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西南联大的另一面

2021-11-19 | 钟秀斌 | 来源 《北京晚报》2021年11月09日 |

这些年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出了不少佳作。光是影视作品就有2018年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如今的电影《九零后》。不过,这些作品大多从学子成才的角度去探究,没有把西南联大放进一个时代,一段历史里,更没有把西南联大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从组织建制的角度去研究。今天笔者想从西南联大三位领导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的角度,和读者朋友一起去看看西南联大的“联”与“大”,这是西南联大的另一面。

19384月,梅贻琦(前排左五)、蒋梦麟(前排左三)与湘黔滇旅行团师生代表及护送军官合影

史上最穷的大学

西南联大应该说是史上最穷的大学,梅贻琦校长有时也得靠典当旧衣物过日。即便是破旧的草皮屋顶土墙教室,也常遭日机轰炸。然而,没有大楼,却有大师,群贤毕至,人才济济,硕果累累。曾任西南联大建设长、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字子坚)教授说:“南开坚定如山,北大宽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这正是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

西南联大校门

当今许多人努力在探究西南联大创造的奇迹,追问西南联大的学者们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培养出那么多展现中国人最美好样子的学子来?三所历史不同、背景各异、特色独具的大学,那么多一流学术大牛,为什么“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而没有落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传统俗套里?

关于这个谜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关键的答案还在西南联大的三位掌门人——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的身上。

1937年,梅贻琦48岁,正当盛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6年,成绩卓然,声望隆重,开创出清华的黄金盛世。短短数年将“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清华,带进国内第一流大学行列。蒋梦麟51岁,出道早,执掌老牌北大已经多年,在教育界久负盛名。张伯苓63岁,最年长,创办出南开系列事业,社会影响巨大,南开大学当时是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梅贻琦19378月最早介入,而19469月最晚撤出西南联大校务,他与西南联大共进退,九年时间几乎全身心扑在西南联大上。

在梅贻琦看来,西南联大的成功,在于三校人熟,价值观相近。1946111日,他在西南联大校庆9周年纪念会上,这样解释:“想起九年的工夫,在长沙,在昆明,三校联合的结果很好,同仁都认为满意。今后三校联合精神还要保持并继续。前几年,教育当局说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联合到底的。这不是偶然的,原因是由于抗战前,三校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人的方面多是熟人,譬如:胡适先生是清华的校友;冯友兰先生是清华文学院长,是北大校友;南开之黄子坚是清华校友;张伯苓先生曾为清华教务长,我本人亦为南开校友,已为‘通家’。间或有远近,但是很好。”“寡言君子”的梅贻琦,这段话是字字珠玑。

梅贻琦掌管校务

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早在19378月,蒋梦麟就委托胡适致函张伯苓、梅贻琦:“孟邻兄有信与枚荪兄和我。他说,临时大学实行时,‘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孟邻兄此意出于十分诚意,我所深知。我们也都赞成此意。所以我把此意转达两公,伏乞两公以大事为重,体恤孟邻兄此意,不要客气,决定推伯苓先生为对内对外负责的领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长沙时,则由月涵兄代表。如此则责任有归,组织较易推行。千万请两公考虑。我此时因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邻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

在这封信里,蒋梦麟很老到地提出,三校联合运行时需有一人为主持,所以诚意推举张伯苓为首。他深知张与梅深厚的师生私谊,推举张为首,实际上就是将此重任委婉地交给梅。有趣的是,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曾对蒋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我代表”的意思,完全信任。蒋对梅也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至于在张伯苓和梅贻琦之间,似乎完全不需要更多的话语和客套,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有30多年的师生深谊为基础。

梅贻琦手书学海思源

属相为牛的梅贻琦年轻力盛,“俯首甘为孺子牛”,行事作风符合清华校风——行胜于言,做事任劳任怨,从不会讨价还价,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刚毅,深孚众望。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兼任,认真负责,备受尊敬。

从这些看来,西南联大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三校之长精诚团结、坦诚互信、勇于任事、不争功、不诿过。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和秘书长组成,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按教育部命令,常委会主席由三位校长每年轮流担任。但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另有任职,经常不在昆明,因此,常委会主席自始至终一直由梅贻琦担任。由于得到张伯苓、蒋梦麟的充分信任和授权,常驻昆明的梅贻琦实际掌管校务,在西南联大就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学生知教授“不知”校长

北大派出老成持重的郑天挺出任总务长,南开安排经验丰富的黄子坚担纲建设长,清华请出才华横溢的潘光旦执掌教务长,新设的训导长则由南开出身的查良钊肩负。各个学院院长分别由三校教授骨干中优中选优,胡适、冯友兰、雷海宗、汤用彤先后出任文学院院长,吴有训、叶企孙先后担当理学院院长,法商学院院长则由方显廷、陈序经、周炳琳、陈岱孙轮值,顾毓琇、施嘉旸先后做工学院院长,师范学院院长则由黄子坚兼任。这些学者不仅在学术上独当一面,而且在领导力上也同样出色。凭着对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高度责任感,九年来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终克大成。

西南联大的经费方面,清华因有庚款,除了应负担的部分外,往往还额外给西南联大补助。师资方面,工学院实际上是清华工学院的延续,北大原无工学院,南开仅有化工系。理学院百余教师中,清华教师占一半以上。因此,西南联大的规章制度,多以清华为蓝本,如教务通则、教授会组织法和一些行政管理制度等,基本上是沿用战前清华的章程。因此,梅贻琦在执掌西南联大时,在校政组织和运行上,相对比较顺畅。

张伯苓

其实,张伯苓的放手和蒋梦麟的不管,并非置身于西南联大之外。以当时两人在政界、军界、商界和社会的影响力,在主观上、客观上都为西南联大在昆明的顺利发展,拓展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后期,西南联大师生频繁涌起的学潮巨浪,都有张、蒋二人在外的巧妙斡旋。西南联大校友在回忆母校时,较少提到与他们始终在一起的梅贻琦校长,而张、蒋二校长就更被“忽略”了。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校友们年轻时接触比较多的,是那些学富五车而又个性迥异的有趣教授们。他们自然不会注意到,为他们提供平台的幕后人。

当然,西南联大九年办学中也有杂音,只不过杂音没有变成主旋律而已。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书中写过,自由散漫的北大学人曾对梅贻琦长期主政校局有不同意见,但蒋梦麟则要求教授们以救国大局为重,相信梅先生的为人处事。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当然可以得出西南联大不同的成功之道。如今不少高校都在致力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曾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西南联大自然备受人们感念。西南联大荣誉校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易社强先生在《战火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说,“联大的许多遗产已经奉献给了世界。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持着最尊贵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适应力,联大为自己在人类的奋斗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的确,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们不着戎装、以笔为矛,庚续中华民族的文脉,同样在进行着文化的抗战,其意义不亚于对领土的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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