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彦（1945 历史）

按：惊悉敬爱的裴毓荪学长已于2009年6月15日去世，深感悲痛！今刊登裴毓荪学长爱人张彦学长的纪念文章，让我们共同怀念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学长。

裴毓荪,1925年出生，河南光山县人。1942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联大复员北上，1947年又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西南联大和解放战争时期，她活跃在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第一线，作为进步组织“剧艺社”的骨干，她曾花了3天3夜赶排出了话剧《潘琰传》，在剧中饰演潘琰。

解放后，裴毓荪学长曾担任《好孩子》杂志主编，中国少年报总编室主任，北京56中校长。1979年任北京教育杂志社总编辑。1985年离休后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之友》杂志社社长等职。

裴毓荪学长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多年来关心母校发展，关心学生的成长；她热心校友会工作，曾担任清华校友总会理事。

2009，6月15日中午，小裴因肾衰竭不治走了，走得平静而安祥。但是，她却走得如此仓促，出乎所有人的意外，谁都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在感情上实在接受不了。自从那一刻起，我最怕的就是电话铃响，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所有喜欢她的老朋友们。

虽然小裴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人人还是叫她“小裴”，比叫她大名“裴毓荪”的不知要多多少倍。去年纪念西南联大70周年时，《新清华》报的小青年来采访她，写的文章标题依然是“联大的小裴”。她从小热情活泼，招人喜爱。在战乱中，自幼就出来闯荡，练就了一身独立生活能力。中学就接触进步思想，上了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更成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1945年，在昆明的“一二一”运动中，她是战斗性话剧《潘琰传》的主角，影响极大。1948年，她又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报纸上公开通缉的黑名单，当时她是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大会的副主席。

我和小裴虽然都是联大同学，但由于各人活动范围不同，最初只是互有所闻而已。直到194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因为去看望患病的同学齐亮（1949年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的烈士），才与同住一个病房的我初次相识。奇怪的是，彼此都留下了相见恨晚的好印象。但是，我知道，当时一个同学正在追她，我就没有往那方面去想过。1945年夏，我毕业后离开昆明前夕，她特意送了我一把塑料小梳子留作纪念。我对她主动向我表达感情多少有所觉察，但由于当时有着不能“夺人所好”的思想，仍然没敢有什么遐想。

日本投降以后，我回成都探亲。在这几个月中，正赶上了我和我的表妹的初恋时期，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经历爱情。恰恰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在联大的共同战友、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李明同志突然给我来了一封长信，明确地挑明了小裴对我的深情。我左右为难，无以回复。接着，我匆忙去了重庆，出任《商务日报》记者，采访正在紧张进行中的国共重庆谈判。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我不久后被调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创办的对外宣传刊物《新华周刊》工作。这时，小裴也另有任务来到了上海。这次，我们再见面时，彼此的感觉都不一样了。但是，我们都理智地保持一定距离，她还陪我一起去南京迎接来上学的我的表妹。可是，就在这趟火车上，我们俩依偎地靠在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下车时，我突然感到，自己身上本来背负着的凝重没有了，代之以起的是极度的轻松愉快，连满腔热情来与我重聚的表妹在第一时间就敏感地觉察到了这种感情上的微妙变化。随后，中国的大局改变了我们三个人的命运，小裴去北平的清华大学继续投入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表妹有幸遇上一个偶然的机会随中共代表团的飞机去了延安，我则转移到当时还是“中间地带”、仍受英国统治的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直到1949年9月回到北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三个人虽然被撕裂开了，但是三颗心必然是相互牵挂着的。

解放以后，获悉我的表妹已在解放区喜结良缘，我也就放心了。小裴本来在哈尔滨办《好孩子》杂志，现在却调来北京参加创办面向全中国儿童的《中国少年报》。于是，我们终于又重新相聚、相恋了。看来，这大概是天意，使有情人终成眷属。1951年11月17日，在一个简单而热情的仪式上，我们宣告结婚，至今已经58年了。2001年，我们在美国庆祝了我们的金婚，现在已经接近钻石婚了。应该说，我们俩共同精心筑成的这个家庭，是一个十分美满幸福的家庭，甚至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我们有四个孩子，正好两男两女。他们团结互助，爱国爱家，十分孝顺父母。成群的孙子辈，个个聪明可爱，有的已初露头角。

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和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谁也不能不随着它的起伏而起伏。我和小裴永远也忘不了，解放初期清廉友爱的社会新风给我们带来的愉悦和兴奋。那时，我们都感到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同样，我们也躲不开那一个个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它带来的灾难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同时也证实，我们的家庭是经得起考验的，是颠簸不破的。首先在不幸的1957遭难的是我，于是护卫家庭的重责落到了小裴的肩上，而且我是21年以后才得以平反翻身的。因为我的关系，她也受到了相当的牵连，特别是文革期间她所从事的教育界更成了重灾区。回顾那些痛苦艰难的岁月，在我们家，真正起了顶梁柱作用的是小裴。她不仅从容不迫地应对着来自各方的冲击，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安排着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让他们都能远离各种歪风邪气的传染，使他们都能健康地成长。对孩子的教育，不能不承认，她所发挥的作用远超过我。孩子们能有今天，应该首先感激的是他们的妈妈。

我们之间的深厚感情，来源于我们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善以待人的人生哲学。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在政治上彼此都是绝对信任的，不会为任何诬陷造谣所欺骗。在任何逆境中，我们都能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突破困难，继续前进。这就构成了我们家庭幸福的基石。

小裴生来就是外向型的，喜欢唱歌演戏，胆子大。她性格活泼，关心别人，以助人为乐。所以，她的朋友特别多，而且不管大事小事，都喜欢来找她。近年来，大家都老化了，我们家无形中成了一个大家喜欢来的“老年俱乐部”。无论是“剧艺社”的，还是“清华情”的，都喜欢来我们家聚会。十来个老头老太济济一堂，有说有笑，多么开心！一方面，这固然是大家照顾小裴外出不方便，但也显示小裴是个能够吸引人的中心人物。在许多人眼里，不管年岁大小，她就是“我们的小裴”。所以，小裴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我们大家。

小裴还特别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为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她在昆明一个云南军事将领的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仅与他的女儿孔令珍结成了最亲密的师生关系，而且在她的安全受到威胁时竟然能让这个将领主动用他自己的车送她去机场，坐军用飞机离开昆明。可见，她的统战工作已经做到什么水准了。解放以后的50年代，孔令珍成了篮球健将，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来北京后，在打听到她的裴老师去了北海公园以后，她居然在公园大门口执著地守候整整半天，直到师生俩拥抱在一起。不久前，孔令珍听说裴老师病了，连忙赶在她出国前夕来看望老师，又一次回忆起他们感人的师生情故事。如今，我还没有勇气告诉她裴老师目前的真实情况，我怕她接受不了这样的噩耗。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俩经常去美国探亲访友，特别是去孩子家帮忙带新生的婴儿。她常常骄傲地对人说，我们所有在海外子女生育的六个孙儿孙女，她都亲自去待过。这是她作为奶奶或者姥姥的骄傲，也是她的享受。我们还同时在匹茨堡大学约翰城分校教过一年半书，我教中国当代历史，她教汉语。我们还一起参加过许多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活动，每到一处，她都特别招人喜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俩交上了一大批美国朋友，无形中加强了彼此的沟通，促进了人民之间的友谊。我有意识地避免将小裴这次的噩耗传到海外，不知为什么仍然不胫而走。如雪片般飞来的唁电唁函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英文的。外国朋友们都十分怀念她。

2008年12月13日，张彦（右）、裴毓荪夫妇在纪念清华园解放60周年大会上

我在下笔写这篇纪念文章的时候，心情可想而知是十分沉重的。但是，我同时又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看到，有那么多人在真诚地深深怀念着小裴，为她祝福。可见，她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多么重的份量。她的老朋友们大都七老八十了，除了个别人，我都没有敢通知，怕悲痛会影响他们的健康。但是，少年报那一帮老战友，不知偶然从哪儿听说了，电话就不停地朝我涌来。有的，还没有开口，就先哭不成声，使我也忍不住掉着眼泪听电话。他们讲的都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说明当年小裴怎样无微不至在思想上、生活上关心他们的成长。在他们心目中，她才真正是他们报纸上天天宣传的“知心姐姐”，永远也忘不了。她怎么能走呢！还走得那么突然！我相信，听到这些肺腑之言，小裴一定会以会心的微笑来回应他们的思念。因为，她看到，自己这一生没有白过，她的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俩早已有约在先，如果一个先走了，就把骨灰盒保存起来。等另一个走的时候，再合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我们父母墓地旁边那一小方块土地里，永远陪伴着两位老人家。我们不准备将自己挂在革命公墓的墙上。我亲爱的小裴，你安息地等着我吧。我将不辜负你的期望，依照你一再的叮嘱，一定好好地、健康地活下去，争取能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更多贡献，让我们的儿孙们成长得更加快乐和辉煌，然后再去向你报功。

亲爱的小裴，我相信，此时此刻，你一定像往常一样，正举起放大镜，认认真真地读着我为想你而写的这篇通函式的文章。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2009年6月30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