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征镒:深切缅怀我的引路人吴晗先生

2009-09-10 |

吴征镒(1937生物)

19371213,南京沦陷。在长沙,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请准教育部的批准,实行迁滇之计。19381215,我参加约有二百余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步行至昆明。“湘黔滇旅行团”采取军事化管理,分两个大队三个中队,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委派黄师岳中将为团长,同行的教师有11人(著解:即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希渊、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子坚、吴征镒。),大约行程二千六百里,于1938428抵达昆明,此日正是清华的校庆日,喜上加喜。在六十多天的行程中,我与闻一多先生相识甚稔,而与吴晗的相识则是另外一条线。在西南联大时,由于我的同级好友胡光世、黄新民的关系,特别是黄新民的夫人关蕴华与吴晗夫人袁震关系甚密,关和袁都有延安的关系,通过他们,我才得认识吴晗先生。

认识吴晗先生后,经他的介绍,我参加了由潘光旦、闻一多和吴晗发起的“十一学会”(注解:“十一学会”的“十一”是“士”的拆字,取“士大夫坐而论政”的意思。),同时参加的有何炳棣、丁则良、王乃梁、翁同文、王瑶、季镇怀等。在“十一学会”里,大家高谈阔论,各抒己见,显露出这一阶层思想的分化,不久有的到美国去了,有的思想趋于“右倾”,大家各奔东西,“十一学会”未能坚持多久,就解散了。由于我在昆明大普吉参加助教层的读书会,思想在不断地“左倾”,参加读书会的积极性也很高。1944年,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在昆明组织民主同盟支部(注解:当时民主同盟总部设在重庆,昆明建支部。),民主同盟多在教授层里活动,不定期地在北门街唐家花园举行的时事讨论会,我因已是讲师,有教员身份,故而也得侧身其间。经常参加民主同盟时事讨论会的人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费孝通、楚图南、尚钺、冯素陶、周新民、李文宜等,当时党中央派来与云南省主席龙云联系的华光同志也参加时事讨论会,民主同盟总部的潘大逵来昆明,有时也参加。周新民、李文宜夫妇其实也是中共党员,只是像华光同志一样,身份未公开,大多数人不知道而已。

1945年,经过闻一多、吴晗的介绍,我正式加入民主同盟。吴晗是我思想和行动加入革命行列的引路人。同年,抗日战争在英、美、苏的参加下,胜利在望,这年的“五四”青年节,学生社团组织纪念演讲活动,我出面请来闻一多和曾昭棆二位教授演讲“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在联大讲师、教员、助教阶层中,开展民主运动。当时政府政治腐败、通货膨胀、物价飞升。由闻一多先生作导师的新诗社和剧艺社两个社团,组织了朗诵会和进步剧目演出的活动,朗诵政治讽刺诗,演出《阿Q正传》、《风雪夜归人》、《朱门怨》等,我也参与其中,黄 海、何孝达、沈叔平、沈季平、光未然(即张光年)、李广田、冯至、李何林、曹靖华、郭良夫、王瑶、杜琇等都参加活动。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运动的施压,“一二·一”运动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高潮是四烈士的大出丧,抬棺游行,实向反动统治阶级示威。

19465月,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师范学院暂留昆明,迁入原联大北区旧址,接着是西南联大立碑,由冯友兰撰文,罗庸书碑,闻一多书丹,碑立联大北墙,四烈士墓左侧。这时吴晗离开昆明到上海,后转北京。我和杨明、徐大德三人组成民盟昆明市委。在反动当局眼中,昆明的民主运动,闻一多和吴晗是主导者,无怪乎在联大师生北返,民主进步势力单薄时,在联大南大门附近的墙上,就出现“打倒闻一多夫”、“打倒吴晗诺夫”的标语。接着发生“李公朴、闻一多惨案”,留下未复员的师生为李、闻二先师先烈纷纷举行追悼会,我和张澜庆、郑尧等参加。我用古体诗五言律诗五章哭挽先师(注解:1946720,“哭浠水闻一多师五章”,载于“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由《清华周刊》编印。全文如下:内美重修能,分明剧爱憎。胸怀三伏炭,节操一壶冰。白壁何由玷?苍鹰不避。惊心尸谏地,忙煞几青蝇?九死犹未悔,先生小屈原。彼伧施鬼蜮,我血荐轩辕。得路由先导,危身以正言。大江流众口,浩荡出荆门。清时期北归,往事记西征。南国空魂魄,中原有斗争。多艰民主业,修远和平程。凶器销当净,哀黎死是生。主义虚兼爱,人身失自由。千夫杂醉醒,一世际沉浮。宁碎常山舌,甘为孺子牛。民生荃不察,天地哭声稠。暗夜风雷迅,前军落大星。轻生凭胆赤,赴死见年青。大法无纲纪,元凶孰典刑?边城皆带甲,薤露上青冥。),藉以抒发胸中积郁积愤。

19468月,我和几位同事辗转复员到了北平,参与发起组织“讲教助(即讲师、教员、助教)和职员联合会”。我和陈鼎文、关世雄任民盟北平市委成员,与孟少农、于陆霖夫妇及钱伟长经常出入吴晗家中。19471027,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受到取缔,从此民盟转入地下。记得就在民盟转入地下的当天,吴晗派我到辟才胡同民盟机关取一台收音机,这是军调部撤离时,徐冰留下给民盟的。我去取时,民盟支部正在撤退,当我取走收音机回校途中,辟才胡同民盟机关被包围搜捕,杨须知幸得越墙逃脱。这部收音机取出来后,先送吴晗家里,在他进入解放区前由他交给南系党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袁泰、初原夫妇保管使用,他们和许京骐、方晔夫妇秘密记录邯郸新华社电台广播,复写后分送教职员和学生支部传阅,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群众的作用。民盟被打入地下后,为了掩护和撤退师生,吴晗作了很多工作。1948年,“八·一九”大搜捕前,吴晗去了解放区。稍后,我因暴露,组织上让我转入解放区,进入解放区的路线也是民盟人士转移进入解放区的路线。

解放后,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我在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49年末调入中国科学院,我们各忙其所忙,相见的机会不多,但各自都知道所在单位。19514月的一个星期天,在北京文津街3号的中国科学院内,我和段金玉举行婚礼,郭沫若院长来当证婚人,吴晗当主婚人,为我们简约的婚礼带来隆重而欢乐的气氛。为了北京市植物园的建设,吴晗邀约中宣部长陆定一和我一道,分别到十三陵、圆明园和紫竹园选点。我们见面时,吴晗还是像在西南联大时一样称乎我为“吴老爷”,让我感到十分亲切,那时吴晗除叫我“吴老爷”外,称钱伟长为“钱小弟”。三地选点都未中意,后由俞德浚院士将北京植物园选定在香山南辛村和卧佛寺。

“文革”期间,吴晗深受蒙冤。此时,我在昆明也被列入批斗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在不同的地方受到同样的“文革”待遇。我和蔡希陶是老友兼同事,他与吴晗也是挚友,吴晗曾就《海瑞罢官》新作向他作了介绍,蔡希陶以率真而见奇,对《海瑞罢官》画龙点睛一笔,直说己见“罢官”是要害。因此事,蔡希陶在“文革”中,被罪加一等,受到更为不幸的遭遇。吴晗为此蒙冤,从肉体到精神惨遭摧残,连其爱妻袁震和爱女吴小彦也未幸免。所幸,1979年,拨乱反正,中共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为吴晗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这是人心所向,民心所愿的事。

今天在纪念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和逝世40周年时,我们深切缅怀革命先辈先烈的丰功伟绩,他们为国家的新生奠下了基石,丰碑永存。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我们的国家进入复兴昌盛的大好时期,可向生死因缘一门忠烈的吴晗一家告慰:一生为之奋斗和建设的新中国,将如实展现在世界之林。

20098月于昆明

转自 中国科学院网 2009年8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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