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迎接清华大学建校百周年

○任扶善（1938社会）

时光易逝，岁月不居，清华大学百年华诞转眼就要到了。作为1938级的老校友，我感到无比振奋，非常荣幸！

我是1934年考入清华的，在社会学系读了3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随校辗转南迁，先到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后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大分校。1938年夏，以清华大学十级和西南联大首届毕业生的名义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

毕业之后，我先在重庆国民政府当了5年多统计官员。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当了5年多研究秘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我来到北京，先后在辅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劳动学院和北京经济学院，当了40多年高校教师，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和劳动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8年退休。

回顾毕业七十多年来，我之所以能经受住时代巨浪的冲击和社会剧变的考验，从一个旧社会的公务员变成一个新社会的大学教授，并且在劳动学科上作出一定的贡献，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除了解放后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培育之外，最主要的是母校清华给我的教导和影响。

首先，我的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都是在清华社会学系打下基础的。吴景超教授严肃的治学态度、李景汉教授深入的调查方法，对于我后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陈达教授渊博的劳动问题知识，对于我长期坚持自己的专业方向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我的初次就业和工作变动都是通过清华老师和同学的介绍实现的。我毕业后到重庆国民政府工作，是由吴景超教授推荐的。1944年到国际劳工局任职，是由清华1924级程海峰学长延聘的。1949年到北京辅仁大学任教是由清华社会学系苏汝江和史国衡两位教授介绍的。而且在长期工作过程中，我经常得到清华老师和同学的指导和帮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是在“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培育下成熟起来的。在长期的工作中，尤其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清华精神总会鼓励我振作起来努力工作，奋发上进。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混乱的“文革”时期，“自强不息”都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度过难关。

由此可见，在过去七十多年中，母校清华对我的影响是极其重要、极其深远的。饮水思源，在迎接清华大学百年华诞、回顾自己工作历程之际，我要向母校表示深切的感激之情，并致以热烈的祝贺。

母校清华，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和曲折，如抗战时期的迁校合并，解放初期的院系调整，“文革”期间的停课内乱等。但是总的说来，学校的发展是迅速而顺利的。特别是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清华大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对各种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学校恢复和增设了许多院系，成为一所具有工、理、文、法、医、管理、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院系激增的同时，教师队伍迅速扩大，学生人数急剧增多，科研设施大量增加，建筑面积逐年扩展，继续教育广泛展开，国际交流日趋频繁。总之，今天的清华大学已经是一所超大规模、综合性、研究型的高等学府，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高度评价，获得国家和各部门的多种奖励。

除了学校本身的飞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她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一百年中，母校清华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专门人才，其中有的成为各种学科的专家学者，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面对母校清华百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我心中感到万分欣慰，无比自豪。我衷心祝愿，在未来的岁月里，母校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发扬清华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管理水平，培养出更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早日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世界的科技进步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2010年6月6日于北京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退休教授，现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