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英若诚侧影

2009-06-18 |

文洁若*(1950)

英若诚走了。当上海《新闻午报》的一位女记者在20031227日清早打长途电话来告诉我这个噩耗并对我进行采访时,我没有怎么感到意外,因为我最后见到他那次的印象,太深刻了。

那是2002912日上午,我作为《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的中译者去参观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池田大作诗歌书法摄影展。我正和创价学会副会长三津木俊幸交谈的当儿,只见一位老人在一个中年妇女搀扶下走进展厅。我觉得像是英若诚,然而只是“神似”,却谈不上“形似”。简言之,整个的人已经“脱了形”。他用墨笔签名的时候,我凑过去看。写的是“英若诚”三个字,这才敢跟他打招呼。

池田大作是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世界和平活动家和宗教活动家。此次的展览办得很成功。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们把这位“桂冠诗人”的一首首诗抄录下来,笔走龙蛇,不少观众还只当池田大作是直接用中文写的呢。一流的画家们结合着诗的内容配以国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日方十分满意,准备将来运到日本去,在各地巡回展览。

英若诚正欣赏一幅幅字画的时候,我问了他一声:

“你怎么这样啦?”

“我怎样啦?”

“变得这么老态……”我把“龙钟”二字咽回去。

“你也不再是二八……”他也只回敬了我半句。

这当儿,三津木副会长走过来了。发现我们认识,他有点儿吃惊。我直接用日语告诉他,我们是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同窗,英若诚在班上,英文最好。旁边的女译员、日籍华人丸山静小姐译给英若诚听。

“不常见面吧?”三津木问。

“平时各忙各的,偶尔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不期而遇。”我说。

三津木作为创价学会副会长多次访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短不了要接待他。那天也抱病而来。

我们家和英家的缘分,始于1938年。那一年的秋季,我大姐文馥若考进了辅仁大学女校西语系。30年代初,萧乾就读于辅仁大学英文系的时候,该校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掌管。几年后,因纪律松弛,改由德国天主教圣神会接管。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是西语系主任兼辅仁大学以及附中的教务长。英千里的大女儿英孟昭跟我大姐同班。我记得家里的照相本上曾贴着一张英孟昭的四寸玉照:一个戴眼镜的娴雅少女,以一簇簇盛开的蔷薇花为背景嫣然而笑。那年头还没有彩照,是特地上了色的。可惜随着大批老照片毁于“文革”浩劫。

刚念完三年级,英孟昭就因病住进了协和医院。无独有偶,我三姐文常韦因患足疾,在东单三条东口的日本同仁医院动了手术,我当时在圣心学校就读,该校座落在同一条胡同的西口,除了上课的几个小时,日夜护理姐姐。幸而不久就放了暑假。每逢探视的日子,我大姐先到协和去探望英孟昭,接着就来看我三姐。英孟昭终于不治,过早地撒手尘寰。

我大姐一趟趟地上门去安慰英师母。毕业后,她接着念了两年研究院,在1947年赴美前,一直和英师母有联系。如果两个家庭各有众多兄弟姐妹,并且又在同一个系统的学校读书,就会彼此认识。我的三姐、四姐、我和大弟弟,都是辅仁附中毕业的,我入了清华,他们三人步大姐的后尘,统统进了辅大西语系。

1946年考上清华后,第一次见面我就跟英若诚说:“我大姐说,她到你家去看望英师母,只见你追在你妈妈屁股后面要钱。”他反驳:“我们家,哥儿五个呢,那不一定是我。”

“不过,你是最调皮的一个。”

儿子在辅仁附中调皮捣蛋,英千里先生作为教务长万般无奈,只得把英若诚送到天津一家天主教神父办的住宿学校去严加管教。被清华录取时,他的程度已远远超出了同学的水平,所以经常旷课。

我估计,在系主任陈福田和美国教授温德家里频频举行的“英语会话活动”,是英若诚一手促成的。平素在课堂里不见他的踪影,这种晚会,他必然参加。温德喜欢分析局势,曾出示一本新近寄到的史迪威著作,还念几段给大家听,史迪威将军给宋美龄起了个外号叫“白雪公主”,蒋介石则是“花生米”。陈福田只讲英语,从来没听他讲过中国话。他夫人的娘家是檀香山的巨商。他们的独生子就读于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每天乘小轿车往返。陈家住在静斋(女生宿舍)对面树林里的一栋别致的小楼里。194812月上旬,我和几个同学一道去看望他。只见他神色惶然,连门都没让我们进。后来才知道,那天他正紧张地打点行李。他们一家三口人,带着十几口箱子,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了大陆。

英若诚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1947年秋,我大姐辞去工作,赴美深造。父亲早就回老家贵阳了。于是我三天两头儿地往教生物的李继侗教授家跑,升二年级后,争取到了“全公费”,从此不必向家里要钱了。一来二去的,跟李教授的大女儿交上了朋友。她知道我每个周末进城,主要是为了进天主教堂望弥撒,就告诉我,下星期日早晨八点,她可以请清河的一位神父到她家里做弥撒。我按她指定的时间去了。果然,真在她家的堂屋搭起了一座祭台,请来了一位中国神父。更惊人的是,担任助祭的竟是英若诚!我还领了圣体。当然,还是仅有的一次。记下此事是想说明英若诚受西方文化浸染之深。他的中文功底靠的是家学以及本人的聪明和努力。

二年级的时候,还办过壁报。女同学毛士英来通知我,说我被选为编委之一,是英若诚推荐的。他的理由是:“文洁若精通五国语言。”其实,我只比别人多会一种:日语。可能是我四姐檀新的事,传到他耳里了。英千里先生教过我大姐、三姐和四姐(连萧乾都曾受教于英千里先生,不过,他也属于那种经常旷课的学生)。四姐既弹钢琴又作曲,没看见她怎么用功,却把英法德日以及拉丁文都掌握了,还年年得奖学金。她曾跟我说过:“我能够一目十行。”由于挨肩儿的姐姐天赋这么高,我从小儿认为自己笨。笨鸟就得先飞,几十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我的勤奋,也感染了萧乾。倘若他上半生更勤奋一些,本来可以为读者多留些东西。赴美留学的四姐年仅二十三岁时驾鹤西去后,美国大夫下的结论是:“她像是一支两头儿点的蜡烛,过早地把自己燃尽了。”看来,笨人也有笨人的福——长寿。

我不记得吴世良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时转学到清华来的了。她和英若诚都喜欢演戏,他们二人在学校时就热恋了。有一次,宿舍晚上十点熄灯后,我到楼下传达室去看书,那里的灯是彻夜点着的。半夜里,忽然传来敲门声,我跑去打开门,只见吴世良和英若诚站在那儿。吴在皮大衣外面背着一杆长枪,她扮演的是《第四十一》里的女兵这个角色,排练结束后,英若诚送她回宿舍。我当时想,倘非我碰巧在传达室看书,这么大冷天的,他们呆在外面可真够呛。

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1954年夏,萧乾拿到两张人艺的戏票,我陪母亲到首都剧场去看。开幕前,英若诚走过来说:

“你和萧乾结婚啦?”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是张奇告诉我的。”

我和张奇都是由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过好几年,他是英家的常客。可惜张奇没赶上好日子,六十年代中叶就英年早逝。

萧乾被打入另册的二十二载,我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岁月。改革开放后,吴世良的表姐应锦襄(厦门大学教授)频频光临舍下。萧乾在上海复旦任教期间(19461948),与应锦襄的父亲应教授是同事,并教过应锦襄的姐姐。当时应锦襄还在念中学,对往事记忆犹新。她搞比较文学,发表过不少这方面颇有见解的文章。从她嘴里我才知道,英若诚、吴世良伉俪在文革期间曾双双失去自由。

1983年初秋,我在美国见到了阔别三十六载的大姐馥若。她听说英师母尚健在,就写了封信,托我捎给老人家。是应锦襄带我到英家那座落在人艺附近一条胡同里的小小院落的。英师母身体硬朗。那天我还见到了尚在北京大学读心理学系的英达。

19871月,萧乾应邀赴厦门大学讲学。应锦襄和她丈夫芮鹤九教授请我们到他们府上去吃晚饭。席间,我们想尽办法安慰刚从北京抵达厦门的应老太太。原来吴世良不久以前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应锦襄怕姑妈过于哀伤,遂接她来小住。过了若干日子,英家曾表示现在有条件接老人家回去了,然而这位姑妈由于年迈,不良于行,终老厦门。

1990331日,加拿大驻华大使在使馆举行招待会,祝贺萧乾所译《里柯克幽默小品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出席招待会,与加拿大大使埃尔·奥拉克亲切交谈,并与大使和大使夫人,以及萧乾和我,合影留念。那些年参加外事活动,经常可以看到钱钟书、杨绛伉俪,赵罗蕤、王佐良等教授。杨绛先生仍健在,其他几位,均未能进入新世纪。

关于英若诚,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是他的拳拳爱国心。有一次,他说,最近因演出的关系要去日本(可能是演老舍的《茶馆》),然而他一点儿也不想去。北平沦陷后,他父亲英千里先生给日本宪兵队抓去,被严刑拷打留下的血衣,几十年来一直保存在家中。另一方面,对他夫人和他自己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毫无怨言。

斯人已去。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导演、翻译家身上,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让我们学习他的爱国至情,他那种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吧。

2004110

* 作者为著名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