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董维先（1955动力）

1996年在我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经参加与朱鎔基总理座谈，为经济性轿车遭遇地方主义的排挤而面对面地向朱总理提建议。

朱总理每年都要到全国政协委员驻地与经济界委员座谈，听取意见。1996年3月4日下午他再次来到经济组参加座谈。当天上午就听说朱总理要来座谈，我马上跟组长打招呼，要求发言。他告诉我，可以自由发言，没有发言的事先安排。为了使我的发言能够引起朱总理的重视，我决心争取第一个发言。下午大家早早就来到会场，我来的更早，坐在前排静静地等候。那天记者来的特别多，早早就架起了摄象机。到规定开会时间，朱总理准时来到会场，他先绕场一周与每一位委员—一握手。坐下后朱总理马上就请大家发言，这时候全场鸦雀无声，空气似乎凝固起来，我趁这个空隙立刻举手要求发言，此时全场的摄象机、照相机的镜头一下于都对准了我，全场的目光都注视着我。我抖擞精神定定神马上侃侃讲起来，我看见朱总理的目光凝视着我，有时还低下头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

在八五期间，天津汽车工业曾经被国家定点为微型汽车的生产基地，生产销售形势一直旺盛，但是由于某些省市的地方保护和某些部门受局部利益驱使，采取了有悖于国家发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影响了汽车工业的发展。于是我在开会前就写出了《汽车的具体管理政策要与国家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协调一致》的提案。反映“在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并不是每个故省市、部门都这样做的，有的省市、部门竞唱了反调”。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朱总理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想到朱总理可能会提出反问我“告状”的根据，所以我事先还准备了有关省市下发的地方保护政策的红头文件，以便朱总理问到时，不至于措手不及。

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提出“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但国家的某部部长却到处宣扬“限制私人小汽车”的主张。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明确提出，经济型轿车是汽车工业的发展重点之一。但上海却于当年出台了出租汽车更新标准，提出出租汽车的发动机排量必须大于1.6升；而且还必须是三厢式轿车。这等于把经济型国产轿车排挤出上海市场之外。无独有偶，北京在当年出台了削减交通流量的新措施：三环以内的道路对吉普车、旅行车、轻型小客车、微型小客车（排量不足1升者）按单双日实行单双号限行。这实际上90％以上被削减的汽车都是国产经济型汽车，有违国家发展经济型轿车的产业政策。我的发言还反映国家某部门，把“有意识地使停车泊位供应不足，限制发展小轿车”当作一种管理方针政策来执行，有违《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关于支持停车场建设的规定。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朱总理开始发言。记者们的摄象机照得会场亮如白昼，许多委员都打开了自己带的摄象机或录音机，我也把带来的录音机打开。朱总理首先说，在座的许多委员是他的老领导、老同事，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委员他都叫得出名字。大家听到后感到十分亲切，马上缩短了领导与政协委员们的距离。他说，“刚才同志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作为一个政府的代表，应当很好地、认真地研究大家的意见。这些意见提得很好、很中肯、很宝贵，也反映了很多真实的情况。”朱总理还针对我提出的，由于某些省市采取了行政干预手段，干扰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落实的情况，他说：“刚才董维先同志提出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问题，从你的发言中我有个体会，实现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还是采用经济办法、经济手段，少进行行政干预。中央所提出的加强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经济办法，如不采用经济办法，也不会取得这样的效果。行政干预过多，容易成为瞎指挥。”

由于我的提案抓住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社会生活的一个热点和企业的难点，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和广泛报道，在当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问我就曾接待了37批记者的采访，包括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华工商时报、市场报、汽车报、中国建设报、中国市场经济报、嘹望、中华英才等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之声广播电台，还有国外的日本经济新闻和境外的香港大公报、星岛日报的记者，他们纷至沓来，相继采访。高潮时，同时有几家媒体来采访，只得召开个“记者招待会”。有时已经晚上十一点了，还有记者来采访，我也只得接待。令我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有些北京市民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的驻地，竟跑到宾馆来访问我，对我的提案表示支持。也有的市民竟把电话打到我的房间，表示支持，使我非常感动。当时《经济日报》记者就曾经以《董维先成了“采访专业户”》为题作了报道。

早在当年全国政协召开前，《经济日报》记者就曾来到我家采访，问我在今年全国政协准备提出什么提案。我就按照事先准备好并打印出来的提案，跟他详细讲了我对“如何落实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意见，他认为十分重要。我在与朱总理座谈时发表了这些意见。次日，《经济日报》这位记者就首先以《汽车产业政策究竟如何落实》为题，在头版头条醒目地发表了我的提案。《中国经济时报》以《汽车“闯入”两会》为题发表文章说，“在今年的两会召开之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预料到，汽车问题会‘闯入’两会，成为代表、委员们一个不大不小的热门话题。”我的提案引起了社会的关心，成为全国政协中议论的热点。《中国市场经济报》于3月13日就“国家产业政策与地方管理政策‘撞车’”为题，发表了专题采访，采访了包括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机械部汽车工业司司长、内贸部机电设备流通司司长、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以及一些全国政协委员。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意见。《人民政协报》的《百姓热线》栏，“北京市部分市民来信反映，对北京市实行的部分机动车限制行驶办法不妥”。《工商时报》3月6日发表了《交通限制有悖于产业政策——部分代表委员对小排量汽车受限制提出异议》，报道了群众对我的提案的支持。该报两会特别栏目“晓东热线”中介绍了关注两会的群众对北京限制部分经济型小汽车出行的看法。中央电视台和天津电视台也报道了对我的专题采访。连香港《大公报》、《星岛日报》也报道了我的发言。原来采访过我的《经济日报》的记者再一次到经济组会场进行了追踪采访，他广泛访问了许多全国政协委员，还向我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您是搞夏利的，如果有人认为您这样做是为夏利争，您怎么办？”。第二天《经济日报》又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我的回答：“我的意见触及京沪的同业同行，可能与有些人的意见相异，但国家的产业政策不落实，损失最大的是国家，还有老百姓。假如别人换了我，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提出问题来！”该记者还提到他的采访意图，他说，我的提案“观点鲜明、意见尖锐，涉及京沪己出台的汽车业管理规定以及城市建设主管部门，记者希望能听到不同意见和反映。他接着说：“在追踪采访的政协经济组，委员们表示赞成董维先意见的占了全数”，“会场上，经济界17位委员联名在我的提案上签名，其中有曾经担任部长等要职的宫员，有汽车行业的元老和大企业家，还有理论界的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我的提案还波及到全国人大代表，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继董维先的提案在委员中得到大量支持后，昨日，人大代表、来自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高级工程师庄毅，提出了建议取消汽车分单双号行驶的规定，又得到了北京代表团30多位代表的签名支持。”这位记者特别写到“记者在庄毅建议的签名支持者中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锡铭以及万嗣键、严承余等北京市有关官员的名字”。

“两会”后我一直关注国家的反应。后来我听说，我的提案曾经惊动了四位副总理，其中朱总理还作了亲笔批示，说某些省市执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是“无知、无法、无天（指中央）”。再后来，从北京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部门那里不断传来消息，说中央有关部门正在起草一个关于取消汽车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文件。果不其然，当年8月份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字36号文件发出了《取消地方限制经济型轿车使用》的通知，为我的提案作了最圆满的答复。

在我的提案中，我提出：“在发达国家主要采取高税收政策来限制大排量、高油耗的豪华汽车；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对进口汽车进行限制，以扶植民族汽车工业。只有我国这个还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却采取行政措施限制国家要重点发展的、自己生产的经济型轿车。”而《国办通知》则明确提出要求：“各地己制定出台的限制经济型轿车使用的措施和对民用汽车保有量及使用实行总量控制的规定要一律取消”。

在我的提案中提出：“发展出租汽车业。其初衷是为了充分满足人们出行的需要。而人们的消费层次是多样化的，坐什么车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条件而选择的结果。为保护地方利益用行政手段限制发展经济型轿车既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国办通知》则明确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原则上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经营者对经国家允许生产销售的营运车辆的选择”。

我在提案中专门提出了停车场建设问题，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扭转停车场建设滞后的局面。《国办通知》则明确提出：“各城市要抓紧制定城市交通规划，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城市路网、停车场、公共交通以及交通管理设施建设”。

回忆当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与朱总理座谈时的发言，使我感到十分欣慰，觉得我尽到了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的职责，做到了“参政参在点子上，议政议在关键处”。

转自 天津市政协之友联谊会 2009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