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独立制片人黄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017-04-24 | 来源 清华新闻与传播校友会微信公号2017年4月24日 |

校友简介

黄瑞,北京人,本科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毕业后保送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2002年4月,在“清新”建院仪式上,她作为学生代表讲话,至今深感荣幸。)1999年至2003年,黄瑞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和财经频道做记者和编导。2004年从清华毕业后,她加入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出任中国区高级制作主管,从此步入纪录片行业。曾经合作的媒体包括英国BBC,美国探索发现频道、历史频道等。2007年至今,黄瑞作为独立制作人和纪录片导演参与了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五洲传播中心多个大型电影和电视纪录片的制作,包括北京奥运会官方纪录电影《永恒之火》、大型系列纪录片《中美之间》、《穿越海上丝绸之路》等。采访人物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世界飞人”博尔特,和众多有故事有经历的普通人。拍摄足迹遍布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居香港,育有两子。

黄瑞

黄瑞快人快语,和她聊天信息量极大,即便在电话里,她时不时的笑声也能让对方感受到她的真诚和热情,典型的北京女生。她是李希光教授新闻教材里给小布什提问的“红毛衣”,是硕士毕业时最早找到工作,拿着新闻集团的offer,却被李彬老师指着鼻子戏谑的“买办”。至今提起这个梗,黄瑞还会无奈地摇摇头,笑着叹口气说:“唉,李彬老师啊……”如今的她,忙着养育上小学一年级的大儿子和刚满一岁半的小儿子,和一堆让她兴奋不已的纪录片项目。她说,工作是常态,养娃是最大的娱乐和休闲。

黄瑞从小到大都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家人眼里的乖孩子。大学期间去央视实习,从稿件翻译到栏目编导再到直播出镜记者,一路摸爬滚打,却也顺风顺水。清华毕业时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找到令人羡慕的国际知名媒体,但干了一年多,她却辞职了。有人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每天衣着光鲜地在高档写字楼里工作,窗外望出去就是长安街,谈的都是国际“大合作”、“大项目”,薪水也在同学里算不错的,可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她更想念以前到处跑的记者工作,见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永远有新鲜的东西刺激她不断地学习。

于是,2005年底,她果断辞职了。但在Nat Geo短暂的工作经历,却让她对纪录片开始着迷。几个月后她通过层层面试,准备加入央视和BBC正在筹拍的《美丽中国》(“Wild China”)摄制组时,有朋友问她有没有兴趣去非洲为中非建交五十周年拍部纪录片,她想都没想就决定去非洲。她开玩笑说,和在中国拍狮子老虎比起来,她更想去非洲拍人。这一去,黄瑞就在非洲呆了两个多月,从埃及到南非,从坦桑尼亚到尼日利亚,非洲全境跑了一圈。再回来的时候,她决定当一个“自由人”。这一当,就是十一年。谁也没想到一个乖乖的好学生长大了会是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是的,黄瑞就是。

2006年,黄瑞第一次去非洲,旅途中用小DV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

时代给了像她这样的人一个机会,实现自我,在有限的时间里挖掘无限的可能。最重要的,做她自己喜欢的事。

黄瑞在广院(她上学的时候传媒大学还叫“广院”)学的是国际新闻专业。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一直和导师李希光教授做外宣的课题,核心是研究怎么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后来在央视英语频道实习的几年,她做记者、栏目编导,通过报道中国的新闻事件让世界了解中国。现在,她在学习以纪录片的方式介绍中国。她喜欢跟人调侃说,从18岁到38岁,她其实只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传播好中国的声音。为此,她痴心不改,死心塌地。

黄瑞说,她去过非洲十几个国家,最喜欢拍的是援非医疗队,那里永远有让她感动的人和事,值得在心中被铭刻和记忆

黄瑞说,她是幸运的,过去十几年她参与过的纪录片几乎都是官方投资的项目,虽然她自己没挣到什么钱,但有机会创作,有机会让中国和全世界的观众看到她和团队的作品,在她看来,这已经比很多纪录片同行要幸运得多了。黄瑞一直很感恩,作为“自由人”,能不断受邀参与大型项目的创作,一方面因为她勤奋,愿意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另一方面,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她对所做的事情永远抱有热情。时常会有师弟师妹们问她,记者怎么转行做纪录片呢?黄瑞笑着说,骨子里是个记者,是她做纪录片最大的优势。

首先,是超强的学习能力。黄瑞拍摄的纪录片题材跨度极大,从讲述体育人故事的北京奥运会官方电影《永恒之火》和广州亚运会官方电影《缘聚羊城》,到讲述大国博弈的政经类纪录片《中美之间》,再到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的人文类纪录片《穿越海上丝绸之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需要大量阅读、调研和走访,迅速了解一个陌生的领域,记者的底子帮了她大忙。

第二,与人沟通的能力。黄瑞说,她从小并不是个外向的人,而是个闷头读书的乖乖女。真正开始让她外向起来的,是在央视做实习记者的那几年。工作迫使她不得不变成一个“自来熟”,这让她在后来身处许多特殊和陌生的环境中时,能够迅速找到拍摄对象,并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在和来自亚洲、欧美、阿拉伯、拉美或是非洲的拍摄对象打交道时,黄瑞都已驾轻就熟,甚至总结出了一套有针对性的采访方法。

第三,也是她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2010年夏天,黄瑞产后复出的第一个拍摄任务去的是印度。在经历了怀孕生产和哺乳长达近20个月的修养期后,她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明显下降。在经历了几天的高温酷热、舟车劳顿和高强度拍摄之后,不洁的饮食最终让她患上了急性肠胃炎。当时病情来势凶猛,在坚持做完了一个长采访之后,她转身和录音师说:“我好像不行了”,便独自走出门去。再回来的时候,是被同事们搀扶着进来的,整个人已经完全虚脱,处于半昏迷状态了。第二天从印度返回国内,直接去医院打了几天吊瓶,稍稍恢复后,三天后又奔赴下一个拍摄地点。“有时候真是挺拼的,”她说:“但是你知道吗?接下来我和摄制组去的哈萨克斯坦拍摄世界举重冠军,他们的训练基地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伙食特别好!所以那一站拍完,我又满血复活了,哈哈!”坚持,不只是体力上的,还贯穿在她工作的很多细节当中。

2010年,产后复出第一次拍摄去的印度,虽然“差点没死在那儿”,但她依旧心心念念那个古老国度缤纷艳丽的色彩和热情友善的人民

2013年6月1日,黄瑞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制团队远赴美国华盛顿,拍摄纪念中美建交三十五周年的十集系列纪录片《中美之间》。全组在美国全境拍摄了近五十天,采访了上百人,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是最后一位。坐下来采访的第一句话,黄瑞对奥尔布赖特说:“Madam Secretary, we save the best for the last(国务卿女士,我们把最好的留到了最后)”,称她是“最好的”,不仅因为奥尔布赖特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的中美关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还因为围绕她本人所带来的各种争议和观众的好奇心将为片子增色不少。奥尔布赖特是美国建国220年来第一位女国务卿,以其令人敬畏的政治声望在历来由男性主导的国际舞台上为世人所熟知。作为顶级政客和外交家,她在美国的权力中心、媒体的追光灯下、支持者的赞美声中和反对者的口诛笔伐中实现着自己的雄心和抱负。而最终能采访到她,实属来之不易。

2013年7月20日下午三点,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如约而至

在两个多月的邮件和电话沟通,以及动用了民间和政府关系之后(此处省略一万字),奥尔布赖特的团队同意安排采访。而通知黄瑞采访时间的时候,摄制组已经按原定计划从洛杉矶回国了。她不得不一个人从西岸飞回东岸,和中央电视台北美中心站的记者临时搭班完成采访任务。在等待采访的那一两天里,她每天坐着穿梭巴士从居住的汽车旅馆到华盛顿特区(是的,汽车旅馆,为了节省经费,摄制组在美国拍摄住的全部都是汽车旅馆),在国会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后来片中很多揭秘性的资料就是在那几天收获的。采访当天上午,她收到奥尔布赖特的媒体主管发来的一份被“Tailor”过的问题提纲。“Tailor”这个词,照现在的时髦话讲,就是“私人订制”。其实,那并不是黄瑞的采访提纲第一次被人“Tailor”了。在前财长保尔森那儿,在前国防部长科恩那儿,当然,更在前总统卡特那儿。有的问题他们不愿回答,有的问题他们想多说一些,甚至给些新的问题让她问。不出所料,黄瑞那份给奥尔布赖特的问题提纲里有关1999年“炸馆事件”和科索沃战争相关的所有问题都被拿掉了。

奥尔布赖特曾被称作是克林顿内阁中的好战派,她促使北约在科索沃进行了五十年来的第一场战争。在华盛顿, 她被称为“一根筋的决策者”,她过分地让美国在任何局势中插手,不管是科索沃,还是伊拉克。连她的名字“Albright”也被一些严厉的批评家改成了“Halfbright”。但如果因为批评就退缩,那么奥尔布赖特根本不可能坐到国务卿的位置上。在美国残酷的政治生态中,要在政坛上得心应手就必须有超强的适应力,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更是必须的。而面对这样的采访对象,提问者的内心就要更加强大。“不是不让我问么?总有办法。”黄瑞心想。

一场期待许久的中美对话

整个采访过程中,奥尔布赖特坦诚风趣、观点鲜明。她回忆了第一次去中国的经历、亲自目睹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刻、第一次见到1979年访美的邓小平、九十年代促成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等等。她过人的记忆力和对往事细腻入微的描述,让一个个历史事件如电影画面般鲜活地展现在镜头前。采访的高潮出现在她们谈论有关“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地位带来何种影响”的话题时。黄瑞趁机追问了一个提纲上被拿掉的问题:“回望九十年代,您认为美国是否在当时扮演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奥尔布赖特在作答时竟然自己主动提起了科索沃那场战争,并在接下来黄瑞的不断追问和她的不断应答中,最初那份采访提纲里的所有问题都被一一解答了。黄瑞说,尽管一开始被“私人订制”了一下,有点不爽,但如果你不放弃,随机应变,总有机会问到你的问题!

曾与奥尔布赖特共事过的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韦斯顿(John Weston)这样评价奥尔布赖特:“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黄瑞希望有一天人们可以这样评价她:一个彻头彻尾的记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从不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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