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殿奎（1964精仪）

马约翰口号

我们刚入校不久，马约翰教授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我们都很赞成，以马约翰教授为榜样，积极锻炼身体，努力学习科学，准备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当时，国家体委正在推广普及“劳动卫国体育制度”和“等级运动员制度” ，我很快通过了“劳卫制”一级和二级，我还通过比赛而获得了羽毛球三级运动员证书和证章，这些证书和证章一直保存至今。那时，没有班主任，没有谁“管”我们，没有人考勤，没有人组织，但我们都很自觉、都有自制力，按照课程表去上课，课余找地方复习，生活很有规律，每到下午四点开始课外锻炼。我和几个同学经常长跑，而且，每周一次从学校跑到颐和园青龙桥，再跑回学校来。自然，退休之前，仅仅工作了三十多年，但是，退休以后，我还在为祖国健康地工作着。

同窗友爱情

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学校设法减轻学生负担，并要求同学多休息。可是我舍不得虚度光阴，可能是用功过度，加上营养不足，我患上了肝炎。那年暑假，我在校医院住了一个半月。开学上六年级了，这是最后一年，专业课程加上毕业设计无疑是很重的。如果肝炎累犯了，不但最后这一年坚持不下来，而且复发后的肝炎更不好治，因此，医生护士、老师同学都劝我休学，但是我没有接受劝告。老师和同学们对我十分关照，朱勤等同学帮我补笔记；那年冬天去上海实习，在列车上，何崇熙同学把折叠凉席给我铺在座位下地板上让我睡；在实习过程中，赵秉杰同学乐呵呵地说：“我要保护元帅！”像个护卫总是跟在我身边照顾我。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和爱护下，我坚持正常学习到毕业。

师生感情深

六年大学生活，和一些老师结下了深厚情谊。前四年，没有班主任，到了大五大六，学习专业的时候，专业教研室给我们安排了一位班主任殷纯永先生。这位班主任比我们早毕业几年，年龄跟我们差不多，人又特别开朗随和，跟我们在一起很谈得来。他给我们讲“像差理论” ，可以看得出，准备得很充分，一丝不苟，讲得条理清晰，清楚明白。还有讲“光学装校”的徐端颐先生，讲“光学仪器”的李达文先生、戚康男先生，专业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杜玲（女）先生，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上海光学仪器厂实习时，戚康男先生知道我患肝炎刚刚康复，对我特别关心和照顾。在毕业分配时，我填报志愿时填的是国防科委，杜玲先生特意前来问我身体能否适应，她知道我的对象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告诉我北京需要十名本专业毕业生，可以照顾我留北京市。多年来，我们师生始终保持着联系。我退休后，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这家企业是制造大地测量仪器的。我和我的殷纯永先生联系，和这家企业合作。由殷纯永和王东生两位老师为这家企业研制开发了先进的新产品激光水准仪。

心中的“偶像”

当代青少年，对一些“歌星”“影星”十分崇拜，把他们的画像贴在墙上，如果能有机会观看歌星和影星的演出，甭提那种兴奋劲儿了。我在青少年时代，心中也有“偶像”。我从青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所以十分崇拜作家，对中外著名作家的事迹、作品甚至照片、签名都尽心尽力地搜集。我之所以考清华大学而不考北京大学，学工科而不学文科，是因为心中记着老一辈作家的一句话：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学工科，到工矿企业工作，以便有创作的“源泉” 。考入清华大学以后，我被清华文艺社和清华文工团录取，参加文艺社和文工团的各项活动，在文艺方面得到了锻炼，还有机会见到了心目中所崇敬的“偶像”。当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在青少年中正火，我们到香山拜访正在那里将《青春之歌》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杨沫。那个时候《半夜鸡叫》是青少年非常熟悉的作品，有一次，我们还将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高玉宝请到清华来座谈。

业余在北院

在北院有一片简易平房，我们称呼它们为北教室。这里是清华文工团的活动场所。每到周末的晚上，这里的歌声、琴声此伏彼起，非常热闹。那时，清华文工团有八九百人，军乐队、民乐队、合唱队、舞蹈队、京剧队、话剧队，应有尽有。我是话剧队的一员，每到周末的晚上，就到那里去参加活动。当时，我们排练话剧《在烈火中永生》，我在剧中扮演一个配角。演革命人，学革命人，革命先辈那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豪迈气概鼓舞着我们，他们的充满革命豪情的诗句至今记忆犹新，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的英雄形象至今犹在眼前。清华文工团很活跃，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清华文工团还请来了电影《青春之歌》的编导和演员，在阶梯教室为文工团作报告。我们满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听取《青春之歌》的编导和演员的演讲，那不仅仅是对影星的崇敬，更是对革命先驱的敬仰，他（她）们的革命精神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享受助学金

我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工龄短，工资低，勉强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每月还要拿出四分之一来供我上大学，很紧张。那一年，我父亲得了肝炎，病休在家，生活就更困难了。我接到家信以后心里很难过，所以情绪不高，整天闷闷不乐。不知道班长姚关兴怎么了解到我的情况，为我申请了助学金，每月8元。那时候，学校食堂的伙食标准，每人每月伙食费是12元5角，所以这笔助学金已经是不少了。拿到助学金时，那种心情是无法言喻的。两个月之后，我父亲康复了。虽然按家庭人均收入标准，我仍然可以享受助学金，但我觉得国家培养我上大学，另外还拿国家的钱挺不好意思的，就找到班长，提出把助学金退掉了。

弹琴音乐室

清华有一座音乐室，那时在校园的西北角，是我最喜爱的去处之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家里很穷，没有钱买乐器。同院住着一个王三姐，她家的豆油灯下有个小铁罐，我把铁罐要来，找人要了一块鱼皮蒙上，又用铅笔刀将木棍削成一个立柱，并装上两个调节手柄，用一根粗一根细的两根铁丝做弦，自制了一把胡琴。还有一次，妈妈带我到叔叔家去串门，门口有一个老头摆地摊，摊上摆放着一支箫，一问，只要一毛钱。于是，我就把这支箫买了下来，练习的第一首曲子是《苏武牧羊》。现在好了，音乐室里有好几台钢琴，随意来弹，所以，节假日常到这里来弹琴。音乐是一门艺术，可以提高人的音乐素养，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弹一弹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听一听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切疲劳和烦恼都烟消云散。清华音乐室给了我文明高尚的情怀！

荷花塘小憩

盛夏，来到近春园北部，坐在荷花塘畔的长椅上，眼前一片生机盎然。一个个圆圆的荷叶，像被风吹得向上翻起的雨伞，挤挤插插地奋力向上撑开着；一枝枝含苞欲放的荷蕾，粉红色的尖尖，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一朵朵绽放的荷花，像身穿粉红纱裙的少女，婷婷玉立，风姿秀逸，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看着这一片美景，我的思维随着一只蝴蝶的飞舞而展开了遐想的翅膀……倏地，我们的老校友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涌进脑海。我仿佛看见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老校友、一代先师朱自清、闻一多、王国维、陈三才、叶企孙、吴有训、陈寅恪、冯友兰……他们不仅治学严谨，而且为人清正，犹如那一塘荷花，出淤泥而不染，高尚情操建树了永久的丰碑。

绘画生物馆

我们的专业教室在生物馆。坐在生物馆北侧教室里，向窗外望去，刚好看到气象台。那八角形的气象台，在苍翠的树木簇拥下矗立在那里，夕阳的光辉给它披上紫红色的轻纱，像一位妖娆的少女从高坡上走下来。这三十年代初的建筑，看上去是如此美丽壮观，我不禁拿出画笔，画了一幅水彩画“沐浴夕阳的气象台” 。同学王泽普看了以后，感慨地题上两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 黄昏有什么不好？清华园的六年生活近“黄昏” ，大学的日子快结束了。我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走向社会，沿着宽阔的大路走向未来。不久，我们毕业了，告别了清华园，在各自的岗位上建设祖国。至今，那四十多年前的画，我还保存着，每当看见这幅画，清华园的美好景象，同学们在一起的快乐情景，犹在眼前。

作者介绍：

李殿奎，1958-1964年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学习（光学仪器专业，光4班），1964年毕业后到原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工作，参加了我国原子弹、氢弹试验，从事核爆炸的实际当量和实际爆心方位的测试工作，创造了当量和爆心方位的速报设备和方法，设计了摄影经纬仪等测试设备，荣立作业组二等功。现居辽宁省锦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