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编者按

2025年6月28日，是钱三强逝世33周年。

钱三强，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王大珩，应用光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王大珩与钱三强相识七十载，两度同窗，终生相知相携。两人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逝世，好友王大珩闻讯，哽咽着给何泽慧（钱三强妻子）打去电话。之后久久默坐沉思，握笔撰成悼文《怀念钱三强》，写下长诗《忆三强，我的挚友》：

忆三强，我的挚友

幼自更名志气先^[1]，人道少年非等闲

四载清华攻“牛爱”^[2]，一朝出国成大贤

纷纭战火历辛苦，难得何姐结良缘

诚赞华夏有居里，铀核三分创新篇

祖国革命换人间，英才驰骋有地天

计穷顽敌施细菌，敢邀正义揭凶焰

一院科学展宏颜，两研纵横继往业

原子大事奠基业，春雷一声秉穹轩

一年动乱耐磨练，响应改革志趣坚

霞光照晚红灼灼，赢得国际好名衔

须知继业满桃李，荣哉奋拓半百年

相识七旬称莫逆，哀悼挚友痛心弦

[1]钱三强幼时与王大珩在孔德小学同学，他原名“秉穹”，后来自己改名“三强”，用以自勉，可见从小志气不凡。

[2]喻牛顿、爱因斯坦。

这首诗不仅是一位科学家对挚友的追思，更折射出两位科学家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与信仰。

相识七旬称莫逆

王大珩和钱三强是小学同学，在北京孔德学校同学过。再次相逢则是在1932年，二人都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清华大学物理系1932年招收了28名学生，但很多同学因为成绩跟不上或不适合学物理，陆续转系或转校了。大二时，物理系只剩下12人，此后坚持到毕业的只有9人，加上1934年从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物理系的于光远（原名郁钟正），1936年一共有10名毕业生。他们关系亲密，尤其是钱三强、何泽慧伉俪，更和王大珩是一生的挚友。

1936年，清华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照前排左起：王大珩、黄葳、许孝慰、何泽慧、于光远；后排左起：钱三强、杨振邦、陈亚伦、杨龙生、谢毓章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钱三强的父亲是国学大师钱玄同，对钱三强一直实行自由平等的教育。在家里，钱三强与父亲都是平等对话。这令出身于传统家庭的王大珩非常羡慕，他认为家庭的培养让钱三强非常有创造性。

多年以后，王大珩说：“我就是个死读书的人，三强比我强，三强书读得多，还读得活，看问题具有创见性。”

受钱三强的影响，王大珩学习突破自身的思想局限，有意识地培养创造性思维。这对他日后一次次在科技领域取得成果有很深的影响。

王大珩和钱三强夫妻的友谊弥坚，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家搬至北京长居。王大珩住在当时还较为偏僻的中关村，但他很高兴，因为他能够与居住在这附近的钱家老友时常来往。

清华同窗四年，加上此后的经历，王大珩和钱三强称得上是相识时间最长、交情甚笃的学友和同事，王大珩更以“相识七旬称莫逆”来形容他与钱三强的关系。

关键时刻为好友“背书”

大学毕业后不久，三人先后赴欧留学：钱三强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何泽慧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王大珩去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1942年春的一天，正在谢菲尔德大学做玻璃光学性质研究博士论文的王大珩，偶然得到一个消息，他在帝国理工学院时的英国同学告诉他，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实验部急需一位实验物理师，专职从事新型光学玻璃的开发研究。“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的祖国是多么需要这种技术啊！”王大珩听了消息后，非常激动，迫切希望能学到制造光学玻璃的真实本领，回国为国家作贡献。就这样，1942年4月，王大珩受聘于昌司玻璃公司实验部，开始了长达5年的实验物理师生涯。

这个举动让钱三强很是钦佩。1982年2月，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的钱三强在一次学位工作座谈会上，颇有感触地讲到旧时中国知识界看待博士学位的心态，说当时在大学当教授的，非得有外国的博士学位不可，没有博士学位最多只能当个副教授，还让人看不起。钱三强对比讲了王大珩放弃在读博士学位去做玻璃实验师的事，他说：“大珩不是不知道没有博士学位对个人的不利影响，但他为了国家将来需要，做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在那个时候真是难得。”

在英国工作期间，王大珩做出了很多科学成果。例如，他研究了光学玻璃的光谱吸收与褪色，光学玻璃在不同退火条件下的折射率，他还设计出了一台V-棱镜精密折射仪……这些都为他日后回国从事光学玻璃和精密仪器制造等研究奠定了基础。

为祖国的强盛一起努力

1946年夏，钱三强与王大珩约定：随时做好回国准备，待到形势明朗后就回去，为建设强盛的中国一起努力。

1946年夏，王大珩（右一）与周培源（右二）、何泽慧（右三）、钱三强（右四）参加剑桥物理集会后合影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48年，按照约定，钱三强夫妇回到祖国，钱三强一边在母校清华大学物理系教书，一边兼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所所长。

王大珩于1948年5月回国，他先后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后搬迁去上海分厂）等处任职，1948年底来到大连大学，创办了应用物理系。

1950年秋，王大珩收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的老同学钱三强的邀请。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请王大珩速来北京一趟。

一见面，钱三强就问：“中国科学院要建立一个仪器研究机构，我想推荐你去挑这个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当然！”王大珩的心一下子就跳了起来，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1年，中国科学院正式任命王大珩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仪器馆的筹备工作。

王大珩被聘为仪器馆筹备处副主任的聘书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王大珩领导下的仪器馆，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生产制造部门，成长为一个研究机构，在1957年改名叫“光机所”（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光机所早期涌现出一大批惊人的科研成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八大件、一个汤”，即：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多倍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和光电测距仪和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这其中许多产品都是国内第一台，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和仪器领域的空白。

双双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正在如火如荼发展原子能事业时，苏联专家却撕毁协议，撤走在华专家，我国原子能事业陷入了停摆状态。

王大珩带领光机所迅速投入到与“两弹一星”相关的研制工作中，他们承担了大量任务，包括研制用于观测核爆实验威力所需的高速摄影机、光冲量计，用于观测导弹发射轨迹的系列大型经纬仪，发展我国航天事业所需的空间相机，发展“两弹一星”所需光学材料……王大珩不仅在光学技术上提出思路，他还在有关的科研管理体制上作出贡献。在王大珩的领导下，光机所投入全所力量，为国家的“两弹一星”事业建功立业！

与此同时，钱三强也在为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不懈奋斗。他身兼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多个职位。

一方面，他招贤纳士，召集赵忠尧、杨澄中、邓稼先、王承书、杨承宗等“科技大咖”回国。据统计，23位“两弹一星” 功勋科学家中，有15人由他动员回国，其中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一线。

另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组织攻关小组，成功研制出合格的扩散分离膜，使中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他还带领技术队伍投入到研制氢弹的工作中，推动中国仅用2年零8个月就实现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速度。

多年后，钱三强和王大珩这两位挚友，连同其他对“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钱三强、王大珩互相帮扶的同学情谊也是传颂至今的佳话。

审核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高级工程师 胡晓菁

参考文献：

[1]三强，我的挚友[J].清华校友通讯丛书,1992．

[2]牵心系原子梦：钱三强传[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0

[3]赤子丹心中华之光：王大珩传[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2.

[4]卷舒开合任天真：何泽慧传[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5.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