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六十年前的父女通信——爸爸赵瑞蕻珍藏的家书

2016-12-19 | 赵蘅 | 来源 《文汇报》2016年12月19日 |

过了古稀年,才开启自己八九岁时的信件,岂能仅用“百感交集”一词形容得了?

在以前写的文章里,我不止一次说过我家有写信的传统,算是一种家风。不仅是爸妈(诗人、学者赵瑞蕻(1940外文)和作家、翻译家杨苡(1938-1940外文)夫妇——编者)之间的通信,他们和师长亲友们的通信,连我们几个孩子受其影响也和他们通过信。不仅长大离开家后常常写信,我们童年的好多时光都是在写信中度过的。

爸爸移交家书

1998年,记不得是哪天了,我探亲在南京。一天,爸爸突然叫我帮他办一件事。他捧出三个撑得鼓鼓的牛皮纸大口袋,告诉我里面装的是我和姐姐弟弟小时候写给他的信。他一直保存着,现在想还给我们,叫我转给大姐小弟,说以后这些信就由我们自己来保管了。

晚年赵瑞蕻向本文作者移交家书时的神情:有期许,有疼爱,却看不出半点忧伤。

接过这沉甸甸的纸袋,就像拾回我们姐弟仨那些早已远去的岁月。童年啊,所有的记忆,那么多血浓于水、梦幻般的彩色画面,全被这纸袋唤回了。站在我面前满头白发的爸爸,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洋派十足的写信收信人已是八旬老人。此刻他那样认真地盯着我,神情纯净,有期许,有疼爱,却看不出半点忧伤,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我,还是那个满身稚气天真无邪信笔由缰的小妹!

纸口袋被我如获至宝地带回了北京,除了移交给大姐小弟的,属于我的回到家便被收进柜中保存了。这些年我几乎没打开细看过,因为每阅一封我都会不忍卒读。

直到今天,爸爸走了十七年零八个月,信函移交十八年之后,我才正式开始触摸它们。这些信都没有信封,我猜是因为每次我们和妈写的信是装进一个信封里寄走的,我不会单独一人给爸寄信。如此说来,我们的家书是公开透明的,谁都可以看。在我们家里隐私的概念向来不强,甚至我们姐弟仨都成家了,我们的婚恋情况都常会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小时候写信的署名有时用“赵蘅”,有时用“蘅”或“小妹”。横写竖写的都有。信纸各式各样,有普通的信纸,有不带格的淡绿或淡黄的纸。这些纸如今都变得很薄发脆,要不是爸爸一封一封夹好,过了六十多年恐怕早就破烂了。

1953年10月1日至1956元旦,我们父女俩共通了十六封信。爸爸写给我四封,我写给他十一封,包括一份检讨书。按留存的字数统计(也许还有遗漏),三年里父女俩的通信共计六千多字。

连续三年的境内外家书是由爸爸被派到德国任教源起的。原本一家五口一起前往的计划被当时的政策打乱,我妈的一句不准带孩子她就不去,造成了我们仨和妈妈回宁,爸爸一人出国的分离局面。在没有电脑没有微信的时代,一个分居遥远两地的家庭,唯一维系感情、汇报平安和表达思念的联络方式只有靠飞鸿了。

1953年我八岁,小学三年级,认得汉字之有限可以想象。我定是受了长辈的影响,加入写信行列,轻轻松松,自自然然。而爸爸也没把我当成小屁孩儿,给我写信,正经八百的,一点没小瞧我。

一九五三年赵瑞蕻出国前和三个子女在北京留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赵瑞蕻在德国

就这样,爸爸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或是在柏林和苏联莫斯科,我和妈妈、姐姐、弟弟在中国扬子江畔南京,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两地家书。一般是我写一封,爸回一封,有时也有他写信我回信。不知为什么,我写的比他多几封。也许爸是一个人,我们这边有四人,四比一啊,够爸爸回的。我的字写得可比现在工整多了,一笔一划的。我怎么有这么多话告诉爸爸,基本没有标点符号,像连珠炮似的,按东北话说,就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秃噜。小小年纪的心就这么点儿大,每天经历的事、明白的事就这么多:上学,做功课,玩;看书看电影,帮妈妈做家务;来的客人,还有和姐姐弟弟的友爱或摩擦。我那时还不懂何为“告状”,在我的心里,什么都可以对爸讲,爸爸就是一家之主,他能管家里所有的事。我以为对的事,我以为不对的事,哪怕发生在姐姐弟弟身上,我也会没有丝毫顾虑杂念地向爸爸汇报。

爸爸毕竟是家长,每封信都要叮嘱我们听妈妈的话,要乖,好好学习之类。他非常想念妈妈和我们姐弟,更想说说他那边的情况:看到了什么,见了什么人,有什么感想收获……爸爸妈妈这代人都喜欢也善于写信,他们的信写得都很长,所以尽管爸的信比我少,论字数却多很多。

我的第一封信

1953年9月28日,我给爸爸写了平生第一封信,也是在北京经历了全家分别后,我唯一的寄往北京的信。

爸爸:

您好吗?我们在南京都很想念您,听说您还没有走呢,我想叫您给我买个娃娃,小弟把妈妈给我买的娃娃腿撕坏了,所以我叫您给我买个娃娃。

妈妈说您给我买个不到一万的娃娃。

妈妈说您好把这个娃娃交给萧伯伯,叫萧伯伯把娃娃带回来。您寄给我们的徽章我们已收到了,这四个徽章我觉得很好看。妈妈叫我问您几时走,您走的时候写信告诉我们。

您还寄给我们的书,我们现在已把它理好了。姐姐在家里不劳动,妈妈很生气,请您给姐姐写信了,叫姐姐在家里帮妈妈做事。王姨还惯小弟,请您叫王姨不要惯小弟。

不写了,此致敬礼!

赵蘅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那时的一万元钞票其实也就是一块钱。我家女眷不分老少都喜欢娃娃,这一嗜好甚至没有因为年龄渐长而改变。我有一张摄于南京的黑白照片,我一人搂着几个娃娃坐在小竹椅上,火辣辣的太阳直射我的脸,看不清我有多开心。今天看这信里我居然会向大人讨礼物真有点害臊,这可是和我长大后的信条完全相悖啊。

萧伯伯应该是萧亦伍伯伯。

仅隔了三天,留在北京等待出国的爸爸回信了:

小妹:

在国庆节前夜,接到你的信,真是高兴!你的信写得很好,写得多么端正,没有别字。

过了国庆,我就要走了。一切都办好了。就出国的日期一再改动,是因为有许多事没有搞好,比如说护照,我的护照要经过苏联、波兰、德国三个大使馆签字,很耽误日子的。还要控牛痘,等等。现在护照已签字,只等买火车票,就要先到东北满洲里,再换国际列车到莫斯科。好吧,我到了莫斯科再给你写信吧。

在家你跟小苡一样,都要听妈妈的话,都要好好努力学习。每天上学,小心走路。放学就回家,不要在外面玩。你帮助妈妈的事很好,你做完功课后,看管弟弟,不让他做坏事情。一切小心,千万别出毛病。你努力学习,不久可以争取做个优秀的少年先锋队员。

你要的洋娃娃,我一定买来托萧伯伯带给你。我送你们的纪念章,可以别在衣服上。我明天到天安门观礼台,也别上这个纪念章。小妹,你不知道天安门多好看!北京游行的人都穿上花衣服。我明天也穿新西装,打大红花缎领带去观礼了。

不多写了,希望你接到我从国外来信,就写信给我。

你看见我寄回去的那张颐和园的风景吗?

小妹,再见了!希望1955年夏天,你们能到北京接爸爸回家!

显然这封信的后半段,不是一次写的,隔了一夜,即第二天国庆节夜里爸爸又加了一段,他迫不及待要向我和姐姐描写白天他刚参加的国庆观礼的情景。两段信(第二段没有署名)中间用钢笔划了一条杠:

小苡、小妹:

我刚才才从天安门看放烟火回来。烟火简直美妙好看极了!有各种样子,各种颜色的烟火。我和张伯伯两人在中山公园红墙外看的,足足看了一个多钟。烟火从树林子后面射出来,就像春天的花朵忽然间开来。天安门一带挤满了人,很多人围成一个一个大圈子,一边跳舞,一边唱歌。水银灯照耀着,太明亮了。今夜天安门通宵有人玩呢。

今天上午我们五点钟起床,游行队伍七点钟出发。我在八点钟跟观礼的人到天安门观礼台上,站在天安门右手那一排灰色的台上,跟东欧留学生,朝鲜留学生,蒙古留学生,少数民族和各国的新闻记者站在一个看台上。我和邢伯伯两个人参加观礼的,那些伯伯、阿姨参加游行。我们看了朱德总司令站在没有顶的汽车上检阅解放军,后来解放军游行开始,有各种武器。巨大的坦克车轰轰地滚来,天上飞过一百多架飞机,真是伟大极了。十点钟,大家拍手,叫“毛主席万岁”!

信中提到的张伯伯,是山东大学外文系的张健教授,他与我爸曾是中央大学的同事。1953年张伯伯也被高教部派遣出国任教,他是去布拉格。1957年5月,在我和妈妈弟弟后来赴德国期满准备回国前,曾去布拉格旅行,和张教授戴阿姨及两个小妹妹一起观光,这座享誉世界的美丽塔之城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新中国初期,爱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比较高,特别是将要代表国家去兄弟国家讲学,爸爸他们心中充满了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爸爸的激情和对祖国未来的希望洋溢在字里行间。

看得出爸爸大概从那年起,已经开始对我的成长有了期望。他叮嘱一个八岁小孩该做这做那,把我看作一个懂事的孩子。自然,那个时代对于新中国少年儿童来讲,最光荣的便是早日加入少年先锋队。按规定,必须年满九岁方可入队,我还差一年。

爸的第二封信

爸爸移交给我的第二封信写于当年的10月28日,给妈妈的信和给我们姐妹的信写在同一张纸上。从这封信里可以了解爸爸的旅程:满洲里、莫斯科、柏林,他都在给我们写信,这一封是他刚到达目的地莱比锡后写的。这时信纸已用德国的高级信纸了,莱比锡印刷业历史悠久,过了那么多年,白色早已褪尽。

这封信里爸对妈的思念非常直接浓烈,这和他平时与妈妈在一起的状态不大一样。他叨叨在异国喝不到真正的中国茶,我知道爸不能习惯身边少了能干的妈妈,家书成了爸爸那时最大的期盼,最大的幸福。他带去的全家福和我们姐弟仨的照片都贴进了漂亮的德国相片簿。

小苡、小妹:

爸爸已到了德国莱比锡了,你们高兴吧。我现在还住这里的国际饭店里,不久可以搬到学校住。收到这封信后,希望你们就给我写信,交给妈妈,寄航空信给我。我在莫斯科也给小烨他们写了一封信。把我的莱比锡的通信处可以抄给舅舅,因为我一时没有工夫给他们写信。我身体很好,你们都好吧。

小苡、小妹,爸爸多想你们,还有弟弟。想得厉害了,就只好看看你们的照片。希望你们照一张最近的照相寄给我。我过几天去买一个漂亮的贴照相簿,把照相都给贴上,这里的照相簿好看极了。我在市场里看见比阿夫带给小苡的洋娃娃大两倍的洋娃娃,等我的工资发下来时,可以寄的话,就寄一个吧。不可以,就回国时一定带两个。

我这一路走了整整两个礼拜。走到这里已二万多里了,想想好远呀!你们打开世界地图看看,爸爸现在在哪里?

小苡、小妹,还有弟弟,要乖,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我看见那么多,那么可爱的德国孩子们。他们老对我笑,我在马路上走,他们围着我看,我的脸都红了。在火车上,苏联朋友们都爱看你们的照片,看了都说xopошo!(好!)

别忘了写信给爸爸。问你们老师好!

……爸爸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于莱比锡

信里提到的小烨,是舅舅的长子杨烨,我的表哥,那时他还是喜欢蹲在椅子上吃饭的调皮男孩。爸爸对家族里的几个孩子都很好,杨炽出生,他给她写诗;杨荧在我爸去世后回忆她叫小姑父的我爸的趣事。杨烨喜欢集邮,爸知道后就送给他国外的邮票。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二十五年后他会自杀于伦敦。

我写第三封信

11月16日,我给爸爸写了第三封信。那时我已转学到附近的汉口路小学。信中我对爸爸讲了学校的事,不好的姐姐挨打的事,更多的是远足,也就是现在说的郊游活动。还有我学会织毛线了,看了话剧和电影。总之真实地向爸爸汇报了家里和自己的一些事,要爸爸放心。

有关邮票的另一封信里爸是这样写的:

今天我在到学校去的路,又遇到几个女的小学生,跟小苡一般大。她们又对我招手,边走边说,问我在这里做什么的。我告诉了她们。德国小朋友——大人也一样爱邮票,就像你们爱娃娃一样,特别喜欢中国的、苏联的邮票。分别时,她们一再说“再见,再见”,老远还向我招手。邮票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表现之一,也是和平劳动创造的产物。你们想,假如人类从此消灭了战争,大家和平共处,中国的孩子可以跟苏联、德国的孩子通信,信封上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这该多美!我希望你们也喜欢邮票本了。把世界各国邮票收集起来,贴在一本好簿子上,这叫做“集邮”。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高尚的艺术欣赏呀。为了你们,我已在这里贴了半本邮票,有苏联的二百张,德国的五十多张,波兰的几张。可惜中国的很少,你们给我寄点中国的邮票吧。等我贴满了,我就把它寄给你们,作为纪念。

这里的孩子,国际旅馆里的工人同志们总向我要中国邮票,希望你们多写信给我……

除了讲集邮事,这封信爸写得激情澎湃,情不自禁。他一定每天都沉浸在以中国人为傲的幸福当中。他再三叮嘱我和姐姐:

小苡,小妹要记着,一定要做个好孩子,一切要听妈妈话。你们有个好妈妈,也有个好爸爸,有个幸福温暖的家庭,你们应该更乖,多看好书,不要乱吃东西,当心汽车,多穿衣服。绝对不要闹脾气,不要打架,一天到晚都要好好的。(我希望妈妈买点毛线给小妹学习去。) 

这是一封没有年月日的信,只有署名没有抬头,像是还有前一页。信纸是用国际饭店的信笺,纸较厚,上下都印有绛红色的德国文字。我不懂德文,但发现在纸的最末端有1251的数字,应该是年号。按照爸在1953年10月28日信里写的,他刚到莱比锡暂住在国际饭店,不久可以搬到学校住的说法,这封信应该写在1953年末之前。但也许爸爸移居学校时带走了几页饭店的信笺做纪念呢。他喜欢纸质品,这和妈妈一样。所以也可能这封信是离开饭店后写的,在1954年什么时候。

现在我只能瞎猜了,因为爸爸移交给我的信袋里,1954年只有我的两封信,他一封也没有。这是我纳闷又遗憾的地方。

本文作者写给爸爸赵瑞蕻的信(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

赵瑞蕻给本文作者的回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

1954年六一节,我加人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在这之前,2月20日我写给爸的信里已经提到了这一愿望:

爸爸:我已收到了你的信,妈妈说我要入队才能去德国。我要入队就要把缺点改正,不丢东西,不跟姐姐打架。

这封信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热映的电影和儿童读物,要不是重读旧信,我恐怕都要忘了。这些足以真实佐证我们姐弟的童年曾幸运地受到了怎样的良好教育!

寒假里我们大家看了《普通一兵》《马季》《胜利英雄》《智取华山》《教师》的电影。妈妈说一有好电影就给我们看,也就等于上一堂课。

在看《教师》的电影时,在电影院里买了书给我们看。妈妈从上海回来也带了很多很多的书。在寒假里妈妈也给我们买了很多书给我们看。我们在寒假里过得很好,大家都定了寒假生活计划。

妈妈给我定了两种杂志,很多的书,《小朋友》《儿童时代》,妈妈从上海带来的书和寒假里买的书有《天鹅神话》《小猫钓鱼》《沙尔米柯》《小学生查依采夫》《钢笔的故事》《小红帽》《朱淑姬和钢笔》《恭贺新年》的书。

信里所述的《马季》应是匈牙利影片《牧鹅少年马季》,《教师》应该是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至今我保存着许多中外儿童读本,特别珍贵的是爸爸从德国、苏联带回的图文并茂的书,我是典型的在外国儿童读物陪伴中成长的孩子。

我未标年月的信

我也有一封信没有标年份。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信很短,我先写,妈妈后写,都说一件事:爸爸回不回来。按我的写信时间是4月10日十一点,即子夜,我一个小孩子怎么睡得这样迟?难怪我会这样写:“不多写了,妈妈说我再不睡觉就要生病了。”

1954年作者加入少先队时留影

1956年,本文作者和弟弟随父母出国前,全家摄于上海。

离暑假还有两个月,难道这年爸爸考虑不回国度假吗?好玩的是妈妈既表示欢迎爸回来,又说爸回来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另一个中国教授也回国爸才能回,她说:“不然好像你一人想家,岂不是显得太个人主义?”这个理由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很荒唐,可在那个时代,个人主义可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之一。足见妈妈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年很是注意思想改造的。后来爸妈一起到莱比锡任教期满,大学和大使馆其实都挽留过他们继续留任,都给我妈谢绝了,理由也是这条:“假如留下来,就跟不上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了。”

值得提的一封信是我写于1954年9月1日开学这天,我描写了我家姐弟仨早起的生动情景,看来我被妈说成“自然主义”式的叙述方式,由来已久。接着我向爸爸告状姐姐弟弟,弟弟惹祸,姐姐不想上学让妈妈生气。妈当年处罚孩子的办法也绝了,就是如果不听话,罚不许看电影看戏。我妈自己就是个戏迷,所以这样的处罚很重。这封信让我记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部老电影叫《妇女代表》。这是妈请家里三位帮助照顾我们的大人看的。

正是在这封信的结尾,我写道:“爸爸你能不能请求高教部让我出国?人人都说我九岁上五年级太小了。”好像这句话为我家后来发生的变故埋下了伏笔。严格地分析,这也说明我入队的动机里有为出国考虑因素,是否不够纯粹呢?

爸离家的第三年即1955年父女俩的通信最多。这年的3月,我的信写得很长。我汇报的事儿多了,自己的事、家事、国事,都有。小弟被惯得没型儿,闯祸连连,让妈跟着天天胆战心惊。我难得地表扬姐姐,说她也做家务了,只是仍不愿铺床。我写道:“要是改去这一点那就好了。”(我这个小屁孩还有点挑剔。)

在信的第一页末尾,我告诉爸爸一件“喜事”:

我们中国有一件喜事就是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爸爸您知道吗,我每天都看报,所以知道了一江山岛跟浙江很靠近。

不到十岁的我,已经开始关心政治了,而且立场如此鲜明。一个小孩就是一张白纸,给什么教育就会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不过我家看报习惯确有祖传,我外婆识字不多,但每天要看报,我妈一天不看报都会难受。我有一张在莱比锡寓所画爸爸看报的铅笔速写,那年我十二岁。

这页信不知为何就在“一江山岛”这里中断了,是和另外一封也是一页纸的信用订书针别在一起。同一种稿纸,不一样的笔迹,前一页工整些墨水深点,第二页淡点笔划细点。所以我想是第一封的后一页弄丢了,或者就是我见到的这后一页是晚几天再写的。因为一开头也是这一句:“爸爸:好久没给你写信。”但这后一页的第二句竟是:“我生气了,因为你不给我写信,就不给你写信。我有时候想妈妈要是出国一定要给我写信……”现在想想我有点任性,完全不考虑爸爸他有多忙。接下来我汇报了小弟弄死小兔和大虾的事,我竟想出一个点子,叫爸爸买汽车玩具给小弟,大概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止手欠的弟弟。我还汇报了姐姐过十四岁生日家里怎样热闹,认为“姐姐很高兴,爸爸你也很高兴吧”?

10月9日我的回信里,已不再生爸爸气了,因为收到了爸爸的两封信,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但是爸爸移交的信袋里没有他写的这两封,一定是写给妈妈的,或者给全家写的。从我这封信里讲妈妈开刀的事,可以了解到爸爸正担心着妈妈。我叫爸爸不要担心,我小小年纪已能体贴心疼大人了。那天在南大诊所守着疼得惨叫的妈妈的景象,到今天还会让我心颤!

在这封信里我又夸了姐姐,说她进步很快,羡慕并不妒忌她作为少先队员参加了国庆游行。好的就表扬,有缺点就批评,一颗纯良的童心就是这样被培养的。

我居然当过小学的话剧组组长,简直不敢想象。我只记得我们排练过《果园姐妹》,我只是演了一只柿子,还被化妆得满脸通红,却迟迟舍不得卸妆。

写给姐弟仨的信

1955年11月1日爸的信是写给我们姐弟仨的。爸爸是暑假回国,返回德国也已有一个半月了。他继续投入繁忙的教学工作,备课、开会、做报告,中英文兼通的爸爸真是有了用武之地。这封信里还夸小弟信写得好,算算他那年才六岁。

小苡、小妹、小弟:

今天是11月1日了,爸爸离开家恰好一个半月了。这一个多月过得很不简单,做了很多工作。从南京市到北京,从北京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柏林,再回到莱比锡。参加了国际东方学会议,做了报告。受到了大家欢迎……正式上课已两礼拜了。前礼拜在东方学院,第一次做了一个专题报告,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特色及其成就,来听的人很多……我接到了你们的信,非常高兴!我知道你们过得很好,妈妈的病快好了,大家很高兴。妈妈的情绪好,我特别高兴。弟弟的信写得也很好,我觉得他应该开始念字了。弟弟要大狗熊,我请人带去。两礼拜前已托一个南京农学院教授给你们带去几样玩具,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再给你们寄去几本日历(其中有一本是儿童日历),还有一盒苏联五彩铅笔(只买到一盒,这一盒交给妈妈保存,算是大家的。我明年到莫斯科时再给每个人买一盒)。这些东西都算是新年礼物吧!

妈妈插话:(先给小妹也好,因为她最喜欢画画。)

……

1955年,赵瑞蕻在卡尔·马克思大学“科学家之家”(Haus der Wissenschagtler)外宾教授招待所书房。

1955年11月17日下午我又写了一封信,其实算不上信,顶多是一张字条:

上上个星期天我们一家去看《家》(除了小弟),这个戏演的非常好,我都哭了。这个戏里竺水招演大少爷演的也很好,我想要是你在多好呀。

不多写了。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小妹

1955年11月17日下午

那几年妈妈和我们都爱看越剧,我姐姐还认识了剧团的团长,也是主演竺水招和她的徒弟,在我们出国以后,她甚至一度想初中毕业后去当越剧演员,最终因妈妈的阻拦而没如愿。1955年越剧团排演了巴金的《家》,由于知道巴金和我们家的渊源,剧团很重视听妈的意见。竺水招后来遭遇“文革”的迫害自残致死。

我的检讨书

1955年末,我的信是以检讨书的形式寄给爸的。我坦白了自己开学以来所犯的错误,一是好丢东西,这马大哈的毛病几乎跟了我半生。妈在这张小学生作业纸的边上加了一括弧注明我丢的东西:铅笔、铅笔刀、橡皮。还有乱花钱的事,起因是我请很多同学看电影,妈又括弧注明是五角,大概意思是五角钱十张电影票吧。再有学习大退步,贪玩等。最后向爸爸保证:“今后我一定要努力做个好队员,依照老师依照毛主席依照家长的话去做。请原谅我的缺点。”

事后爸在给我妈的信中写道:

小妹的检讨书写得很好。以后只要小妹按照检讨书上所说的话去做就是了。你告诉小妹,爸爸看了她的检讨书很感动,她是一个好孩子,以后自己小心警惕就是了。

1956年春节,爸爸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给我写了他移交我的最后一封信。信的一开头他竟这样称呼我:

Zhao Heng

上面写的就是你的名字。不久的将来你的名字就会这样写了。你看多方便,多简单!我们的文字改革很快就会实行了。毛主席已作了指示,我们的文字采取罗马字(也就是拉丁文字)。最近我已看到拼音方案……

接着,他就用拼音打出八个句式让我试着念,还要求我翻译好了给他看。记不得当年十岁的我是否看懂了,反正现在我读起来还挺费劲,只猜出这第四句“4) Beiging sh Zhungguo de gingcheng ”意思是“北京是中国的京城”,还不知道对不对?从这封信里我才记起我们小时候都有很重的南京口音,爸爸说学拼音就要学习北京话(即普通话),因为拼音是根据北京话写出来的。爸爸还叫我以后学会打字,他还真没把我当小孩!

这封信里爸安慰我不要为打破一张唱片难过,他还问我打破的唱片是不是《马赛曲》《国际歌》,他说可以再买两张回来。这件事我也完全不记得了,而且他移交我写的信里也没这一内容啊。爸爸对孩子们总这样仁慈宽厚,在我们眼里,他完全不是一个严父。今天看他的信才懂,爸的“严”在学问上,他谆谆教诲,不会打骂孩子,这就要求我们自己要特自觉有悟性了。

信的落款是用拼音“PaPa(这就是爸爸的拼音文字)”。

有“缺憾”的团聚

那年德国的冬天特别冷,积雪很厚,零下三十度,对于住在南京的我,不可想象。爸爸写这封信时,还对我说:“我快回国了——还有两个年回去,我要好好学习,还要写东西。”显然他写信时还不知道就在这一年,1956年,我们这个家会发生变故。高教部终于拗不过我妈,当然也是工作实在需要,他们批准了我妈带孩子出国。爸爸总算熬过了孤身一人在国外、三年不能回家过年的岁月,盼到了全家团圆。但我们完全没有想到高教部的“恩准”是有条件的:允许带孩子走,但只能带小的,不让带大的。他们的理由是大孩子出国会耽误学业。我弟弟当然很小,不到七岁,我不算太小,可马上就小学毕业了(后来还考上了初中,保留学籍)。十五岁的姐姐在上初中,正好撞上这“耽误”二字。就这样姐姐被一条杠杠划到不许出国之列。一下子,我家三个孩子的不同命运注定了!

隔了六十年重提这段往事,既是家事,却又回避不了与国家的干系。对于我们每个写者,幸事悲事并存。至亲至爱的爸爸虽然离我们远去,没留给我任何财产,却留下了难以计算的精神财富:书籍、摄影、画册、文稿、信件,其中的这批家书,我和爸爸的通信,在外人看来只是一摞破烂发黄的纸页而已,而对于我,字字千斤重啊,它们是爸和我的童年(后来的少年、青年、中年)的生命轨迹,将永远镌刻在心底,直到我也升天的那一刻!

近日刚从美国归来的儿子来看我,我给他看了他外公的家书。他第一次接触到家里这些旧物,似乎有点吃惊。忙于拍电影的鸫儿,出乎意料之外竟埋头读了几封。我小心试探地问:“等我有一天不在了,你能帮我保存下来吗?”

他继续读着,不知听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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