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对清华解放前后的一些回忆

2011-07-27 |

(1951化工)

我是1946年夏天在重庆中央大学附中毕业的,时年16岁。毕业那一年正好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全国高校入学考试年,我从重庆复员回到老家江苏参加考试。这次考试,是竞争很激烈的,因为包括全国各个地方,不管是在日本人控制区,还是在蒋介石政府控制的地方,全国高校都在这个夏天进行考试。当时我还有些紧张,考了不少个学校。那时的学校都自行招生,我也考取了好几个不同地区的学校,最后决定念上海交通大学。一个原因是当时上海交大的工科在全国是很有名的,有个学生中的说法是南方进上海交大,北方进清华,学工科最好,我当时还怀抱着一种“工业救国”的思想进大学学习,所以愿意在清华或者是交大里面选一个;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家在苏南,离上海比较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不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议》,全面地发动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交通非常困难,由江浙一带到华北去只能坐海船,经天津转乘火车,家里面也希望我就近入学比较放心。

滕藤学长

这一年,国民党反动统治越来越失去人心,特别是城市里面的学生运动高涨,开辟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个时候我正好在交大这个上海学生运动的中枢念书,就是从1946年底的抗暴反美扶日到1947年著名的“5•20”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我积极参加了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应该说是彻底失望了。在交大念了一年以后,为什么要决定重新投考清华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已经有了政治上的进步要求,在学生运动中也受到了一些锻炼,更加向往清华这个被称为小解放区的学生运动“堡垒”。第二个,也是由于家庭经济问题,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所谓的公教人员,我家也没有其他的收入,在40年代后期蒋管区的经济非常混乱,通货膨胀十分厉害,依靠这点工薪供我读大学、妹妹上中学,家庭的经济压力太大,所以我就跟家里商量好了,如果我能考上清华的奖学金,就转学北上。因为我在交大受了一年比较严格的数理化基础课程训练,就比较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奖学金。那一年从交大转清华的一共有18个人,大部分是由于向往清华的学生运动氛围,如何祚庥,王金凤(蒋励君)等。

到了清华以后,一方面因为清华的各种学生社团比较多,活动比较多样,很吸引进步学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在交大毕竟读过一年级的工科课程,因而学得很轻松,不花什么力气,考试成绩就不太差,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积极参加了多种进步学生活动。

首先,我喜欢唱歌,小学的时候就参加过童声合唱团,唱抗日歌曲,而“清华大家唱”是一个活跃的进步音乐活动团体,我很快就参加了“大家唱”。再就是,我喜欢读书,喜欢文学,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的小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对我影响很大。我深受“民粹派”思想的影响,总觉得应该为穷苦的老百姓做一点事情,这样我就参加了“识字班”,到清华附近的保福寺农村里,教那些上不起学或者失学的孩子念小学的课程,在这些活动中接触了中国社会实际,接触了进步的同学和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得到了一些锻炼和帮助。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参加了“戈壁草”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是以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和了解解放区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为主要内容的小团体,像当时有两本很著名的书《方生未死之间》和《冀东行》,读后增加了对解放区情况的了解,同时也学习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像《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籍《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著)等等。这个读书会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同学作为骨干组成的,目的就是通过学习来培养一批学生运动的骨干,培养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我当时的思想应该说是比较杂乱的,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看书,最喜欢中国的传统哲学。高中时读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我十分欣赏,特别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我非常向往。所以读了一些中国古典哲学的书,我特别喜欢那些文艺水平比较高的著作,像《孟子》、《庄子》、《韩非子》等我都下了一点功夫去学习。我的思想,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法家的、道家的影响,特别是古代优秀知识分子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对我影响是比较深的。

此外,来清华前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但对西方民主主义的著作则很感兴趣,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科学思想,还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对我有一些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广为传播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让我备加向往。尽管当时我年龄比较小,到清华时才17岁,向老大哥们学习时,经常提出很多问题跟他们辩论,那些同志都很耐心地给我帮助。杨坤泉和张天泰两位同学对我思想理论上的帮助是很大的,他们非常耐心地帮我分析我的观点为什么不对,为什么应该学习马列主义,为什么应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这段时期学生运动非常蓬勃,我一般也是积极参加的,而且往往是站在最激烈、最左的一边。这时王浒和李崇桂两位同学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给我以引导,使我在学生运动中间得到政治上的锻炼,并提高了组织觉悟。

1948年4月,经过李崇桂介绍,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吸收我参加了组织,并先后担任了物理系一个民青小组的组长。到了1948年秋天9月份开学后,“民主青年同盟”领导我、负责联系我工作的谢启民同学问我,你是不是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认真考虑,我表示希望能够参加党的组织,甚至放弃学业做一个职业革命者。他说会给你向上反映,但是很快谢启民同学就到解放区去了。此后,民青组织换来联系我的正好是我同班同学骆正瑜。过不多久,他就跟我说组织上已经批准我的入党要求,我在骆正瑜的安排下宣誓,入党以后的第一任党小组长是艾知生同志。因为地下党是单线联系,一般都是两三个人组成党小组,其他的人不允许横向联系,所以我入党后的第一个党小组是艾知生、骆正瑜和我三人。到了10 月底,我很想到解放区去受一点锻炼和训练,当时组织上也曾经考虑过,同意并由组织上安排让我和何祚庥一起去解放区。我也做了各种准备,身份证什么都弄好了,但突然得到北平市委的通知,说形势发展很快,可能北平不久会解放,那些还不是很暴露的地下党员就留下不要去解放区了,在北平迎接解放。此时,我已由组织上安排,离开社团活动回到化工系,负责我们班和我们系1948届的新生中“民青”支部工作,并在化工系组织读书会,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带动全班同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游行示威时担任宣传和保卫。此外我还曾按照组织上的布置,到学运中相对滞后的北京朝阳学院等校去发动和组织学生参加学运。

总之,在来清华后我积极参加学运,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清理各种错误思想的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工作,担当起组织上交给我的各种任务。

平津战役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到了1948年的年底,解放军把清华和燕京这一地区提前解放了,我们比北平城内要早解放40天。那时解放军驻扎在红山口、颐和园一线,城里还是蒋介石军队控制着,清华、燕京是一个真空地带。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项重任是负责组织清华大学的治安保卫委员会,也叫巡防委员会,来维持清华的治安工作,另一个负责人是林宗棠同志。在40天时间里,我们把同学组织起来,昼夜在学校巡逻,并保卫学校的重要部门:系馆和宿舍。当时我所在的化工系二年级这个班的同学中地下党员和“民青”人数较多,比例较高,进步力量比较强。就把我们班的同学调到了女生宿舍静斋里面的食堂住下,负责保卫静斋的安全。其他各班的学生,有的负责系馆的保卫,有的负责要害部门的安全,这个工作干了40天,总算完成了任务。

在这40天里还有一个对我来说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当时颐和园和青龙桥这一带已经解放了,北平市委、地下党组织了两次活动,一次是把地下党员骨干集中起来,在颐和园小学培训了三天,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入城的有关政策。第二次范围更大一点,就是清华、燕京、西郊这一带的党员集中在清华农学院,就在颐和园的对面,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彭真同志来给我们作了一次演讲。荣高棠同志是当时负责学生运动的领导,也在这两次活动里面给我们作了讲话。听了之后,觉得他们水平很高,讲的形势非常透彻,政策也讲得很清楚。地下党员都是分散的,过去各自都是单线联系,互相之间不能横向交流。尽管我们班上从表现看,有几个人可能是党员,但是不允许横向联系,这次终于横向沟通了,因而印象非常深刻。

解放初期,地下党曾经在北京大学四院,就是现在新文化街那儿,开了一个全北平市的地下党员大会,那整个楼上下,整个大礼堂有千把人吧,大家在一起相聚,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北平市解放以后,一面组织同学们学习了形势政策,一面就派我们到城里来进行宣传。我当时是负责朝阳区(那个时候叫三区)的宣传工作,重点是到各个中学对师生进行宣传和教育。经过这段工作我觉得自己也受到比较全面的锻炼。到了1949年暑假,全市又组织了学校党员的“党训班”,把党员集中起来培训,但是这一次没有让我去参加培训,而把我调到了北京市总工会,做工人的文教工作,宣传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等,我负责城区内的工厂如兵工厂、被服厂、电车公司、印刷厂等,还有环卫工人。在这段时间跟工人有比较多的接触,特别是当时我跟两个厂的关系比较好,一个是电车公司,一个是白纸坊的印刷厂,即今人民印刷厂。在这些厂里面有工人地下党,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效果就比较好。我以为当时可能要调到北京市工会工作了,但是到了下一个学期暑假开学以后,市委规定,所有学理工的学生还是回到大学念书,因为解放了我们管理工业、建设需要学理工的人才,学习文法的就留下来在各个岗位做市政建设工作了。这样我又回到了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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