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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悫（1957无线电）

老承走了。听到噩耗，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却也仍感惊诧意外。

最后诀别

我同他最后见面，是1月13日（腊月二十）在校医院，他体虚消瘦，独自一人，说已找过大夫，要回去，扶着走廊墙上的扶手把，艰难地慢慢走着。我要帮他，劝他找个车送回去，他坚持不让管，不愿麻烦旁人。我目送他慢慢走去，没想到这竟是诀别。

“文革”前老承在团委时，我们就曾有过工作联系。1969年下放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他多次在休假日到一连来找李健和我闲聊，天南海北，讨论时事。印象中他很健谈，记性不错。1986年他到校友总会工作，从此我们同事十五年。

1999年校友联络处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起：承宪康、张彦明、郭玉倩、黄文辉；前排右起：钱锡康、郭锋、刘敏文、周家悫。

他生前几次半开玩笑地向我和老伴说，到我家来吃饭，吃馄饨。他身患重病之后，又独身一人，无人照料，格外令人挂念。今年快过年时，我老伴说：给老承包点馄饨吧，我们一块儿过年。我就写了一张新年卡，衷心祝愿他龙年平安，连同馄饨，拜托校友通讯编辑部的郭春玲同志送去了。为此他给我家打电话，声音低弱，向我老伴表示谢意，说他现在只能卧床了。

这就是过年前我与他的最后交往。此前在1月6日，老友孙殷望遇见我时，说担心老承过不了年了，我当时一怔，总觉得还不至于吧！？

绝笔文稿

我同老承最后一次工作接触，是2011年4月27日，百年校庆日之后三天，他打来电话说写了一篇祝贺杨绛先生百岁大寿的文章（已登《清华校友通讯》2011年12月复64辑，题目《仁者寿》），送我看看。这篇文稿主要是回忆十年之前杨绛先生九十大寿时，来清华小住避寿的前前后后，描述过程十分具体生动，就像是记录昨天刚发生的事情一样。这在一般回忆文稿中是不多见的，而在老承手笔中却是不少的（没有读过此文的朋友，不妨一读，必有同感）。他在重病期间，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体现了他一贯的敬业精神，病中依旧想着工作，想着校友，忍受病痛，花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同时也反映他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很好；更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信息库”。我曾见过他记下的个人工作笔记，有几大厚本，内容从工作活动，接待校友，到来往信件等等，不只是记日期标题，而且摘录具体内容，或者保存来文原件，多年以来，坚持不懈。因而他提供的史料、人名、年代、地点、数字等等，都有根有据，精准可信。他在《清华校友通讯》审稿过程中，纠正过不少这一类的差错。这种良好的工作习惯，严谨细致的踏实作风，是一个工作干部十分难得的优秀素质，非常值得学习。

功在千秋

老承在校友总会十多年间，做了不少基本建设性工作，建立了历史性的功绩。

例如，1991年校庆八十周年，学校决定发动校友们捐款集资，重建在“文革”中被毁的二校门，由老承和相关部门一起组织落实。他发挥校友会的作用，比较广泛、深入地组织发动校友，因而重建过程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全国上海、天津、南京和贵阳、西安、兰州等26个省市校友会联名发出赞助倡议，广大校友热烈响应。许多生活简朴清苦，甚至卧病在床的校友，也执意捐款表达自己热爱母校的心意。一位从事爆破拆除工程的校友，热情来信，愿为重建二校门清理场地无偿服务，最终共计5118位校友和21个校友组织，捐款人民币8.7万余元，美金2260元，港币670元，工程收支有余。重建二校门，本来也是可以有行政拨款的，但是发动校友们捐款集资，使二校门这座清华传统的纪念碑，赋予了新的历史、文化意韵。校友们以实际行动，生动深刻地批判了“文革”和极左思潮，更加激励了师生校友们热爱母校、热爱清华园的凝聚力。今天仰望二校门，会增添一层新的思绪，就是使人想起当年老承和校内外校友、师生员工们一起，为重建这座经典建筑而付出的辛勤努力。

又如，由老承具体承办，1991年11月，清华校友总会，清华校友基金会经国家民政部核准，民政部长崔乃夫签署，进行了社会团体登记，成为联络清华校友的全国性合法团体。1995年1月，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清华校友通讯》为正式期刊，并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核准登记，颁发了国际、国内发行刊号。所有这些，在清华校友会（同学会）成立至今近百年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全国高校校友会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为清华校友联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清华校友会恢复活动，三十年来，已经从一个可有可无的社团单位发展成为一支生机勃勃、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承宪康在清华校友总会的历史上，写下了多彩的一页，他将永远活在校友们的心中。

2012年2月20日