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昌民(1970届电机)
方便面史话
学生禁用电炉,这是老规矩。正常上课的年月我们没有谁在宿舍里使用电炉;到了革教育的命、革文化的命、革“革命”的命,不再上课的非正常时期,就不一样了。开始是流窜——开赴各地“串连”、“播火”,随后是蛰伏——心灰意懒打发时光。斗争正无穷期,学业眼见荒芜,晚上也不定时熄灯了,或下围棋,或读禁书,或海阔天空、游骋无缰,起床去饭厅吃早餐——算了吧!
那时候北京刚刚有了方便面,鹅油炸的,一毛二分一块,味道很是不赖。这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我们的懒惰,补救了我们的发育。从床下拖出小小的电炉,烧开一磁缸水,扔进一块面,满室便飘起鹅油的清香¡¡
多量的开水,要用暖瓶(多是走了形的竹壳)下楼去打,急用的就向左邻右舍“借”。有一回兄弟班的邱阿瑞敲门找开水,偏偏我们也没有,阿瑞失望地离去,这时谢方拎起一个暖瓶追出门去,喊住阿瑞向他比划,阿瑞一喜,快步跑回来,只见谢方拔出瓶塞儿,将暖瓶口朝下,故作诚恳地说了一句:“你看,真的没有!”
谢方书读的多,心眼细密,不乏调侃的急智。
万人空巷上运动场去
刚入校,校医院医生用手触触我的腹部,在体检表上写下:脾大,三级体能。这意味着我连体育课都不能上,我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
低沉了一段,我主动要求复查,我只是说我一切都好,医生就把我判回了一级体能。
清华的体育课比中学的体育课有趣得多,就拿冬天的滑冰课来说,让我们这些南方学生过足了瘾;提高课可以选修,我选的是体操;再就是体育课居然还有作业,每星期多少次俯卧撑,多少次引体向上¡¡体育委员在起床铃振响之前会把我们一个个拍醒,给我们测量脉搏,还要监测臂围差的变化。
学校特别强调体育锻炼,提出了毕业后“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雄心勃勃的口号,而皤发红颜的体育教授马约翰就是我们心中的榜样。每天下午四点半全校体育锻炼蔚为风气,这使我们大为受益,泽被终生!
《运动员进行曲》一奏响,所有的活动都要为体育锻炼让路。起初体育委员像赶羊似地把每个人驱下楼去,很快就像刷牙洗脸一样成为了习惯——绝对是意义深远的习惯!东操场、西操场、体育馆、马路上,一时间到处跃动着生命,遍地蒸腾着活力。这样自觉的、普遍的、持久的体育锻炼热潮,我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
我和沈利生、金信远¡¡时常一起锻炼,先长跑,然后做操,接着单杠、双杠,最后加入圈子打排球。我善于扑救,大力球发得挺好,年级对抗比赛派我这个小个子上场,发完球就被换了下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也!
我虽从小善于奔跑(踢球练的),手却无缚鸡之力,人亦清瘦。半年下来,体重长了十五斤,引体向上可以À二十个;两年过后,臂膀粗了,肌肉突了,单杠一引就上杠,吊在双杠下也是双手一À就可以上杠。我和沈利生还去体育馆试过吊环,抖抖索索的使不上劲,运力满不是那么回事¡¡
沈利生(研究生我们也同学)是我班身体密度最大的一个,向度偏横,力的较量,对手不多。
图书馆:缘分不到的遗憾
图书馆从来就是令我心生敬畏的场所,清华图书馆尤其如此。它那苍遒的建筑,静穆的气氛,层积的神秘,总是让我不由得屏气敛神,泠然自振。我一直在想,它本应该是我一生中相交弥深、获益不尽的忘年朋友,可惜由于“文革”之灾,这一本É罗万象的大书,我刚刚打开读了几页,就被无情地合上了¡¡
大学一、二年级,我还没进入专业课的殿堂,朦胧中急于开阔视野,时常在期刊阅览室流连,我胡乱·阅,尤其喜欢苏联的科普杂志,还摘³了一些奇思妙想和带图解的趣味设计,聊以填充求知的饥渴。
一个学生有十张借书卡,即同时可以借十本书,但文学书只能借一本。我在检索区À开卡片抽屉长久地·查,寻找我听到过的名著或者偶然入眼的兴趣所在,我甚至借阅了音乐理论和中国民歌的书籍,摘录下不少的实例。我倚在柜台上留心别人归还的书,马卡连柯的《教育诗》、苏联的《法医学》、《沈从文小说选集》就是这样进入了我涉猎的射程。
在我大学时代的读书笔记本里留下踪迹的有127部著作,在这以外又回忆起47部,观察这份分时期的阅读书目是深有意味的:1964年(入学后的几个月)读了《欧叶妮·格兰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白痴》等5部;1965年有《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教育诗》、《欧·亨利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等20部;1966年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鲁迅全集(16)》、《中国文学发展史》等10部;1967年有《性格心理学问题》、《当代英雄》、《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36部;1968年有《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秘密战》、《牛虻》等30部;1969年有《悲惨世界》、《简爱》、《格瓦À传》、《贝多芬传》、《金蔷薇》等26部¡¡外加《艺术哲学》、《海狼》、《红楼梦》等47部。以1966年6月“文革”烽起为界,大致体现了一个单纯青年内心的迷茫与奔突。
仅仅过了两年,图书馆的大门便悄然关闭了。我甚至庆幸它的关闭,因为毕竟是关闭,而不是焚毁。以后的三年又五个月里,图书馆不再理睬我,它沉寂着,像一座徒拥宝藏的古墓。
从我的不算贫瘠的阅读书目里我有另一个发现,就是大部分书籍是我在图书馆“消失”以后阅读的,以前所未有的贪婪。我扑向了另一处无形的、储量无穷的、对我更具压力的“图书馆”,那就是民间。回想起来,我自己也惊异是从哪里弄来的各色各样的了不起的书。
清华图书馆还见证了一次荒诞的劣迹——军宣队迟群他们在那里拿中学数理化突袭“考试”著名的教授们,以达到羞辱之目的。常Þ“教授说他能及格,他努力不让中国知识分子丢脸;图书馆馆长史国衡和另一位(淹远待考)交了白卷——最漂亮的白卷。
小桥边就是校医院
大礼堂后有一道静静的小河,沿河向西不远,小桥边一组不起眼的平房就是校医院了。
校医院不应该是年轻学生熟悉的地方,因此去校医院就医,我有印象的只有三次。
头一回是因为溢脂性皮炎——现在的时称是“青春痘”。医生的处方是“别拿香皂洗脸”和一小袋菸酸片。
若说那一回是轻描淡写,第二次可就是重墨泼涂了,不过挥椽的»家不是校医院的,而是北医三院的,但是若不是多亏校医院的大夫转院及时,我意外突发的急性胰腺炎就要出大麻烦了!那是在第一、第二波“大串连”的间歇期,在校的没什么人,田聿新、沈利生几个同学竭力相助,对于我是虽“不言报”却又不可或忘的“大恩”。
1968年入夏,清华派性斗争升级,我的宿舍窗口就装了一个大喇叭,当它忘我工作的时候,桌上的碗勺会跳舞,小提琴会哼哼¡¡我有一个星期无法入睡,躲进主楼也不得安宁,是校医院给了我一瓶刺五加解救了我,后来应邀搬去(教师)九公寓“避难”才得以恢复。
关联到校医院的还有一件趣事。宿舍桌上多了一包白砂糖,我问哪儿来的,聪明且爱走偏锋的向正举一本正经地回答是校医院发给他的,我们越是怀疑,他越是肯定,我拿起勺吃了一口,再问,仍坚持,结果大家都来吃,快吃完了,他的玩笑也收不回来了。
时兴往身上打鸡血那阵子,我眼瞅着一个人夹着花公鸡走进了校医院……
(《清华人》200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