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一段难忘的经历(兼忆清华剧艺社部分活动)

2009-05-27 |

徐应潮(1950)

1946年暑假,我离开重庆南开中学到南京投考大学,10月到达满地落叶的清华园,进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级。不久,社会系的尹淑惠通过傅介绍我加入一个团契,这是以宗教为掩护的一种读书会性质的社团,后取名“松明”。成员除尹淑惠、傅和我外,还有燕京大学的陶綮,他是我们的领导者,尹淑惠曾带我去访问过他。在清华的还有顾廉楚、黄庆华、沈恒泽、王明德、钮友杰、沈季平、叶孔嘉、陈国栋,女同学有陈心莲、王珉、徐铮、巫宝瑜,后来莫祖佑等也参加了。众人推我当主席。我们学习了《大众哲学》等课本,进行了小组讨论。在大操场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契友发言时说:“在新社会里,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会有很大提高,相反地,我们这些人可能会下降。但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要想得通。”这话给我很深印象,久久不忘。1947年冬,老“松明”解散,大部分成员退出,仅留下尹淑惠、傅、黄庆华和莫祖佑等,发展了新成员王浒、田惠玲等。

198812月徐应潮、傅在德国参加圣诞庆祝会留影

194612月初,我参加清华纪念“一二·一”晚会,北大剧艺社来演出王松声旧作、描写“反内战”的活报剧《凯旋》,十分感人,清华剧艺社演出了活报剧《审判前夕》。我认为后者演技太差。事后串连了同屋的重庆南开中学校友朱本仁和南开中学一些爱好话剧的校友,组成沙坪剧社,邀请了清华、北大的南开中学校友胡小吉、王恳、刘树信、梁文茜在除夕晚上演出了三个独幕剧——《可怜的裴迦》、《处女的心》、《十三年》。本意想和清华剧艺社唱对台,没想到清华剧艺社的社长万文伟特为我们举办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郭良夫等发言,肯定了《十三年》和《可怜的裴迦》的政治倾向,使我感到很新鲜。不久(1947年初),我和朱本仁都参加了清华剧艺社。

1947年开学后,清华剧艺社演出茅盾的多幕剧《清明前后》,我扮演男主角,化工系刘雅贞任女主角。演员还有郭良夫、孙同丰、靳禄民、张潜生等,并向北大剧艺社借来聂运华。舞台工作由朱本仁负责,工作人员有傅、张魁堂等。城里演剧队的查强麟(解放以后在北京人艺,改名夏淳)前来观看我们演出并给予指导。北大剧艺社的丛硕文专程到清华,对我的演技进行辅导。演出的幕布、灯光器材是朱本仁向演剧队借的。朱自清老师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头一天演出时,扮演剧中角色的张潜生在后台聊天,忘了上场,把我晾在台上,我只好走到门口叫他:“××,咱们到这间屋来谈一谈”,这才打断了他的聊天。他上台连忙给我道歉:“对不起,聊天忘了。”台下观众以为剧情就是这样,也就被骗过去了。孙同丰和靳禄民演的那幕戏,打头到尾就他们两人,但演得很感人,每次闭幕时,都获得满堂掌声。该剧在清华礼堂演出数场。

演出后不久,万文伟因将毕业,故辞去社长职务。大伙选朱本仁继任。遇有剧艺社大事,朱总和我先商量,我也鼎力相助。

当时,美蒋气焰嚣张,蒋介石公然下令轰炸解放区,群众感到茫然。清华剧艺社及时用半天时间赶排演出活报剧《金銮宝殿》,编剧是社员孙同丰根据地下党员的启发写的。这个剧是讽刺蒋家王朝的外强中干,我扮演“元首”(蒋介石),在台上大骂学校的特务无能,只会撕大字报。于是得罪了他们,便怀恨在心。戏的末尾,“元首”对着麦克风向观众训话,操着浙江官话说:“各位同胞……我已经下令空军,炸、炸、炸……”观众一听口音,就知道影射的是谁,顿时笑声四起。最后“元首”泼口大骂道:“赤老,瘪三,猪罗,乌龟,王八旦……”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该剧演出很成功,掌声四起,群众情绪高涨。当我在后台卸装时,松明团契的契友们都来看望我。为避免特务跟踪,他们把我先送到明斋115号顾廉楚的宿舍,过一会才回我宿舍。事后我才得知,这是傅??根据地下党外围组织民青的要求布置的,也充分证明团契成员之间的相互关心。第二天,训导处把朱本仁和我叫去,训斥了一顿,说我们不该演这个戏。不久,原南开中学我们初中时的级任、当时在北大当助教的王刚老师来清华,了解情况后,要我注意隐蔽。

此时,清华剧艺社开始招收新社员,他们热情很高,但缺乏舞台经验,朱本仁让我多帮帮他们,此后我就多做一些导演工作。

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前夕,4月间,经程法毅同学(解放后得知他是地下党员)提议,傅发展我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组织上地下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让我继续留在清华剧艺社开展工作。

浙江大学的“于子三事件”传到清华后,我写了《谁是凶手》的活报剧,揭露了美蒋特务暗杀于子三的罪行。该剧由我导演,演员有李咏等。在清华演出后,还在北大沙滩民主广场演出过。

1947年暑假前夕,朱本仁带回华北学联指示,要清华剧艺社联合北大、燕京大学演出一个多幕剧,为清寒同学募捐。我和朱本仁商定,决定演出已遭禁演的《升官图》。当时首要问题是找导演。我们两人访问了北京几个名导演,他们都婉言拒绝了。无奈之下,我们找了南开中学校友田鹏,他一口答应。当时说好清华剧艺社的人不演主角,多干后台工作,可是戏排了一半,有一场要用四川方言,原定的演员不会,导演指名让我上,这下我成了男主角。还有名女角,临时出了车祸,只好拉场记、北大的汪兆悌扮演,她演得活灵活现,真像一位县长秘书。该剧的舞台设计和服装,是仿照上海丁聪的设计,台口画成半个铜钱,演员就在钱眼里表演。演县财政局长的北大剧艺社演员贾宝琨,身穿黄马褂,头戴做成金元宝的帽子,脚蹬元宝靴。演县文教局长的清华李咏,身穿黑马褂,长袍上写着一篇古文。演县警察局长的燕京演员李道和,脚蹬长马靴,腰系长刺刀。演卫生局长的楼大威身穿白大褂,带着听筒,手拿急救箱,碎步走路,活像一个老知识分子。省长田鹏身穿大元帅服,头戴高帽子,插一根鸡毛掸。省长夫人(即县长夫人)、北大剧艺社梁文茜的旗袍是白的,后面是黑的,拖地,做成蛇的样子。县长秘书汪兆悌的旗袍做成了花瓶的样子。演员形象十分吸引人。舞台工作由朱本仁负责,上演时,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和便衣特务周旋,保证演出顺利进行。该剧在城里国会街搭布景时,搞灯光的清华剧艺社蔚盛勋从木梯上摔下来,小腿骨折,经送医院及时治疗,得以痊愈。

该剧在城里北大国会街礼堂演出数场,燕京大学演出一场,清华演出两场。参加演出的有清华剧艺社、北大剧艺社、燕京的海燕剧团和清华的沙坪剧社。我动员了喜好话剧的南开中学校友,以沙坪剧社成员的名义参加了演出活动,如周光玠画的海报放在西单十字街头,狄源沧担任宣传工作,罗明锟搞舞台工作,高润生担任前台纠察工作,楼大威当演员,保证了演出的顺利完成。这次演出的收入全部都交给了华北学联。

1947年暑假后,原西南联大剧艺社的王松声、裴毓荪和闻一多的大儿子闻立鹤陆续来到清华(王松声在清华附中任教),先后加入清华剧艺社,给社里增添了力量。

1947年冬,我回南京探父病,清华剧艺社利用寒假排演曹禺的《原野》,我回校后担任舞台监督。舞台工作人员有商令杰、陆载厚、傅??等。演员由闻立鹤扮演仇虎,裴毓荪演金子,此外还有李咏、黄连甲、涂铁仙、赵葆元。闻立鹤当时是带着有杀父之仇的感情扮演角色,很投入。有一天扮演狗蛋的赵葆元对我说:“闻立鹤疯了,他一斧头差点把我脑门砍破了,我要不戴头套就出血了。”该剧导演是王松声,他把戏的结尾做了更改,让仇虎和金子得救了。

当时,我和李咏、闻立鹤同编一个民青小组,我们经常谈论剧艺社工作。这时候,剧艺社的骨干存在两种思想,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演大戏,以掩护红色;一部分人认为应该配合学生运动,自己创作剧本、演小戏,虽然水平不高,但能结合当前形势。我们还常谈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其实这些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已经有了答案,可惜那时候我们没有看到。

《原野》演出后,清华剧艺社再次招收新社员,张其锟、陈天戈、王启明、唐道周等参加了进来。

1948年初,王松声交来他的新作两幕剧《控诉》,是影射当时失踪的某大学教授,大家看后感到很好。决定由我导演,演员有裴毓荪、李咏等。李咏在剧中扮演生物学教授周桐。周桐从监狱中出来,因生活所迫,要把家里的显微镜拿出变卖。在演出时,当李咏要把显微镜放进木盒中时,却怎么也放不进去,引起台下哄堂大笑。该剧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艰难生活和特务的罪行,演出效果不错。

1948年上半年,清华学运高涨,被喻为“解放区”。组织上号召把宣传工作做到周围农村去。剧艺社排练了一些小戏,如改编了《放下你的鞭子》,由我演老汉,王启明演姑娘,年轻工人好像是由张潜生演的。到农村演出时还有民舞社杨春耀的歌舞《朱大嫂送鸡蛋》。演出刚结束,就传来西苑青年军出动要抓捕学生,我们在学生纠察队的保护下返回清华园。我和王启明还排演过王松声的《凯旋》,但没有演出。

1948年暑假前夕,为毕业班公演。我写了两幕剧《路》,演员有刘雅贞、张其锟、陆载厚和傅??等。该剧号召毕业学生到解放区去,演出效果较好。但该剧在批评进步学生的缺点时有失偏颇,引起刘雅贞事后的非议。

1948年暑假,我到天津准备搭船回南京家中,后因船班脱期作罢。返回北平后,得知几天前北平学生为声援东北进关同学举行了大游行,我没赶上。朱本仁举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在沙滩民主广场,特务军警包围了大门,不准游行队伍出去,朱振臂高呼“同学们!冲啊!”学生队伍拥上了大街,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我回到清华,发现同宿舍的朱本仁不见了,后得知他按组织要求,转移了(解放后得悉他在汉口)。

8月中旬,地下党用未署名的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国民党法庭将审讯两批清华进步学生的消息,并附带公布了要传讯的名单,即所谓的“黑名单”,其中好几个都是清华剧艺社成员,如朱本仁、裴毓荪等。那时正值暑假期间,学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和一些进步同学纷纷离校,南下北上,我一时和组织上联系不上,就和剧艺社几位负责同学商量,把“黑名单”上的三名留在学校的剧艺社成员李咏、张家炽、傅?藏在清华大礼堂舞台下的地下室。818日,组织上和我联系上了,经了解,认为大礼堂不安全,让把李咏和张家炽转移到王松声家中躲避。解放后得知,王松声当时已是地下党员。傅则经进步教授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介绍,躲在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家。819日,国民党军警冲进清华园内大肆搜捕进步学生,拿着“黑名单”核对学生证。当日,罗伯特·温德教授把傅藏在他卧室的一个大衣柜中并上了锁,特务要开柜检查,温德谎说钥匙丢了,这才躲过了军警特务的搜捕。第二天,820日上午,曾在同一团契的王珉代表组织上通知我,认为清华园不安全,已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很可能再次进入搜捕进步学生,让我当天半夜护送傅和另一位上了“黑名单”的进步同学去解放区,交待了我与该同学的会面时间、地点,告诉我去解放区的路线和联络方式,并给了我几块银元作旅费。

820日午夜,我和傅离开温德家,来到指定地点,只见外文系的严宝瑜和北大中文系的刘晶雯陪着一人前来,定睛一看,是上了“黑名单”的进步同学林方其。他前一阵在校内做过公开的时事报告,可能因之暴露。我们一起走到清华园边一处塌墙地方,我们三人踩着严宝瑜的肩,翻墙出了清华园。靠着月光,朝着德胜门方向,穿过层层的高梁田走进城,是时正值暑期,不一会儿衣服就被露水湿透了。清晨时分,终于走出高梁地,稍整行装,准备进城时,不料被早已埋伏在地里的国民党特务堵住,随即押送到德胜门的看守所。特务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我并没有上“黑名单”,林方其和傅均用的假名,黑名单上也没有。即或如此,呆到下午特务仍把我们三人押送进城,到东华门附近的北平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押送中,途经骑河楼,正遇见骑自行车的孙同丰。他是按地下党指示,进城来打听我们消息的。我忙给他做手势,表明我们已被捕,叫他不要跟我们。孙没有理会,仍然尾随不放。直到警备司令部门口被特务发觉,检查他的学生证,黑名单上没有,问他为何跟我们,他急中生智说:徐应潮借我钱不还,特务才把他放了。

记得在学校时,大约8月初的一天,我在南开中学时的级任老师王刚,他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中共地下党员),专程从城里来到清华园看我和傅。闲谈中,他对我们说:听说国民党正在扩大监狱,这是准备用来关押进步人士的,有朝一日,我们有可能被捕。如果被捕,一定要沉着,不需要硬拼时,不要硬拼,把自己打扮成粉红色,迷惑敌人,掩护同志,保守秘密。

我被捕后,当即想起王刚老师的教导,极力把自己打扮成花花公子,嘴里哼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在伪警备司令部,我们被关押在一间大厅中,同屋有很多先期被捕的学生。傅见到这么多同学,很兴奋,低声说道:让我们来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

在关押大厅里,我们见到了先一天被捕的李咏和张家炽。原来他们和我们走的同一条路线,清晨在茶馆休息,因满身露水,引起特务怀疑而被捕。于是我们剧艺社四人在一起统一了口供,把清华剧艺社的事,都推到万文伟(已去解放区)身上。剧艺社曾演出过讽刺蒋家王朝的活报剧《金銮宝殿》,估计对方一定会问剧作者是谁,我们就说是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凑的,没有剧作者,以掩护真正的剧作者孙同丰同学。

在警备司令部那间大厅里,我还遇见朝阳学院的一位胖子。他自称姓韦,得知我喜欢话剧后,忙说:我就是喜欢话剧,现在没有好剧本,王松声的《凯旋》还可以,我就因演了《凯旋》而被捕。他们说我是共产党,这简直荒唐。我父母都在香港,家里是商人,怎么可能出共产党。被关的两位中学生见到我后,其中一位向我叙述他们在大街上被检查学生证而无端被捕的情况,另一位则连声叹息直说“没法子”,一面不断向地上吐口水。一位学法律的外校同学得知我情况后,忙说:没事,两天内一定放你,最近政府刚公布了法律,警察抓人没有证据的只能关押48小时。结果警备司令部关押了我四五天后,才开抬提审我和傅。原来,他们曾把我们的证件拿到清华特务中间去查问,审讯我时,伪法官正在看特务写的有关我们的情况介绍,不料让我偷看到了。特务们说了我演过《金銮宝殿》里的蒋介石,在台上大骂特务,傅参加了清华“大家唱”,名满清华园等等。这下我心里有底了,知道特务所知并不多。在回答法官的提问时,我说:我是南开校友剧团——沙坪剧艺社的成员,《金銮宝殿》是清华剧艺社万文伟要我去客串的,剧本没有剧作者,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的,我演蒋介石,在台上只是骂贪污,没有骂别的……。伪法官拿我没法,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大约一周后,把我们几个人押送到草岚子的特种刑事法庭监狱。因那里没有女监,傅一人则被押至国民党第六监狱关押。

在特刑庭监狱中,八九个人一间牢房。头一天,林方其和我关在一起,他情绪很激动,显得心情急躁,不久和监狱看守吵了起来,随后就让他搬进单间牢房,后听说又把他转移到别处。北平解放后,我见过他一面,据说吃了一些苦头。

同屋难友中,有一位30多岁的人,他主动和我接触,自我介绍叫曹中枢,是在解放区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上司王楠田,关押在另一间牢房。曹中枢给我讲了许多解放区的情况,当时这些对我都很新鲜。他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报务员,被捕后为掩护密码、坚贞不屈的故事;还有另一位报务员,勇于和敌人斗争;还谈了在国民党的政治学习班上,王楠田和敌人针锋相对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这些都给我很大鼓舞,坚定了我和敌人斗争的信心。一天,曹中枢笑嘻嘻地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你在法庭上的表现不错,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有一次,关在隔壁牢房的张家炽,通过墙壁上的窟窿告诉我:“我们屋里来了一位刚从东北来的难友,他说草头将军(即蒋介石)的日子不长了。”

在狱中时,罗明锟、沈恒泽等曾来探监,带来同学们的关怀和温暖,我在托他们带回的脏衣服中,夹带一封给母亲(组织)的报平安信。

在特刑庭关押的两个月中,大约提审过我四五次。我始终坚持第一次审讯时的口供。几次审讯下来,没有什么新内容,伪法官拿我没法,加上学校地下党的营救,最后以“证据不足,保外候审”,由学校出面,保释出来。回清华后,得知傅在狱中生病,已在一个月前由王刚托地下党联络点负责人保外就医了,那时她住清华校医室。

我出狱前,曹中枢得知我将保释出去,曾托我出去后,给前门附近胡同一户人家送四个盐疙瘩,要三个大的,一个小的。我猜想这是暗号,是党的秘密,不能多问,出狱后立即照办了。

北平解放后,我从报上看到天津军管会的外贸单位负责人中,有王楠田和曹中枢的名字。我当即去天津看望了曹中枢。他告诉我:解放前夕,特刑庭关押的中共党员都已组织起来,我们同一牢房中有好几个党员。听到炮声后,狱中地下党支部派人对各个伪警卫说:你们听到炮声了吗?八路迟早要进城的,你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把枪交给我们,自己走人就行了。伪警卫们都一一答应了。过不了几天,消息传来,说是让大家放心,因为监狱的伪警卫队长已经换成我们自己的人了。

事后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深深感到北平的特刑庭监狱之所以没有成为重庆的白公馆,确实应该感激当时地下党城工部的工作。

50多年过去了,1948年我被捕时才20岁,政治上十分幼稚。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群众审查我被捕这段经历时,我写道:没有投敌自首,没有暴露身份和出卖党的秘密。这些全都应该归功于党的教导。

1948年暑假后,清华开学。学生自治会为避免暴露有生力量,号召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活动,各个社团尽量避免单独活动。清华剧艺社的同学们在迎新晚会上,演出了刘镇藻编写的短剧《爬起来,再前进》,以表示对被捕同学的怀念,并选张其锟负责剧艺社。张其锟积极想法营救被捕社员。10月,我在特刑庭关押两个月后回到清华,地下党让我停止在剧艺社活动。

1948年底,清华解放,我又回到剧艺社。正好华北文工团进驻清华大学,陈嘉平、砥呖分别到清华剧艺社来帮忙。当时剧艺社苦于没有剧本,陈嘉平针对国民党轰炸清华园的罪行,写了个剧本,在校内演出,收效很好,我和张其锟等人到石景山钢铁厂去采访,见到记者高梁,他向我们介绍了孤胆英雄利用电话命令敌人投降的故事,还遇到先期去解放区的清华教授孟庆基,可惜由于我们水平不够,没能写出剧本。回校后,我参加了砥呖导演的《两个大兵》,演员还有陈天戈、王启明等。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清华剧艺社和“大家唱”歌咏队、民舞社联合组成宣传队,住在东单汇文中学。每天晚上大幕拉开,“大家唱”的同学站满一台,齐声高唱“国民党啊一团糟,一团糟,地痞流氓那个狗强盗,贪官污吏到处有啊到处有,特务警察那个赛牛毛,国民党啊一团糟……”,顿时把全场镇住。这个歌过去在蒋管区不让唱,因此十分吸引人。接着,剧艺社演出了《两个大兵》。压轴戏是民舞社的《年关》,一位扮演保长的演员上台就唱:“……保长、保长,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当官的欺负我,我欺负那个老百姓……”这种又歌又舞的形式过去没见过,效果很好。在演出期间,传来了描述东北流浪学生的独幕剧《月光下》,我看后感到很好,就组织商令杰等进行了排演,后未能演出。

19493月,我和傅到沈阳东北军工部参加工作,从此离开了清华剧艺社。

1980年,“一二·一”学生运动35周年,清华、北大的老文艺工作者准备演出。“大家唱”又重新组织起来,并扩大队伍。根据国家教委何东昌建议,取名老同学合唱团,唱学生时代的歌曲。清华、北大剧艺社的同志们让我写个剧本,也想参加演出。我针对1947年“六二”(反内战日)前后的清华情况和剧艺社排演《金銮宝殿》的经过,创作了一个剧本《开锣前后》,获得大家通过,但是没有演出。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都五六十岁的人了,没法演十几、二十岁的青年小伙子,只好作罢。

(往事如烟,时浓时淡。有些事情,已经淡忘。还有一些,事后听讲,遗漏失真,理所当然。阅后指出,多多益善。如蒙来函,请寄北京100101,安慧里33503。或打电话01064916771。不胜感激,谢谢帮忙。——徐应潮 上)

200127

①本文由作者(1950机械,原清华剧艺社成员)患脑溢血后回忆并电脑打字成稿,作者夫人傅(1950外文,原“大家唱”及清华剧艺社成员)协助。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