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曹　新(1953)

我在清华求学时，正值解放初期，三年调整阶段。新中国的成立，生机勃勃，给人以万象更新的感觉。每次大礼堂集会，同学们总是拉歌子，“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念大一时，上两门政治课，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听说，1948—1949年为解答同学们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艾思奇曾三上清华园。我们那时可以听到许多著名人物的大报告，如周扬讲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薄一波讲新民主主义经济，陈家康讲新民主主义外交，范长江讲形势，丁玲讲青年人恋爱观，陈绍禹在同方部讲婚姻法等等，极大地提高了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后来在教授们当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是周总理亲自抓。他提出一个口号叫“脱裤子，割尾巴”，搞自我批评，破除小资产阶级的面子观念。在大礼堂作典型发言的有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教授，营造系梁思成教授，采矿系孟宪民教授等等，但并不搞人人过关，也不过高地上纲上线。总理号召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到爱国的立场、到无产阶级的立场，完成三个转变。对于广大学生，号召划清敌与我的界线、劳动与剥削的界线和公与私的界线。这些，奠定了我们参加工作后的政治思想基础。

那个时候，开始没有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叶企孙，副主任兼教务长是周培源。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方针政策和党员的行动来贯彻的。记得1950年五一劳动节游行浇了雨，回校后，叶企孙教授嘱食堂炖了姜汤给大家散寒，并亲自来慰问；张维教授和陆士嘉教授到我们宿舍，坐在床沿上谈家常；张光斗教授深入宿舍，给高年级同学check设计计算稿。真有学校如家庭、师生如父子之感，师长平易近人。校党委书记何东昌，那时年纪很轻，能稳妥掌握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记得抗美援朝刚开始时，有两个化工系的基督徒同学，每天用餐前都念“上帝天天赐饭给我们，我们应当感谢他。”这是个人信仰问题，大家也都不介意；后来，他（她）们竟说：“是北朝鲜人有罪，上帝派联合国军来惩罚他们”，激怒了部分同学，贴出批判大字报。但党委觉得这是认识问题，只在同学中自发笔伐了一阵子，根本没有口诛。后来他（她）们也觉悟了。又例如在当时“一边倒”的政策下，对苏态度是考察政治立场的标志之一。我们土木系有一位教授说：“把一个外国领袖（斯大林）的像和一个中国领袖（毛主席）的像，毫无区别地在大礼堂挂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他的意见是针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来的。现在看来，也没错。但当时也没有去批判这位教授。又例如当时搞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字，同学们毫无问题都在大礼堂前签了；我们土木系另一位教授就是不签，工会主席屠守锷教授去动员他，他说：“共产党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不要和平，所以不签。”这也并没有因此去批判他。更不用说，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处理，只要真实交代了，也就不追究，不处分。有些同学说为何交代者没流眼泪，何东昌同志说：“他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半夜12点来敲我的门，是真心。他毕竟不像青年人，容易流眼泪。”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执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外，这也是清华校训“厚德载物”的精神，有博大胸襟的体现。只可惜1955年以后，逐步“左”倾，以致发展到“文革”中把知识分子列为“老九”，造成很多负面影响。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才逐步恢复了团结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后来进行院系调整、教学改革，由校务委员会变为校长制，蒋南翔任解放后第一任校长。他在体育馆阳台上发表就职讲话，我记得不多了；但我们1953届毕业典礼上，他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他没有讲很多堂而皇之的抽象大道理，大体讲了三部分。第一部分说，你们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方向已定，就像经清华园到西直门一样，可以坐火车，可以坐汽车，也可以步行，但大方向不能变。出去工作，大体上有三种态度，一是盲目冒进，达不到目标，就悲观失望，甚至自杀；二是停滞不前，无所作为，这是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表现；三是稳步前进，扎扎实实办事，这是正确的态度。第二部分讲到为人处世。他说，世界上没有一生都顺利的人，碰到不顺的时候，感情要放粗糙一点，不要像林黛玉一样多愁善感。世界上没有“单助”，只有“互助”，要乐于助人，人家才会帮助你。第三部分是最后他高呼三句口号：为祖国争光！为清华争光！为自己争光！就这样，我结束了在清华的学生时代，走上了统一分配的工作岗位。

事后也有人讲悄悄话，“为自己争光”，这口号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我以为三句口号是不能分割的统一体，个人前途和祖国的命运、清华的声誉是联系在一起的，为自己争光也是清华校训前四个字“自强不息”的具体体现。

蒋校长的话，我终生不忘，教益很深。由于秉性鲁钝，学的工民建，搞的水电设计，风风雨雨几十年，碌碌无为，虽无突出成绩可以告慰师友，但凭藉清华在解放初期给予我一生的政治思想基础，能克尽职守，清白一身，是可以充分肯定的，算是实事求是吧。

①作者退休前任水电部中南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广西红水河龙滩水电站副设总，三峡可行性论证施工组专家。

200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