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清华人王朝松:举火趟路照凤凰

2021-04-01 | 桂旭江 |

作者前言:

我在2005年从凤凰光学辞职,离开了这座相伴青春的大厂。十多年来,我见过许多企业,常常会忍不住回想当年的国企。我越来越感受到,凤凰光学当年的成功绝非理所应当,恰恰是意外和偶然。当我与当年的同事回顾往事时,我发现,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时间越长,越意识到王朝松对凤凰决定性的作用,愈加肃然起敬。

这家大型国企的经历者都认同,没有王朝松,就不会有江光在行业灾难中的幸存,不会有凤凰光学的辉煌。同样,如果不是失去了他,凤凰就不会划出后来一路向下的抛物线。他的背后,藏着无数让人感动、扼腕的国企改革辛酸史。


一、三线城市的中国光学城

在全球光学产业的版图中,有一处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光学镜片生产基地,坐落在中国华东腹地——江西上饶。近三百家光学加工企业组成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在全球数字、光学的前沿大产业中熠熠生辉。

为什么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的三线小城,能培育出世界光学产业链重要的前端基地?

将历史的时钟拔回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农田荒山,一家生产照相机等光学仪器产品的三线工厂刚刚搬迁到此。此后十几年间,它遭遇两场行业性的灾难,一是始于80年代末的“傻瓜”相机对机械相机的冲击,二是新世纪后数码产品对胶卷时代的颠覆,中国的相机产业几乎全军覆没。而地理环境、经营环境“行业倒数”的这家国企,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成为中国相机产业仅有的两只鸟之一,并且以中国光学第一股的身份跻身世界光学产业链。在它的辐射带动下,一家家光学工厂如点点星火,20年间让中国光学城在这里崛起。

这家国企的名字,叫做凤凰光学。它在90年代的成功改革,挽救了自己,也奠定中国光学城的基石。引领凤凰涅槃重生的带头人,是一位清华人,他的名字叫王朝松。

二、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清华学子

1964年,18岁的王朝松从浙江义乌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光学仪器专业,是光零班这个“拼命三郎”班级中的物理、化学课代表。1970年毕业分配到江西农场,1975年调入江西山区的三线工厂——江西光学仪器总厂,从技术员提拔为照相机分厂厂长。1985年,他再入清华,在全国统招中考取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两年制研究生班,1987年毕业后出任江光总厂厂长助理,1989年初成为总厂厂长。

在许多人眼里,这位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刚刚登上大型国企一把手的“宝座”,挥斥方遒,意气风发;只有少数人明白,他背负的是一座将倾的大厦——这时的江光厂,刚刚从大茅山区搬迁到上饶市,因自筹资金搬迁而欠下六千余万的银行巨额贷款;最重要的支柱产品凤凰205相机在傻瓜相机的冲击下江河日下,全国37家照相机厂举步维艰,整个行业即使联命上书国务院寻求产业保护也无济于事,纷纷关停关转;厂内根深蒂固的国企作风、计划经济思维、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处处制肘;“中国照相机行业不行了”的悲观情绪四处弥漫,四千多名员工一边抱怨工资低,一边又抱着“铁饭碗”不肯撒手;它身处既不沿边也不靠海的内地,信息交通以及政商环境都毫无优势可言,面对的却是跨国公司的渗透挤压……

1990年代初的江光总厂

这就是王朝松上任之后面对的现实困境。

他可能发现,自己在清华经管学院广受好评的毕业论文没有了用武之地。在那篇得到朱镕基院长重视和推荐的论文中,王朝松提出搞活国企的资金分帐制设想,主要内容是:以行业平均税率为基准,超额部分留作企业作自有资金,量化为职工股份。这套方案在当年既回避了所有制敏感问题,又贴切企业实际,成为国务院采纳的重要智库策论。

但是现在,原本设想的企业超出平均利润值这个前提不存在了,销量的下滑、利润的萎缩、贷款利息的沉重,别说超出平均值的富余,就连工资发放都成了难题。

一面是四千多名员工的饭碗、一面是吴官正省长拍着肩膀“好好干”的叮嘱信任;一边是日夜围在厂长办公室的外协单位债主,一边是积压在仓库卖不动的产品。“得以重用”的激动在王朝松心头弹指而过,立即被千斤重担压得日夜不安。

但是,这个从清华走出来的汉子没有退缩,没有畏惧,反而放弃上级给予的“转身官场”的机遇,义无反顾地投入他人生的主战场——“每个清华经管院学生搞好一个企业,中国经济就有希望”(朱镕基院长在和清华经管学院毕业生合影时的嘱托)。

战斗的第一个主题,叫做活下去!

三、让江光活下去的三板斧头

“凤凰不能倒,要倒也要最后一个倒下去,最早一个站起来”。这是九十年代初,江光最著名的改革誓言,典型的王朝松风格。

应该说,对省级重点企业江光厂,省政府还是关注的。眼看江光从盈利大户陷入年亏损300万的困境,省长出面召开专项办公会,研究江光的问题,并决定采取九条保护措施。然而,最终只有一条减税措施兑现。

王厂长也动过找关系的念头。他到北京,找到升任为总参装备部部长的清华老同学贺鹏飞,想打听部队装备能不能给些业务。久别重逢,贺鹏飞穿着一件腋下破着大洞的旧毛衣热情接待……但是订单没有。

这些经历,对王朝松来说最大意义在于:从此不寄希望于“婆婆”和关系,彻底断绝了等、靠、要的念头。

绝境之中,王朝松率领下的江光总厂的自救求生,从引火自焚开始。

一是瘦身节流,减员增效。

开源节流的斧头率先砍向机关,几年之内,把机关科室从26个精简到8个,总厂和分厂的非生产、经营的“办公椅”从700多把减到不足百人。减下来的人怎么办?要么分流到基层,要么退养回家,要么富余办待岗。这种断臂求生的裁员瘦冗在江光的历史上前所未有,怨声载道可想而知。但是,在王朝松铁血般的意志下,几年之内,全厂上下都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江光不养闲人,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历史在这个大厂一去不回了。

二是分离厂外,剥离断奶。

江光从创建伊始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搬迁到上饶后,厂外单位的设置和配员有增无减,人员达600多人。王朝松坚决要将工厂的社会功能剥离开来,从而大幅度减轻企业负担。

这场剥离改革颇有一些邓小平的风格:我也不知道怎么干,你们之中谁敢上,就给一方舞台、一套政策、一顶“帽子”,怎么干你说了算,干得好功劳和奖赏都归你,干不好就换人。

一批有冲劲有胆魄的人站了出来,几年之内,成效显著:厂办医院在承担职工医疗的同时,上设备引人才,面向市民服务,成了地方颇有特色的“知名医院”;教育处长领着老师,将厂内技校办成了面向全省招生的省级仪器仪表技工学校,不但自给自足,还有创收盈余;行政处和房产科改建为工贸实业公司,走向社会承接各种建筑工程,不但不用总厂拨款,还能上缴利润。

1990年代,江光总厂与分厂目标责任状签订仪式

三是打破铁饭碗,拉开分配差距。

传统意义上的干部编制、工人编制的界限在江光厂迅速被打破,“干得好就上,干不好就下,不换思想就换人”开始成为全厂的共识。而厂区内外到处高悬的“打破铁饭碗”的标语横幅,在十几名职工因违反纪律被除名之后,真正开始让全厂感到这不仅是口号,是来真的。紧接着,全员实行劳动合同制,从厂长到操作工,人人签字盖章。与此同时,建立收入能高能低的机制,奖金分配被打开,大锅饭彻底打破。

1990年代,江光总厂全员劳动合同签订仪式

这几板斧头,板板都是得罪人的利斧,要求的不仅仅是操盘者的见识,更是他的胆识。但凡心存“慈念”,但凡顶不住咒骂求情,每一项都将半途而废,大打折扣。

如果说,这三板斧体现了改革者的魄力,那么,接下来的几项突围之举,更体现了企业家的创新力。

四、让凤凰飞起来的改革突围

减员增效、剥离断奶、打破打铁碗的三项改革,是让江光迅速止血、活下来的重要举措,但是让凤凰站起来、飞起来的是下列几项重大改革:

一是模拟事业部制管理模式,简政放权。

90年代初,王朝松在江光推行的事业部制改革,本质是放权分厂,以利益为驱动,极大地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和包产到户、责任承包的中国改革之路一脉相承。

在划小核算单位、放权赋能的改革举措下,江光开始从一个计划型工厂转变为多舰齐发的市场经济体。由原显微镜厂和测绘仪器分厂合并成的光学仪器事业部率先突围,用一两年时间实现扭亏为赢。随后,光学元件事业部、设备制造事业部发挥各自优势,内保工厂订单,外揽市场订单,形成了多头齐进、出海扬帆的新气象。

事业部制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全厂的信心,成为江光在90年前后渡过难关的强心剂、助推剂。

王朝松与事业部部长签订目标责任状

二是做出“不追傻瓜”的战略决策,“市场狭缝突围法”成就了凤凰品牌。

前文说过,80年代末,“傻瓜”相机的兴起剧烈冲击了相机市场,眼看消费者对这种简便相机青睐有加,江光也努力仿制生产。但是,由于国内能够采购的电子元器件成本高、质量不稳定,凤凰的傻瓜相机做得吃力不讨好。

要不要继续投入?以王朝松为首的江光班子痛定之下,做出了不追“傻瓜”的战略决策,而是将发力点集中到单反相机。他的战略分析是:日本企业以技术密集型优势占领高端专业相机市场,台湾及沿海合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的傻瓜相机占领低端市场,凤凰相机只能在二者的狭缝中寻求生机,以既有技术含量又有劳动成本优势的单反相机,挤入正在兴起和扩大的初级摄影消费市场。这就是日后媒体采访特别感兴趣的“狭缝理论”。

王朝松上任后,单反相机国产化进展加足马力,通过艰苦奋斗、众志成城的攻坚战,终于在1991年宣告成功。凤凰单反相机虽然相比于尼康、佳能只能被归类于中低档,但由于价格低、性能好,受到初级摄影爱好者、乡镇照相馆的青睐,销量连年增长,从90年代初的年产几万架增至90年代末年产20万架的高峰,市场占有率从不到1%之升至超过8%,并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称号,成为当代之无愧的照相机工业中民族品牌的代表。

毫无疑问,凤凰单反相机成为江光在90年代最重大的市场成功,成为了国产相机的旗帜,也成就了江光的改革。

凤凰DC303单反相机

三是企业结构从“橄榄型”转向“哑铃型”,全面树立以销售为龙头的市场观念。

90年代的江光,“干销售去”成为年青干部和工人最热衷讨论的话题——即使是身居中层的干部,也愿意自降级别,离家别子,投身市场。

这种氛围的形成,和王朝松极端重视销售息息相关。大会小会上,他一次次强调全厂要有市场意识,旗帜鲜明地指出:江光陷入困境,表面上是水货冲击,但深层次原因是企业机制的陈旧、市场意识的落后。江光活下去,一定要抓销售,“不找市长找市场”。企业结构要从重生产轻营销的“橄榄型”转向精化生产,壮大研发和营销两头的“哑铃型”。

对最重要的照相机销售队伍,王朝松亲自策划谋局,点将布阵,将营销总公司设在上海,在各大城市设立起凤凰的办事处,开发了数百家大大小小的代理商、经销商,建成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成为企业日后重要的资产和竞争力来源。

四是对接全球产业链,借船出海。

虽然身处内地,但江光先后成功地引进台湾和日本企业,合作成立了江辉公司和快门公司,生产傻瓜相机和钢片快门,与日本索佳合作生产测绘仪器。这些合资工厂的成立,让江光增加了业务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更现代、更规范的样板工厂,让江光学到了精细化管理,培养了一批生产管理的人才,日后成为重要的管理骨干。

但是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王朝松一方面要耐心说服外商相信江光成本优势,一方面还要苦口婆心向江光人说明引资的价值和意义。比如,江辉实行严格的台湾企业管理制度,初期让员很不适应,有些职工就在背后议论“让国民党回来管共产党,这不是历史倒退吗?”好在事实证明,合资工厂严管出效益,产品质量非常过关,效率极高,职工收入也明显比其他工厂高出一截。一两年之后,终于使很多干部职工转变了观念,开始效仿江辉公司的管理模式。

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让江光绝境重生。1992年实现盈亏平衡,到1994年,江光全面走出困境,当年实现销售收入过亿元,比1989年增长3倍有余;实现赢利近400万元,与1991年最低谷的亏损300万元形成鲜明对比。19951996年,江光产销利润继续大幅上升,95年的利润突破千万,96年接近1500万元。

1996年,日本《先见经济》杂志发表了一篇日本索佳株式会社社长古贺平一郎的文章《中国制造业中坚力量的进步》,其中写道:“我们来到中国的上饶,与一家光学工厂商谈合作。该企业的董事长就如同大学教授一般充满理性……”“将中国和日本的制造业作一个比较,中国的先进企业就好比一个赏罚分明的竞争社会,而日本的企业仍然处于论资排辈、终身雇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

江光厂,不仅赢得了外资企业的尊重,也赢回了上级的重视。重回全省利税大户行列之后,省长吴官正和副省长张云川先后专程批示:真不容易,原来担心江光会散架,可你们克服许多困难,挺过来了;江光厂长很有本事,此时不支持江光要待何时!

五、走向世界的大光学战略

度过最艰难的改革阵痛、迎来企业的复兴之后,王朝松没有片刻歇息,他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历史机遇。

通过资本市场的力量,引入资金,做大做强,是他多年来的思考和梦想。现在,国企改革的大势不可阻挡,资本市场优先支持国企上市的政策导向已经浮现,他必须抓住这个改变凤凰的机遇。

但此时的国企上市指标,由国务院批给各省。江光虽然业绩好,但是盘子小,江西省把仅有的两个名额给了规模大、员工多的钢厂车企。幸运的是,在王朝松的竭力争取下,国务院领导和相关部门注意到江光改革的典型价值,认为这家国企的成长在行业内有特殊的意义,江光最终获得了一个额外的上市名额。19975月,凤凰光学股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正式上市,代码600071,中国证券报以“中国光学第一股”来定义这支来自江西的股票。

上市,对凤凰来说,毫无疑问是她历史性的里程碑,她不但通过股票的发行获得发展资金,而且一举在行业和社会上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口碑,成为中国光学行业首屈一指的“头牌企业”。

八年时间,从濒临破产到成功上市,凤凰配得上涅槃重生这个古老的传说。时任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的魏杰教授在考察凤凰光学后分析道:“江光的困难比一般的国企更特殊:地理环境不好、经营环境不好、产业环境不好。在这样的条件下,江光能发展成这样,应该说有典型意义,是那些环境不好的企业的一个样板。”“江光的经验是什么?第一条是真正的企业家掌握了企业的命运。企业家有三个内在的素质,一是创新,二是对经济生活敏感,三是对企业永不满足。”

1997年凤凰光学上市的同时,王董事长正式提出了大光学战略:“融入大道、占领两厢”——两厢指中低档相机、镜头系列产品及国内外营销网络,而融入大道则是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他看到了手机、安防监控、汽车、医疗、数字化产品对视觉系统的巨大需求,从发展镜片加工入手,不断提升技术能力,走向镜头生产,再走向镜头组件,甚至再走向智能终端视觉产品,在巨大的数字化、智能产业需求中成为全世界重要的光学产品供应基地。

大光学战略的确立,对凤凰光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让它避开了数码冲击下胶卷相机的灭顶之灾,在相机产业之外迅速找到一条前景更加广阔的大道:此后的凤凰光学,在上饶退城进园,在广东中山和上海嘉定建成了两处光学城,光学镜片的业务剧烈扩张,业绩突破三十亿大关,成为世界光学产业链重要的生产基地,并且辐射带动数以百计的配套工厂的兴起,形成了中国光学城的雏形。

有趣的是,受益于王朝松大光学战略思想的不仅仅是凤凰光学,而且包括它的同行。比如舜宇光学,原是凤凰的外协配套厂,从镜片向镜头、模组升级,二十年后市值突破两千亿,正是由于其领导者深刻理解、认同王朝松的思想,并坚定不移执行大光学战略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王朝松引领的不仅是一家企业,也是一个行业。

六、跋涉在泥塘上的趟路者

王朝松时代的凤凰改革是一次没有参考坐标的探索,没有领航图的航行。这条大船行进在从未经历过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中,也跋涉于一片陈旧气息的泥潭之上。

相比开拓市场的艰难,内耗式的污告、中伤可能更让王朝松心力交瘁。告状信一封封飞向省里、部里,“多得可以用秤称”;利益受损的反对派公开、半公开地唱反调,甚至发动干部弹劾厂长;最信任的干部背地里写黑材料;甚至有龌龊下流之辈半夜偷偷提一包秽物丢在王朝松家门口……一次次让这位改革者身心俱伤。

但是,如王朝松自己所言:他们唯一的结果是,让我在烂泥塘里滚打、拼博,最后把事干成。

为什么烂泥没有把王朝松拖垮?

一是上级领导给予了王朝松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以吴官正省长为首,包括机械厅在内的省领导,了解这个人的能力和品格,能够甄别那些黑材料的真伪,在一定程度给予了王厂长保护。否则,来几次公事公办的“根据群众反映进行调查”,也足以中断凤凰的改革进程。

二是王朝松本人经得起考验。可以确信,告状者,大多是因为利益被改革所触动——权力、位置甚至饭碗被王朝松的改革砸了,心怀怨恨者编造出、捕风捉影出种种控告,但都被证明是无中生有。他长期的工作搭档、党委书记日后评价道:王朝松这个人对那些物质或者精神的贿赂有一种特殊的免疫力。正因为在经济上、生活上一清二白,让他能坦然面对一切猜想和污水。

这应该与王朝松成型于清华的性格品性、价值观息息相关,那是一种以成就事业为首、创造社会价值为成功标准的格局。他看不上鸡肠狗肚的伎俩,也不屑于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狐假虎威。用他自己的话,早就看过了北京城的风云,这点鸡毛蒜皮算什么。于是,得罪人的事,他从来不惧出手,无论是厂内的走马换将,还是拒绝外部的吃拿卡要,他都会毫不留情、我行我素。

三是最终的改革成果,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即使那些被他得罪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王朝松确实有本事,敢闯敢干。极少数仍然不服气的,也只能用“情商不高、做事太绝”来发泄,却无法否认王朝松对凤凰光学的关键作用。

有人认为,中国非垄断、非资源型的国企,做大做强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因为历史要求它的掌舵人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懂市场,会经营;2.有高瞻远瞩的产业眼光,并以此制定正确的战略;3.有坚定的意志和铁腕果敢的行动,排除种种阻碍,执行落地;4.为了理想和目标的献身精神。

幸运的是,凤凰遇到了这样的具备企业家素质的改革者。遗憾的是,王朝松的大光学之梦刚刚起步,他就突然辞职,从此告别凤凰,让无数凤凰人深深惋惜,感叹他的离去带来凤凰命运的转折。

七、光学城心目中的英雄

2000年初夏,王董事长召集了他在凤凰的最后一次董事扩大会,宣布辞职。从此,他便从凤凰消失,连一个正式的告别都没给凤凰人留下,只留给他们长久的猜测和惋惜。

……王朝松的突然离任,了解内情的人至今也为数寥寥。二十年来,他自己几乎从不谈论,更无抱怨。

失去王朝松的凤凰,画出了一道高开低走的抛物线,他的继任者十年后身陷囹圄,凤凰光学的贪腐窝案震惊全省、全行业。之后,国资委空降的一把手烧光了几把虚火,凤凰陷入巨额亏损境地。2014年,江西国资委以几近零价的交易,将凤凰光学委身于中电科。对老一代凤凰人来说,他们心中的那个凤凰,从此死去。

那一年,耸立近30年的地标性的凤凰大楼在房地产开发商的爆破声中,轰然倒塌,腾起冲天烟尘。那一刻,许多凤凰人心如刀割,失声痛哭。

无数凤凰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假设:如果王朝松还在,凤凰不会走向今天。

事实上,凤凰光学在2000年后一方面受到数码大潮的冲击,另一方面却又搭上了数字经济的巨轮,这本该是从百亿市场到万亿市场的巨大机遇,但是,成功切入全球光学镜片生产的凤凰光学,此后十数年长期停留在镜片加工业务的层面,没有力量更上一层楼。

与其说是没有力量,不如说是没有决心,没有这样的远见和气魄。王朝松的继任者,基本上只是努力扩大镜片加工业务的客户群、降低生产成本,没有真正“下血本”投入光学产业的升级,账上的资金更多被用来投入某些“来钱快”的非主业项目、基于个人关系、利益关系的“新兴产业”,几乎无一成功。当镜片业务的红利吃尽,竞争对手将价格越拉越低,凤凰光学的衰落不可避免。

凤凰人之所以确信,假如王朝松还在,凤凰不是后来的凤凰,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王董事长还在,一定会全力升级凤凰的产业,一定不会满足于赚取镜片加工的利润,一定会继续保持这个企业的危机感和进取精神。

只不过,历史没有假设,空留无数凤凰人的遗憾。

好在,虽然老凤凰人心中的凤凰已经“死去”,但凤凰这个企业并没有死,它的东家变了,但品牌还在,代码为600071的股票还在,坐落在上饶工业园区的那座凤凰工厂也还在。

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上远不止是一座光学工厂,而是一片光学产业集群。在绝境重生的凤凰的带动下,诞生了数百家镜片厂、镜头厂、金属加工厂、仪器装配厂、模具厂,它们被笼统称之为光学产业,它们又多多少少和凤凰存在某种关联:也许是从凤凰走出来的创业者、也许聘请了曾经是凤凰员工的技术人员、也许和凤凰有某种合作关系。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在这成百上千、大大小小的光学企业中,完全和凤凰没有关系的,你找不到一家。

它们身上,都留着凤凰的血脉。因为它们,凤凰将永生。

江西上饶,中国光学城一隅

在这片光学城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记得王朝松这个名字,记得假如没有30年前凤凰的浴火重生,就不会有这一片光学之城。当年王厂长的十年探索,挽救的不仅仅是一家国企,还播撒下无数勃勃生机的种子,在上饶,在余姚,在上海。

有一天,从这片光学城中,会生长出比当年的凤凰飞得更高更远的企业。无论它如何描述自己的创业史,都不会忘却,孕育它的土壤里,浸染着前行的创业者、探路者、改革者的汗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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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桂旭江,19972005年先后任凤凰光学党委秘书、企业文化中心主任、宣传部长、营销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从凤凰辞职后,从事品牌策划与设计工作,创办杭州启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020年,作者在其自媒体发表了对凤凰光学历程的回顾文章《别了,凤凰》,引发了凤凰人的回忆和共鸣。本文是其中的节选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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