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闭幕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了新的进展,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行动将更为紧迫。我国作为对全球环境事务负责任的大国,在积极促进哥本哈根大会成功的同时,也公布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的目标,这也标志我国国内实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统筹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选择
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决定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比发达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主要是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能源消费和相应二氧化碳排放必然有合理增长。我国人口多,经济总量大,当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与美国相当,均占全世界排放量的20%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之一。就人均排放而言,1990年我国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2000年为60%,当前已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趋势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能源需求和相应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趋势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的目标之间形成尖锐矛盾,根本出路即在于加强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发展的道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
发达国家的人口只有全球的20%,却以全球60%以上的资源消费、80%左右的累积二氧化碳排放为支撑完成了现代化建设。我国13亿人口大国要实现现代化,已不具备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必须探索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现代化道路,通过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和产出效益,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实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最终目标,将极大压缩未来全球的碳排放空间,全球有限的大气容量资源已被发达国家历史上、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高人均排放所严重挤占,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排放空间已严重不足,这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也将带来新的制约。我国已不能沿袭发达国家走以高能耗和高碳排放为支撑的发展道路,必须探索新型的低碳发展之路。在中近期内大幅度提高能源效益,提高单位碳排放产生的经济效益,长期要控制甚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实现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是以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开发为基础,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与我国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致的。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受到国内能源资源保障和区域环境容量的制约,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发展道路,既是应对气候变化、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核心对策,也是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两者具有协同效应。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正在改变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加大对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投入,也成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实现绿色复苏的关键着力点。我们要顺应世界经济、技术变革的潮流,抓住机遇,促进先进能源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大幅度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任务和关键对策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内涵与发达国家有着本质性差别。我国强调发展过程和途径,通过低碳能源技术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减缓由于经济快速增长新增能源需求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长,以相对较低的碳排放水平,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2/3来自消费领域,而我国70%以上来自生产领域。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引导和控制发展排放,而发达国家是减少消费排放。对我国而言,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低碳是实现发展的途径和手段,也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标志。
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是指当年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反映了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反过来即代表了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是我国中近期内发展低碳经济、减缓碳排放的核心任务。在全球保护气候的长期目标下,碳排放空间将成为比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其他自然资源更为紧缺的生产要素。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的关系的根本途径在于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也就是大幅度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到2050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将达到目前的4—5倍,而二氧化碳排放却需减少50%左右,如果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则需要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下降80%—90%。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反映了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成效。
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仍然较高,但下降的速度很快,从 1990 年到2005 年下降了47%。但2005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仍约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倍,这与我国的国情与发展阶段的特征密切相关。
主要原因有:第一,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约为50%,第三产业比重仅为40%;第二,制造业产品的增加值率低;第三,我国能源转换和利用技术效率较低;第四,我国能源消费品种构成的高排放特征突出。
在上述导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碳强度高于发达国家的诸因素中,技术上的差距远小于体现发展阶段特征的结构性因素。因此,这既表明我国在提高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方面具有较大潜力,也表明我国在国内生产总值碳强度指标方面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需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懈努力。这与我国缩小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是一样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何建坤 1945年生,河北安平人。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现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战略、能源系统工程。作为主要负责人承担多项国家科技攻关及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曾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转自 光明日报 2010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