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林,1968工物
物804班几乎每个人都有个外号,诸如“总统老倒”,“耗子黑猫”,“阿福阿炳”,“大面菜包”,“金胖喇叭”,“包奇大宝”,“翟兄薛大”,“狗头超脑”……而“超脑”便是周长熙的绰号。平日里大家都以外号相称,日子久了,真实姓名倒常常被忘记。
“超脑”曾是留苏预备生,俄文早已过关,英文也学得不错,又长了一副善长逻辑思维的脑子,有什么数理难题,一到他手里便迎刃而解,因此便得了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美称。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尽管“超脑”精通数理化,但对社会政治、世俗险恶却偏于幼稚。记得“文革”初期,工作组进校,按其谨小慎微的个性,“超脑”本属于保守一族,可是阴差阳错,不知什么缘故,“6.24辩论”之后,他对蒯大富的造反理论大肆赞美起来,于是惹恼了工作组。那时人们被划分为四个类别,班里正愁找不到四类分子,“超脑”却自投罗网,被工作组硬塞进四类即反动学生堆里去了。
我和“超脑”在四清时一直厮混在一起,又一块儿办过小报,深知其为人,我那时又恰巧忝充班头,便在工作组面前力保,处处为他说好话,一有风吹草动,便暗中向他通风报信,使他有所准备。因此,自始至终“超脑”都没受什么影响。对此“超脑”一直非常感激。从此以后,把我视为至交、兄长(尽管他长我四岁),对我无话不谈,把他的出身家事、个人隐私都如数家珍,袒露无遗。
毕业时他分到国防科委719所,先到丹阳湖接受再教育,我则分到六机部6848厂,直接到厂锻炼改造。本以为天各一方,再也见不到面了,想不到两年之后又重聚葫芦岛。一个在设计所,一个在施工现场,干的却是同一件产品的同一个专业。我因为已经干了两年,业务比较熟悉;他初来乍到,还比较陌生,偏偏室主任分给他一项施工设计任务,令他手足无措。于是我花了两个通宵,替他完成了草图,他看也没看便签上了我俩的名字。
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日子里,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往往矛盾重重,遇到设计上的问题,工人便把设计者臭骂一通;设计人员也常常对工人指手划脚。而我和“超脑”的关系则大不相同,他的设计我可以随意改动,对我的改动他一律开绿灯。每当遇到难题,我们俩总是一起解决,甚至攻关、出差、开会、远航,我们也总是形影不离。
我生于东北黑土地,喜欢猪肉炖酸菜;“超脑”长在南方鱼米之乡,偏爱清淡甜食。爱好不同,性格迥异,差异虽大,却也相得益彰。记得在旅途中两人买一只新乡烧鸡,鸡胸鸡腿归我,鸡头鸡翅鸡屁股则被他一扫而光。光顾北京烤鸭店,也是我吃鸭肉,他喝鸭汤。在生活小事上,他总是像一个婆婆妈妈的大嫂,对我关怀备至。
有一次漫步西安街头,突然下起雨来,我们都没带雨伞,匆忙间躲到大雁塔避雨。登上大雁塔顶,烟雨朦胧中眺望长安古城,别有一番风味。触景生情,“超脑”心血来潮,有感而发。对他的文采虽不敢恭维,但真情所至,却也不无动人之处。后来借出差之机,曾一同游览过山西晋祠、四川乐山以及秦始皇陵、西安丈八沟等名胜,却总不如雨中雁塔的诗情画意令人难以忘怀。
当时辽宁每人每月仅供应三两豆油,鱼肉蛋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半斤八两,于是我们这些常出差的人便成了搬运工。有一次出差归来,两人各背了半只生猪,累得半死,下车时又因超重被罚,我们已身无分文,只好忍痛从背负中各割去一块肉买路。
“超脑”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只身来到东北,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于是我便成了他唯一的倾诉对象。当时的葫芦岛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有一首顺口溜:“葫芦岛,巴掌小,狐狸野兔满山跑;和尚多,尼姑少,见个母猪也当宝。”那一年,号称“和尚岛”的葫芦岛来了一批人称“女道徒”、从农村抽上来的女徒工,便成了莘莘清华学子们的追逐目标。“超脑”经人介绍,认识了描图员小侯(隐去真名)姑娘。“超脑”个子不高,板寸头,说话时露出两颗门牙,且已过而立之年,常常自叹“马相”不佳、青春难驻,颇有悲秋之感。因此遇到小侯便一见倾心。小侯姑娘年方十八,玲珑乖巧,她对“超脑”的学识人品十分倾慕,但对年龄长相不太中意,故而犹豫未决。小侯家中只有一位母亲,母女相依为命,家境十分贫寒。侯母一心想找一位能“倒插门”的养老女婿,见“超脑”孑然一身、了无牵挂,又毕业于名牌学府,入得门来,不仅光耀门庭,且能下厨劳作,连称:“真吾婿也!”不久,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又不久,相继生下一对聪明伶俐、人见人爱的“小超脑”。
“超脑”喜欢热闹,童心未泯,无论村妇少儿、各色人等都愿意和他开心相处,玩耍嬉戏。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代,我们这些“单身贵族”常聚在一起打牌,煮方便面。“超脑”虽是有家室的人,也常常放下家务活赶来凑热闹,打起牌来比谁都专心。他住在“筒子楼”的单身宿舍,长长的走廊,楼梯上下相通,小侯一声断喝,那清脆的女高音响彻全楼:“长熙,孩子醒了”,“长熙,饭糊了”,“超脑”便颠颠地跑回去继续做他的模范丈夫。
后来“超脑”举家迁往武汉,我也调离葫芦岛,从此音讯渺茫。“超脑”曾有一个心愿,想邀请我去他老家扬州,动手为我蒸一尾瘦西湖的新鲜鲥鱼,炒两个时令菜蔬,这个夙愿一直未能实现。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98年毕业30周年前夕,我终于查到他的通讯录,给他打了电话,约他一同回母校参加校庆。接到我的电话他异常兴奋,一口答应回校相聚,同时,又向我讲诉他最近的三件喜事:其一评上了正研;其二官升室主任;其三,两个儿子老大毕业于华中名校,分配到同一个研究所,父子双双效力于海军建设,老二刚刚考上重点大学。其喜悦自豪之情浮现在我的眼前。
校庆那天,他因所里有紧急任务未能成行,我深感遗憾,但和那么多同学在分隔30年后重聚清华园,那种极度的欢悦稍稍抹去了未能见到“超脑”的一缕思念愁云。本以为将来会有机会相见,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校庆过后不久便传来“超脑”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的噩耗,不由得泪如雨下。回想“超脑”一生劳苦,半世坎坷,刚刚生活安定,事业有成,却不幸英年早逝,怎不令人扼腕!
(转自《清华校友通讯》复5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