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1959年秋天考入清华建筑系时还未满18岁。一走进清华园，蒋南翔校长提出的口号“锻炼身体，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就闯入眼帘，十分令人振奋。当时掐指一算，到我们1965年毕业时是24岁，健康工作到74岁，这个目标多么远大啊！我爷爷是这个岁数去世的，当时算高寿了，我还要能为祖国健康工作，真有些不敢想象。

如今我已年届76，昨天还跑到离家将近30公里外的北京东郊讲了4小时课，给准备参加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年轻人作考前辅导。前几年除了在北京，还应邀到全国各地，包括台湾讲课。有的课连讲两天，忙起来乘飞机“转场”，从甲地到乙地一场接着一场讲，就跟明星走穴似的。这比退休前在学校每周八学时讲建筑设计课紧张得多。可以说蒋校长的号召在我身上已经实现了。和我一起在注册建筑师考试辅导班讲课的还有比我老的清华学长，两位是建筑系1962届的姜中光和耿长孚，还有一位更老的是清华土木1958届的孙惠镐。这就是清华体育成果的实效或者说是实证。

马约翰先生在指导建五班的运动员们（中立者是我和赵春生）

我出生在民国时期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家庭与环境影响，自幼喜欢体育运动，喜欢跑跑跳跳。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幸在重视体育的学校就读。高中时的跳远成绩曾创17岁以下少年组南京市记录。只是高考前的寒假得了一场重病，手术后住院40天，体质大受影响。

刚进清华时，遵照父母和医生嘱咐，不敢参加激烈运动。新生运动会勉强报名参加跳远比赛，只拿了个第二名。记得当时在沙坑旁跳组老队员李昇凡学长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清华田径队，被我以健康原因婉言谢绝了。进校后不久全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学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出“量入为出”原则，体育运动也不能大搞了。不过即使粮食定量供应，马约翰老先生还在向全校师生呼吁：“要动啊！”学生课外体育活动从未停止过，每年定期的校运会也从未间断，我总被系里推选参加校运会的跳远比赛，而且总能拿到名次。

我1964年正式成为清华代表队跳组的一员

到了1964年秋季，清华代表队跳组的陆大传、黄奋新等老将毕业离校了，跳远项目人才青黄不接，这才把我招进来参加北郊高校运动会跳远比赛，结果拿了个第三名。第一名是胡方纲，第二名是北师大体育系的学生。从那以后我才成为清华跳组的正式一员，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在陈兆康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比较正规的训练。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的跳远成绩就提高了将近1米，超过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这得归功于科学的训练。

我在1965年课余训练时跳远过了7米大关

大学生运动员的训练不可能搞“大运动量”，而要靠动脑。我那时就从体育杂志上学习美国跳远名将的训练和比赛经验，特别是助跑和起跳的技术要领，自己捉摸出一套独特技巧，成绩很快就上去了。还记得1965年毕业前夕，我和胡方纲一道代表北京市参加有国家队和八一队运动员出场的“中阿（尔巴尼亚）田径对抗赛暨第二届全运会选拔”的跳远项目比赛，赛场上巧遇两位中学同学，一位是国家田径队主练三级跳的，另一位是八一田径队主练撑杆跳的，跳远是他们的副项，比赛结果他们的跳远成绩都不如我。那次比赛我以预赛成绩7.04米，和胡方纲一同进入决赛，而阿尔巴尼亚国家记录保持者预赛成绩不佳，本来没资格参加决赛，为照顾国际关系，7人参加决赛。结果决赛三跳我因体力不支（带着感冒参赛），成绩没有上去，得了个第七名。那次比赛结果，国家队的黄智梧以7.49米打破全国纪录，胡方纲第五名7.06米，阿国选手第六7.05米，我第七。

跳组1965届毕业同学与崔鸿超先生合影。左起王景慧、张思浩、赵春生、褚洁英、胡方纲（研究生）、崔鸿超。

毕业离校后我到南京工学院读研，曾经信心满满地要去打破南京市、江苏省的跳远记录，甚至希望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再创跳远佳绩。结果到南工后第一年参加“四清”和劳动，接着就是“文革”。从此离开田径场。

今年是我们六五届毕业52年，清华跳组建队自1952年算起则有65年了。回首往事不免感慨。随笔记述，以作存念，并与老友们共享。

201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