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文洁若（1950）

编者按：文洁若学长，文学翻译家、作家。1927年生于北京。著名作家萧乾的夫人。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编委。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我与萧乾》、散文集《梦之谷奇遇》(获1987年度“花地”佳作奖)、随笔集《旅人的绿洲》、评论集《文学姻缘》（《书海浮槎丛书》）、《文洁若散文》(《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与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1995年)以及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5年)。译作《十胜山之恋》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1998年)。半个世纪以来，根据英、日文原著翻译了14部长篇小说，18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100余篇。

对我来说，1946年秋考上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毫无疑问是平生一件大事。在这之前，辅仁大学女校已发榜，西语系我榜上有名。但是同班同学凡是参加辅仁入学考试者，大都录取了，所以并不稀奇。而清华呢，除了我以外，同学中只有王君钰考取了工科。我大姐、三姐、四姐，全是辅仁大学女校西语系的，该校的师资和课程，我早已了如指掌。我当然舍弃辅仁而入了清华。

一年级上大课。吴晗教中国通史，他常常以古喻今，借着历代王朝的没落来骂国民党的腐败。恐怕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60年代竟会掉进《海瑞罢官》的怪圈儿里。他的课最叫座儿，有着几百个座位的大阶梯教室，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难得看见同班男生查汝强来上课，惟独吴晗的课，他却从来没旷过。王宪钧教形式逻辑（我还慕名去旁听过金岳霖的数理逻辑）。马约翰教体育课，就连冬季，他也穿得单薄，还常用英语说：“我67岁啦。”二年级上的是陈福田教的英文散文和习作，温德教的英国诗和英国文学史。三年级时，我选修了两门四年级的课：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休斯夫人开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和赵罗蕤开的文学研究方法(她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49年初回国来的)。

清华园不乏古色苍然的建筑和幽美的景点。工宁厅外面，大门上挂着“水木清华”横匾，两边是一幅对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还有荷花池，每次经过那里，我都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观赏一番。淡红或白色的荷花，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在一层层浅绿叶子的衬托下，越发袅娜多姿。再就是罗马式大礼堂前面那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它受到全体师生的爱护，没人践踏，也没人往上面丢垃圾。八年沦陷期间，清华园遭到日本侵略军野蛮惨重的破坏。1947年春，我曾看到工人们在紧张地将一卡车一卡车的草皮铺在饱受日寇蹂躏的校园里——那是汗水的结晶。体育馆也修复一新，地板散发着木料的清香。

然而，最吸引我的要算是图书馆了。图书馆前面，种着紫荆，开紫色的花——清华的校花。我保存了半个世纪的那枚校徽，就以接近蓝的紫为底色，“清华”二字则是白的。当时外国语文学系流行着一首英文歌，我至今仍记得两句：

O Tsinhua fair Tsinhua

啊，清华，美丽的清华，

our college bright

我校光明远大，

May we be loyal to

我们会忠于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

紫与白。

除了上课、一日三餐和睡觉，只要图书馆不关门，我必然坐在里面，徜徉于书海之间。我不善于交际应酬，甚至跟同屋的女生都没有怎么聊过。倒是当望眼欲穿地等着开馆的时候，跟同班的英若诚、闻立鹤各闲聊过一次。英若诚讲的是他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男校时怎样淘气，他父亲英千里只好把他送到天津一家耶稣会神父办的住宿学校去。他因祸得福，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闻立鹤讲他父亲闻一多遇难时，他扑到父亲身上掩护，结果自己也挨了一颗子弹。哪些同学在参加学生运动，我心里大致有数。有一次到图书馆地下室去上厕所，碰见查汝强和一位姓盛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忘记了，由于个子瘦小，外号叫“零头”），在走廊僻静的一角商量着什么。显然不是谈功课，而是与运动有关的事。记得“零头”曾对我说，自己在中学阶段始终糊里糊涂，上了大学才觉醒。我还真被同学动员去参加过一次宣传活动，顶着骄阳，徒步到清河一带去，向老乡讲解反饥饿游行的意义，出了一身汗，回到静斋宿舍洗了个冷水澡，发了三天高烧。我想，自己大概不是搞运动的料，把书读好，照样可以为革命效劳。从此，我就拿读书救国论来当挡箭牌，一头扎进图书馆，在那儿度过了一段充实的、蒸蒸日上的岁月。

阅览室共两个，一大一小。我偏爱小的，灯光较亮，环境也较幽静。(翻看旧校刊我才知道，日军侵占前，阅览室里还为每一个人备有一盏台灯！)小的没有空位子，才进大阅览室。有几次，连大的也座无虚席，只好改变当天的计划，借本英文小说，带回宿舍去读。寝室照规矩十点熄灯。我就到楼下传达室去，熬夜把书一口气看完。我最喜欢休斯夫人教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她要我们每学期交三篇读书报告：二短一长。11月里我就把三篇都写完了。然而觉得，还是像大家那样一篇篇地交上去的好。没有想到，三年级上学期只念到1948年12月13日为止。凭着我交上去的《傲慢与偏见》读书报告，她只给我判了个70分。这也难怪，仅仅写了短短的一页。我在图书馆里精心写成的洋洋数十页的《呼啸山庄》论文，一直保存到1966年的红8月，竟然化为灰烬。我律己甚严，觉得87分以上才算是考出了水平，四年间，达到此标准的有14门：大一英文(89分)，英国文学史(93分)，大二英文散文及习作(91分)，法文(89分)，英语语音学(89分)，大三英文散文及习作(98分)，小说选读(88分)，戏剧选读(88分)，圣经(87分)，希腊神话(91分)，大四英文散文及习作(88分)，欧美文学名著选读(93分)，德文(90分)，毕业论文(90分)。

在图书馆，我还不断地练习翻译。我6岁入孔德小学一年级，7岁赴东京，重新从日本小学一年级读起。父亲鼓励我把日本教科书译成中文，借以提高中文水平。毕业于日本小学后，我又在圣心学校读了两年英文，才插班入辅仁大学附中的初三。所以头八年的国语，全靠自学。大学期间，我曾将郭沫若的《女神》译成中文，又把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和家灶》(1861年)译成中文。当然，只是练练笔而已，并没有出书的奢望。直到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给了我春川铁男的《日本劳动者》和山田歌子的《活下去！》的原书，我才抱着有朝一日能变成铅字的目的从事翻译。至今，我从日文翻译的作品已出版了500多万字，从英文译的则达200万字。

进入90年代,我和老伴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出版后，清华外文系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信，我遂于1995年两次回母校去，跟大家相聚。清华外文系要想恢复50年代初院校合并前的规模，谈何容易。我听说母校外文系的藏书不多，就分两次将我们家的文学书籍数百本捐献给母校外文系的图书室。所有的书都是以我那位1993年1月去世的三姐常韦的名义捐赠的，同时也盖上了萧乾和我的印章。几十年来，正是由于我姐姐的大力支持，萧乾和我才能做那么多工作。萧乾在《尤利西斯》中译本那篇1994年1月15日定稿的序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最后，还有一位应该感谢的，就是去年今天辞世的三姐常韦。我们之所以把这本书献给她，正是因为倘若没有她作为强大后盾，当初我们根本就不敢接受这么重的一项任务。”

80年代，我曾陪萧乾多次出国访问，每到一处，首先参观大学图书馆。半个世纪来，高科技在全世界范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清华也有了新图书馆(“逸夫馆”)，建筑设计等等肯定要比我呆过的那一座先进。然而，我心目中的清华图书馆依旧是那座老的，那是我的乐园。莘莘学子，负笈清华。只要一提到母校，我就心潮起伏，激情满怀，在清华图书馆埋头读书的往事历历在目。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我虽已年过古稀，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撂下手中这枝秃笔。母校的培育和师长的教诲，勉励着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人生的尽头。

1999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