新一年最好的祝福。”

领衔签名的就是父亲的导师梅乃德(L.A.Maynard)教授夫妇、还有S.A.Asdell 教授夫妇、C.M.McCay 教授夫妇、商徒生教授夫妇等四十几位康乃尔的师生及在康奈尔的所有中国学生。

1940年12月康奈尔大学师友给沈同的签名信

在康奈尔大学 Olin 图书馆保存的资料中,关于康奈尔师生赠送实验用维生素的相关报道是这样说的:

“购买维生素晶体的经费源于由中国学生、研究生和营养系教职员工发起的筹款基金。这批维生素晶体会被送往沈同博士的实验室。”

另一篇关于捐赠中国的维生素已安全抵达的报道中说:“这是1940年12月送给沈博士的圣诞礼物,可以放2磅糖果大小的盒子,内装的维生素足够16人一年试验之用。一个两盎司瓶装的维生素可满足一个男性一年的需要。

这个包裹是通过在纽约的中国人救援机构转递的,来自昆明清华大学的感谢信的日期是1942年3月3日。”

有关《捐赠中国的维生素已安全抵达》的报道

有一篇更加详细的报道说:

“ 1940年为帮助39级博士沈同在中国昆明清华大学进行的改善军人营养的研究工作,送给他的圣诞礼物,维生素晶体包裹辗转滇缅公路,现在终于送到昆明。”

报道中还特别转载了1942年3月3日沈同在收到礼物后给动物营养教授克莱夫•麦凯先生(Clive M McCay)发来的感谢信:

“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BasilWang的热心帮助下,我收到了装有维生素晶体的包裹,包裹完好无缺。王大夫是我在红十字会工作期间结识的朋友,他是一名在英国培训过的外科大夫。王大夫是沿着滇缅公路把包裹带到昆明的。听说护送他的一辆卡车在路上不幸遇到车祸,卡车完全报废了。

我迫不及待要告诉你当我终于收到来自康奈尔的礼物时我是多么高兴。几个月来我一直盼着,可惜的是在去年夏天去贵阳的时候没有收到,我原想带上这些维生素解决战士们因饮食不当引起的痢疾,这件事我在去年夏天在给梅乃德教授的信中提及过。现在我终于收到了这些维生素,另外还高兴地发现这些维生素结晶里除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外还有许多B族维生素,这对研究中国军队营养问题特别重要。在包裹到达之前收到的关于维生素的刊物也非常有用。

对我来说,这包维生素对我的工作不仅帮助很大、是实质性的鼓励,而且也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同情。邪恶的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占领中国的!”

1946年,沈同随清华大学复员回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次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校,兼任协和生物化学系主任,并在北京农学院讲授生物化学和营养学。

父亲沈同1911年出生于江苏吴江,那里既是鱼米之乡又得风气之先。父亲7岁时我的祖父故世。但是祖父对父亲的熏陶却极为深远。祖父沈叔明,辛亥革命时改名沈天民。他是有革新思想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生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热衷新潮办学,在民国初期创办吴江第一所小学,任校长,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祖父在课堂上讲戚继光的爱国故事给父亲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4岁起就跟着祖父学写大字和作文,6岁那年在一次家长会上当场研墨,提笔写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大字。祖父有许多藏书,包括经史子集和教育方面的书籍,也手抄了许多书籍。晚上常有人提了灯笼来祖父书室读夜书。祖父故世后,父亲常自学祖父遗留的书籍。

父亲二十岁在清华园读书时曾在自己少年照片上题书言志:“……愿今后:拓吾心胸,健吾体魄,庶几学术素志得所伸。”

父亲赴康奈尔大学留学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学术素志,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是在面临责任的担当还是个人的发展这一抉择时,他毅然选择了前者。他要用他的所学报效祖国而且义无反顾。回国后他又是根据需要,毅然决然奔赴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在西南联大时期,物质条件如此艰苦,父亲和他所在的实验室不但做出了让国际学术界瞩目的工作,还为培养中国自己的研究生尽心尽力。

父亲像他那一代的多数老知识分子一样,深受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得到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滋养。他们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一代人。父亲既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又兼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达观态度;在融汇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创新意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人性平等博爱的观念以后,他的眼界更高,心胸更加开阔。

父亲对我们子女从来没有说教,而是循循善诱,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在以往我们看到的父亲留下的文字中,他对自己的经历总是简洁的几笔,点到而已。阅读康奈尔图书馆珍藏的一篇篇史料,使青年时代的父亲鲜活立体起来,一篇篇史料折射出父亲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感。在整理史料过程中,我一遍遍地被感动。

我们由衷感谢商徒生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爱丽丝整理珍藏我父亲沈同的资料,特别感谢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对存档资料的专业细致的管理。他们对友谊的珍重,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他们对创造历史的人的尊重,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期待着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前往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继续品读历史,品读父亲的人生。

汤佩松(1903年11月12日-2001年9月6日),湖北浠水人。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林可胜(1897年10月15日-1969年7月8日),被誉为中国生理学之父。他是最早为世界科学界推崇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医学与生命科学方面的人才。他又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他舍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决然地与祖国同胞一起共赴国难,组织战地救护队,创建救护总站,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

《追求真理 乐于教学》,沈同,原文载《生理科学进展》1988年,19卷,1期

2011年4月11日完稿

2018年11月25日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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